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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末期生活小记


  以教书匠而兼为写作家的我们,每天生活照例是上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欣赏古今文艺名著;创作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之类。光阴有限,人的精力更有限,即以全部生活运用在这些上,成绩也还没有什么可言的,还禁得上再加那永远闹不完,弄不清的家庭琐务么?然而抗战七年以来,家庭琐务一天天加重起来,我们的正当生活一件件被排挤出去,开头时,编讲义和看参考书束之高阁了,上课只是开开留声机器而已。接着读文艺书没兴趣了,为的缺少新出版的东西到手,或者嫌贵不肯买。但为创作欲所冲动,半年前我还在努力写作,直到最近才放下笔。为的现在我实在没有写作的余暇了。近一二年以来,我们这一阶层的人物早已不敢用女仆了,她们一人的工资和伙食,要占据我们每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偷摸和故意糟蹋你的物资,尚不计算在内;淘气、闹别扭、和在外宣传你的刻薄和吝啬,那些所加于你精神上的损失,也不计算在内。教授太太井臼躬操,久已成为常事。我幸有家姊与我同住,炊爨洗浆之事,由她代劳,其他种种家庭琐务,如采办、修缮等等则归我负责。柴米池盐的价格,隔几天便上涨一倍,大量收买囤积,固不失为良好办法,但教书匠只有那点薄俸,又非到期不能领来,趸买物资,当然不可能,过了几天,便须尽一次“跑街”的职务,几两盐要走几个盐摊,几掬干豆要拜访几家粮食店,拈斤播两,琐琐论价,然后在店夥极端鄙薄的神色下,大篮小包,汗流气喘地自街市提回家中。我们每天买菜,初上市的与将下市的都不敢买;豌豆、笋子、包心菜、韭黄,那类比较名贵的菜蔬,也从不敢问津。今年夏季,我们整整吃了四个月的豇豆和茄子,现在则每天上桌的无非是胡萝卜和芥菜,我本是“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的俗人,所以经济形况无论如何窘迫,每天午餐还有享受一二片肉的口福,当然不由教书而来,是我别以一种“神通”而致之的。南货店里“海味”虽不多见,“山珍”却确不乏,冬菰、香菌、木耳、金针、云南火腿、下关沱茶,一样盈筐溢篓;腊肉铺当檐挂着一串串腌鸡薰肉,香肠腊鱼;水果店桃李梨橘,涪州的荔枝,沪县的龙眼,红的黄的,青的白的,璀璨满眼,闪耀宝石的光芒;西式糕点铺各色精致糖食如朱古律、咖啡、可可、奶油、各色土司,各色蛋糕,也五光十色引人垂涎,无奈都贴着无形的封条,禁止我们一染食指。记得当年马二先生游西湖,见了许多可口的食物,可是无钱购买,只好买了几个“处片”到茶馆嚼嚼。我不知“处片”果为何物,本地也无处可访,有时到街上观光一转,便买一串凉薯或一斤花生回家泡壶茶与家人共享,倒也吃得很高兴。马二先生若还在人世,恐怕还要羡慕我们。因为“处片”的滋味,照我想来,一定不如凉薯花生的好吧。
  以上所说是食的问题,说到衣,本城绸庄布店多的是。但阴丹士林卖到每尺一百廿元,门面极仄的土布也卖到每尺三四十元,我们想添补衣服也就难了。至于那些哔叽花呢绸罗绫缎之类,何尝不是应有尽有,可是我们不但不敢问价,连在店门伫一伫脚的勇气都没有,为的惧怕那些头发梳得光光,西装穿得笔挺的店员们的眼光。幸而我还没有遭过敌机轰炸之灾,尚保存得几件比较体面的章身之具,又学校发过几次平价布,抗战若能于两年内结束,我的穿衣问题或者不致于怎样恐慌的。说到行,则从前出门几十步之遥,也非坐车不可。于今十几里也能安步以当之。不过脚劲虽已锻炼出来,腕劲仍然缺乏,若买了十公斤以上的米盐之类,便免不了要受车夫的竹杠之敲了,以收入而论,只配我拉他,决不能教他拉我,于今公然高坐车中,扬扬过市,所以虽被他们敲了一点法币去,心里还是怡然自得。
