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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父亲,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八日也就是爸爸节,叙说一番话。可是,这多半是小孩子的事,像我这样一个景迫桑榆的老年人,竟学小孩子娇声憨气的口吻谈爸爸,未免太滑稽。不过迫于记者先生的雅意,一定要我写几句,就写一篇来应应景吧。
  我和父亲虽属父女,承欢膝下时间并不算长。当我幼小时,父亲和诸叔同住祖父县署中,他们都在外面或读书,或各干各的工作,必到深夜始回女眷所居所谓“上房”者,那时我们小孩早已被大人赶上床深入黑甜乡了。翌日,我们起身,父亲又早已外出,一年中难得见父亲一两次面。所以我小时父亲所留于我脑中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父亲是面孔圆圆,身体胖胖,颇为壮硕的一个人。他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色,别说提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我们只觉得父亲威严可畏,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便藏躲起来。
  及我稍懂人事,祖父替父亲捐了一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他把我母亲和二哥三弟接去,留大哥大姊和我于祖父母身边,一别便是五年。这五年里,祖父在外边为诸叔及大哥设立家塾,延师课读,祖母也在上房设塾一间,请一位名虽县署幕僚、实吃闲饭的老族祖、来教大姊三妹和我。读仅年余,族祖以老病辞去,祖母又叫一位表叔教我和三妹,因每日走读于外边,大姊便失去了读书的权利。
  父亲自山东回来,闲住祖父县署约一年,对我始渐加注意。他见我受私塾教育不及二年,居然能读聊斋志异和当时风行的林译小说,并且能胡诌一些五七绝诗,大为惊异,想加意培植。他每日拨出一二点钟的光阴,亲教大姊和我的书。古文用的是《古文观止》,诗歌用的《唐诗三百首》,后又加《古诗源》。他见我好读林译,凡有林译出版,便买了给我。记得《红礁画桨录》、《橡湖仙影》、《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英雄记》都是那时读的。他见我好画,又买了若干珂罗版的名家山水,后来还买了一部吴友如的画谱。他对我益处最大的是,给我买了一部附有注解的小仓山房诗集。以后他又替我买了《杜诗镜诠》以及唐宋各名家诗集,我之为诗乃渐有进境。
  父亲教我姊妹为期也短,为的是他要出门求官,后来又在外做事,赚钱赡家。在家里和我们团聚日子少。父亲在前清也算有个起码的功名,就是进学做了秀才。以后想再上进,屡下秋闱,举人总没他的份。不久清廷废科举,再也莫想图什么正途出身了,想做官,只有出于纳捐的一途。父亲的资质原很聪明,无奈幼时所从村塾师学问太浅陋,教书每多讹音也多别字。父亲常说他曾见别塾一位老师教学生念苏东坡《赤壁赋》,把“水波不兴”,念作“水波不与”,“俛而笑”,念作“免而笑”,可见《镜花缘》唐敖等三人到白民国,见一塾师把“幼我幼,以及人之幼”,念作“切我切,以及人之切”;“求之与,抑与之与?”念作“永之兴,柳兴之兴。”并非完全笑话。他所从塾师虽尚不至此,也高明不多少。那些村塾老师也算秀才出身,竟这样的不通,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父亲后来自己苦学,我记得他从山东回来后,在祖父县署里收拾一间书房,每日限定自己点《资治通鉴》多少页,读《皇朝经世文编》多少页,写大字数张,小楷一张。他得意地说:“《资治通鉴》这部卷帙繁浩的大书,听说从来没有人能读个通编,我几年前便点起,便算已通盘点过。”父亲并非博学鸿懦,只写得一笔简练周密的公文文字。不能吟诗,也不擅为文,对中国文字却富于欣赏力。所惜者幼时为村塾塾师所误,若干字常读讹音。字典上注不出同音字,每用反切,他反了又反,切了又切,总定不出一个准确的声音来。我从前跟那位老族祖认字,认了些别字,现从父亲读书,又学了许多讹音,儿童纯洁的脑筋有如一幅白纸,著了污点再也拂拭不去。我后来教书,拥青毡五十年,误人子弟实也不少。这固由于自己读书未遇明师,在文字学上又未受严格的训练;但我国文字实也难学,音读变化之多,不可诘究,并且大都无理由可说。每个字都须师授或凭硬记,这种文字还有人说“最科学”,岂不侮辱科学二字?