  最后,我要谈谈住的问题。为了某种偶然的幸运,我与同事某某两家合租的一所屋子,倒算宽敞高爽,适于居住。然而这所屋子究竟只是旧式民房,以建筑年代过久,或因本地气候特别潮湿之故,屋子也特别容易败坏,简直是一位工愁善病,喜于撒娇的太太。无论你怎样诚惶诚恐,鞠躬尽瘁地去伺候她,她还是不肯让你好好过几天安静岁月。一场小雨,天花板便漏了几处;过了一个黄梅天,地板便霉烂了一半以上;一阵风过,花格窗掉下一扇来,打碎你桌上一个茶杯,还几乎把你的额头砸破;老鼠在墙角拱了几嘴,墙壁居然塌成一穴,贼伯伯若晚来光顾,只须一钻便进,用不着施行什么“穿窬”手段。地板下的枕木也没一根牢坚的,人在屋里一行动,满屋杯盘碗盏便叮叮当当唱起歌来。还有蜈蚣毒虫什么的,自由从地板缝进进出出,冷不防会咬得你直跳。某同事夫人因为半夜起来赶老鼠,黑暗中在其寝室误踹赤练蛇,被螫一口,脚背肿得冬瓜相似,虽幸未送命,医药费用去将达千元之谱,这不是无妄之灾么?听说蛇和女人的脚跟永远是冤对,这是上帝亲自定下的刑罚,我们当然无话可说,吃了蛇的亏,只有把我们祖太婆夏娃小姐来埋怨一顿,谁教她那么贪嘴,致后代子孙到今还受罪不完呢。我屋里蛇虽不为人害,老鼠借我书斋——兼饭厅和会客室——白昼跑马却比蛇更可厌。到了灯光一熄,当然更是她们的天下来到,成群结队而来,穿柜穴橱,其声万状,记得幼时读柳子厚三言,记永州某家鼠患,有“椸无完衣,室无完器,饮食皆鼠之余”三句,窃疑老鼠不过么麽之物,为害何至于此?文人笔下多喜夸张,也许形容过甚。及到四川,恭领老鼠的大教以后,才想要向子厚先生谢罪。当夜间老鼠闹得厉害时候,你起来把床沿拍拍,吆喝几声,它们不理,跳踉暴啮如故。划一根火柴,想把油灯点亮来看看,左点也不着,右点也不着,原来灯芯已被鼠拖去,油淋浪其满桌矣,只好忍气吞声仍旧睡下,听这一群黑暗之子吱吱高唱它们的凯歌。到冬天它们还要到你被窝来取暖,当你午梦初回,把身子一翻,便听得“扑托”一声,有一物下床而去;或你的手偶尔一伸,会触及毛茸茸的一团。这种可恶小动物,强来与你实行同衾共枕之爱也罢了,有时候,无端把你被头弄湿一滩,或在你枕畔遗下几颗枣核形的东西,那就更弄得你哭笑不得。我知道读者中定有人说四川老鼠之猖狂,虽有大名于天下,但四川难道没有猫么?猫是有的,只是养不起,现在时价:初生两三月的“子猫”三四百元一只,龙钟衰迈,行将挂上树头的“猫公”与“猫婆”也索价一二百元。而“男猫”弱于宝哥哥,“女猫”善病如林妹妹,养不到几个月便会无端死去。本地猫贵,偷猫风气亦最盛,猫儿偶到屋外去逛逛,便会被人捞去。我总算是最勇于养猫的,六七年以来,所蓄之猫大小何止十只以上?死了六七只,走失三四只。现在养一大黑猫每天只咪呜咪呜吵着你要鱼吃,同老鼠像换过兰谱,从来不捉。但我仍然每天一二元钱的小鱼,两碗香饭供养着它,置家姊每日喃喃之怨骂于不顾,一则物稀为贵,此猫亦成为我财产之一,二则我素来爱猫成癖故也。
  老鼠与猫带来跳蚤,而屋子当我们迁入前经军队住过,又留下无数臭虫。天气一暖,便大肆活动起来,我活了四十多岁,尚没有与臭虫作缘,所以不能养成被叮的习惯,常被它们搅扰得失眠通夕。也曾烧过几壶沸水冲过床,也曾发愤用纸条糊贴板壁缝,实行封锁政策,而仅能逞凶氛于一时,不能奏廓清之功于永久。若有一瓶飞脱力药水,则犁庭归穴,聚厥丑类一举而歼旃,岂不人心大快,大快人心。于今只能像对待老鼠一样,惟有叹叹气了事。抗战以来,我们知识分子以生活程度降落太速,不但瞪着眼受商人的气,贩夫走卒也可以揶揄讥笑之,斯文久已扫地,现在又受于老鼠臭虫,束手无策,所谓人类尊严,也澌灭无余了。
  跑街之余,则在家里收拾天穿地漏,塞鼠穴、拆床、安床。隔几天又须通烟囱,修灶头,疏导阴沟,营缮破橱破柜,或接桌腿,续凳脚,一把刮刀是我做水泥匠的工具,一把旧货摊买来的旧锯,一把缺口的劈柴刀,是我做木匠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既不利,工作当然十倍费时而吃力。我觉得匠作之事比写文章究竟容易,若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我相信自己可以制造很多器皿来。我渴望能得到现在为我所无的几样工具,如斧子、凿子、刨子之类,甚至形诸梦寐,然终以价格贵得怕人,无法到手。抗战结束以后,我想要置办全套泥木匠的家伙,独力建造一间小屋以及屋中动用的东西。你若不信我有这样能力,将来就请你到我手建之屋居住几时。那时就可以证实我说的话不是瞎吹了。
  此外,则劈柴、洗碗、洒归房屋、拂拭几桌,吃饭时端饭菜,更是每天例行公事,不必细述。还有水的问题,应在这里补叙一下。我们喝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请人挑,每担三元或四元,包月则价略减。但挑水夫每个月要涨价一次,有时事忙,或存心赖账,则一两天不给你送一勺水来是常事。我们大门口有一眼井,可是井中水各有所主,自天才亮到深夜,都有人在那里汲取。你若提着桶子也想去沾溉一点余沥,则十来双眼睛都向你望着,有人还说:“你们都是‘有’的人,为什么来与我们这些‘乾人’争这几滴水?”——其实他们何尝干,腰包里一掏,钞票便是几大卷,我们却早由钱袋干起,现在连一身肉都干完了哪!所以门前虽有一口公井,而我们仍然要出钱买水用,到了缸底朝天时,便向那些人下气低声,照他们行辈,尊声“王大爷,你行行好,替我们送担水来。”或者“可怜我们两天都没水用了!李二娘,你腾出点功夫,救我们个急吧。”为买零水,我们三家人,每天都有人立在墙缺口对着井边曼声哀唤,或亲自到井边对他们说上一车子好话,苦求垂悯,倒煞是一种奇观。但光阴之无端耗费,当然是无法计算的了。
  如果我没有失眠的病,或灯光较强的话,则颇可以夜的时光之有余,以补白昼之不足,古人不是有“三余”读书的话么?然而不幸我素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一吃过晚餐,便不能运用思想,看见别人深夜写文章,惟有健羡而已。看书,那倒可以,但昏灯下看土纸所印,字迹又模糊的新出书籍和杂志,除非上帝给我换对眼睛,否则决无办法。所以每天吃晚饭后和家人在灯下闲聊一阵,时钟指八九点之间,便上床睡了。不错,我还忘记把一件重要的事,列入我每天的工作表。我在学校教授一班中国文学史,两班基本国文,每周平均要批改学生作文一次。每次整整要费去我两天或一天半功夫。此外到校门口看看当天新闻广播,到图书馆翻翻报纸和杂志。此外,又要偶尔上朋友家坐坐,良辰美景,也免不了邀集几个知心朋友到郊外溜达溜达,亲友有信来,也免不了要写封回信。我不是三头六臂的人,要说能腾挪出写作的功夫,那不过是欺人自欺之谈罢了。
  照西洋生理学者的研究,人类的脑力以四十至五十的中间十年为最好。又说四十以后才是人生成熟的时期。这几年以来,我虽感觉自己的五官百骸都迅速地在退化,呈出老衰现象(中国人照例未老先衰,何况我生来体质孱弱),然而头脑比前灵敏——记忆力当然除外——特别是民国二十八九年间。灵海中曾涌起一度狂澜,所以那一年竟有三四十万字创作和撰述的收获,以后这狂澜虽逐渐衰退,而写作的兴趣犹甚浓厚。我仔细检讨自己写作的动机,说是为名,则以我这样不能迎合时代潮流的文字,不被人家打倒便算侥幸,还梦想登龙么?说是为利,那我亦不故鸣清高,不肯承认。抗战期内的文章虽不值钱,千字稿酬也可以换两三斤肉吃——前文说我午餐必有少许肉,系别有神通以致之,恐人疑我有剪叶为鱼,咒泉为酒的手段,若惹得一般三月不知肉味的穷酸文人,争来拜师学道,岂不麻烦,故急在此声明,免得人家白送一张门生帖——但一篇文章所耗之心血,决非几斤肉可以补益得起来,我虽不工会计,这个算盘还是会打的,所以我之写作动机,其实另有所在。创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欲望建筑在人的生命力上,而生命力是常常要求向外发展的,正像树木的萌蘖,要求从土地里迸出到阳光空气中间,而生长茂盛一样。也像婴儿在母胎十月满足,非生产出来不可一样。当我们从事创作之顷,我们的生命力便得到自在发挥的机会。发挥愈充分,所感到创作的“法悦”愈大。创作自由被剥夺,则生命力郁纡盘屈而不伸,便要化成一种苦闷来咬啮你的心灵,提撕你警觉,鞭策你去寻觅发展的机会。这时候我们所感觉的痛苦非常之尖锐化,好像把一颗心搁在滚油里煎熬般。抗战以来,我也饱尝这类痛苦,前几年来敌机日夜来袭,扰得我们万事皆废之际,我烦恼不堪,极想逃到一个世外仙山,以便从容写作。最近一年,生活程度上涨愈剧,使我们整天在柴米油盐的漩涡里打滚,滚得头昏脑胀,无法捉笔,我更加痛恨,诅咒奸商没天良,只顾自己发国难财,不管同胞死活。但最近半年,我的心境忽然和平起来了。一则抗战前途曙光已现,我们苦尽甘来之日不久来到;二则认为琴棋书画与柴米油盐同属人生之一面,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实为不可;三则数月前写了一篇南明历史小说,题曰《黄石斋在金陵狱》,描写石斋的“著作热”,与“山水爱”和他“殉国决心”的冲突。在“著作热”这一点上,我是以自己精神状况为蓝本的。无非借石斋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最后石斋想通了,便毅然尽节,我的地位及所处环境与石斋不同,一时没法死,所以生命力咬啮心灵的痛苦,也一时消除不得。但后来好像也想通了,因之也不大痛苦了。

                      1941年撰于四川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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