  我父亲还有一端短处,就是口舌太笨拙,学习语言的能力差,他一辈子在官场上混,连蓝青官话都学不会,满口浓厚的乡音。这当是由于我祖母的遗传。我祖母在江浙一带做了二十多年的县长太太,依然满口太平县乡间土话。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也甚低,这双重的遗传定律真可怕!
  父亲在山东候补虽未得署实缺,差委倒始终不断。后来那个对他颇垂青睐的上宪改调,他才回家。回来后坚持要远征云南,一则认云南是个偏远省分,官场竞争少;二则云南巡抚——或云贵总督,记不清——李经羲是安徽人,以为或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挈,谁知去未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仓皇遁归。民国成立,他已无法做官,靠北平同宗的支援,做个公务员,所署多为卡,所入也颇不恶,可是大家庭吃重的负担又开始压到他的肩上。
  我祖父生有七个儿子,除六叔尚在读书,庶出的七叔在安庆奉母另住外,其余均已成家并有子女,一家共有二十多口,加各房佣人和长短工共有三十多。都住在太平乡下祖宅里。二叔在外谋了一差,以儿女众多,家累烦重,接济大家庭也不过象征性。我父亲身为长子,自祖父去世,他必须独力挑担起这个家。想推辞也推辞不了。因诸叔动辄以祖父当年替他捐那个道员,花了万把两银子,这个帐非算不可为说。父亲只好按月汇款赡家。事实上,当年二叔就婚山东,祖父责成我父亲出钱办理。女方爱场面,大肆铺张,我父那笔捐官的钱差不多已花掉三分之二了。
  父亲每月汇家的钱,并不算多,各房又任意滥费,也亏得那时当家的我母亲,调度有方,宁可她自己一房极力节省,省出几文,总叫各房满意。这有限的钱,祖母还要克扣一部分,终日托人在外求田问舍,说为将来几个小儿子打算。人家来报,某处有几亩地,某处有一莲塘,出息均不错,某家有条怀孕的母牛,买下来不日便是两条了。她自己又不能亲自去察看,就凭中人三言两语成交。价款交了,契约也立了,她又认不得字,契上说些什么,一概不知,后来始发现大都受人欺骗。为的是秘密交易,无法声张,只有哑子吃黄连,苦在心里。
  民初几年,军阀混战,都市萧条,农村破产;但民间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这就是我国大家庭的好处。因一家几十口都靠较有力量的一房负责,一混也就混了过去。欧美人讲究独立,以依赖人为大耻,可是他们接受政府失业救济金又视为当然。中国家庭,身为长房或其他义不容辞的负责人独苦。欧美则全国纳税人流血流汗来供养许多好吃懒做的闲人,说起来,二五还不是一十。我说这话并非赞美旧式大家庭,我是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深知其害,不过它在救济失业这一端,倒算替社会尽了不少的义务。我父亲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旧官僚,一生对社会毫无贡献,对维持这个大家庭勋劳却也不少,若如我上文所言,则也有功于社会。
  父亲对儿女,少年时并不知道慈爱,渐入中年,慈爱日深。他见我能诌几首诗,能画几笔画,更另眼相看,常说:“小梅是我家的不栉进士,她似禀有异才,前途不可限量。”于是逢人即夸,竟把我说成道蕴复出,清照第二,这也不过是他老人家“誉儿癖”太强,实际我又何尝能如他所称许之万一?但他虽非常爱我,基于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只自己随便教教,或买书让我自修,从不送我入学校念书,只把几个儿子送去京沪有名学校。我后来得入文风落后的安庆女子师范,还是自己拚了命争来的。
  我曾艳羡前辈女学人像曾宝荪、陈衡哲等早岁便能远游国外,接受高深教育,使我一生自嘲只是个“粗制滥造品”;但这也是各人的运命使然,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父亲在世时,我对他未尝有一日尽孝养之责,他晚年景况甚窘,我以已嫁未知接济,及闻他病逝宜城,始大悲悔而为时已晚,无法补救。今日写这篇短文对他老人家实在疚心无限。若有所谓来生,他老人家对我的慈爱和恩惠,只有来生报答了!

  原载1982年6月6日《中华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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