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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时代前后不过九年，正所谓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由低级学校跨上高级，又一向采用“躐等”方式。就是说我曾进过半年小学，三年半中学，二年高等学校，又留学外国三年左右。此外所度的便完全属于所谓“人之患”生活了。 小学以前，我以为应该先从私塾叙起。像我这样一个出生于由农民变为官吏，保守习惯十分坚强的家庭的女孩，先就谈不上教育权利，为的那只是男孩的专利品，我们想鼎尝一脔也戛乎其难。但彼时中国正在咸与维新的时代，家长们折衷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子也不妨略为识字的两个观念之间，于县署幕友所居一幢屋子里，收拾出一间简陋的书斋，请了个原在署中当幕友的老年本家，教我姊妹念书习字。那位老先生论行辈是我们的族祖，虽说从前也进过学，学问却很有限，教书时遇有难字总懒得翻字典，只随便捏造一个音读，或者仅读半边，他会把虫豸的“豸”字读成“兽”字，寒风凛冽的“凛”字读成“禀”字。从这样一位明师传授衣钵，我们学业成绩之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也装了一肚皮别字，那怕我后来读书能由上下文认识某个字的意义，那怕我后来能彀做出数百字的诗，数千字的文，并能写出整本著作，但不能开口，一开口便要闹笑话。直到当了国文教师才逐渐矫正。但在担任中学教师那个阶段，实犯了不少误人子弟之罪，现在我只有很恳挚地向那批曾经在我班上读过国文课程的学生们道歉，希望她们能彀原谅我，因为这事我至今还是耿耿于衷的呢。在私塾两年，读了一本三字经，一本千字文，一部女四书，老师上完就了事，从来不肯替我讲解半句，所以除了模糊影响认识千余字以外文理一窍不通。但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新式学堂的风气也侵入了我们这古老家庭。我的年轻的叔父和哥哥弟弟们已在四书五经功课外添了英算史地，并为合乎这时代教育需要而产生的国文教科书。老师认为姊姊的程度已可给她“开讲”，于是便有一本新式教科书到了我们书斋里。他于授完了姊姊的汤头歌诀和本草纲目之后（当时认为女孩儿们读书时期短，应该尽可能的灌输一点实用知识，所以姊姊读完女四书便来接受这类家庭药物学），每天午后给她讲解一课教科书。这部书叫什么名目现已完全记不起，但据我现在的回想，似基督教会所编。因为其中尝夹杂一两节圣经上的文句，如儿子向父亲求饼，父亲决不给予石和蛇；灯应放在台上普照世人而不应放在斗下之类，但大部分是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我虽然没有权利与姊姊同读这书，但我的耳朵却是自由的，一面在距离先生教桌丈余之遥的小桌上练习描红大楷，一面澄着心思，竖起耳朵，追逐先生的讲解。那些龟兔赛跑；狐狸吃不着葡萄便怪葡萄酸；贪馋的狗衔肉过桥，因抢夺自己影子之所衔，而失却原有口中之物等等，对于一个一向只知背诵着莫名其妙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孩子是何等趣味深长啊！当放学之后，我独自留在书斋里，翻开那本教科书，借助于书里插图，寻出先生才讲过的那一课，用耳朵所听见的白话解释，印证书上之乎也者的文理，居然十得八九。于是我对于文义的了解，引起了迫切的要求，竟大着胆请先生也替我讲解所读的功课，屡次都被严厉拒绝。一天，我真忍不住了，对他说道：“先生，教书是应该言的，你不知道：‘教不言’是‘师之惰’吗？”虽然我用耳朵得来不大可靠的知识，错把“严”缠作“言”，但先生意想不到一个七岁的孩子居然能活用三字经里的言语对他讥讽，睁大了眼睛很惊奇地望着我，接着想到此种“刁风”之决不可长，和教师尊严之不得不维持，但拍案大怒起来，把我痛骂了一顿。从此他就把我认为一个小叛徒，一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很长一段时间，不给我以丝毫温和颜色。 两年以后，先生以老病辞幕返里，姊与妹由书斋回到闺阁，抹粉调脂，描鸾刺凤，过着那个时代女孩儿正经生活。我姊姊对于祖母则更过着与其说小姐无宁说是丫头的生活。我以既不善服勤为祖母所嫌，对于女红又毫没兴趣，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两册残缺不全的征东传和西游记，模模糊糊地读下去，认不得字或应用以前老师传授我们的“认字认半边，不怕跑上天”的秘诀，或写在一张纸上等叔父们或哥哥们未到“上房”时请教他们。不久我便由现实的世界，逃入书中的世界。很亲切地认识了薛仁贵、尉迟恭和孙行者、猪八戒性格和行事。常常以孩子的天真，孩子丰富的同情，为书里的英雄欢欣或流泪。我的现实世界所遇无非是祖母的呵斥，一般人的冷淡与歧视（旧时代的女孩儿本是卑贱得同路旁野草一般，人人可以践踏），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仄隘而冷酷的，然而书里的世界却比较广大，比较温暖，至少是比较自由。所以我沉溺于其间而不愿出来了。渐渐由白话而文言，读聊斋志异及其他笔记式的小说。又进而读风行当时的林译小说。当我十一二岁时候就能模拟林琴南先生的笔调写了一厚册的日记。其中不乏一段段自成起讫的活泼清新的小品散文。可惜这本日记后来被我自己扯碎烧却了，不然也算得我童年时代一部忠实的生活记录。 民国二年我家由上海搬到安庆，曾经留学过扶桑半载因闹什么取缔风潮而返国的二叔，思想比家里任何人都开通，他主张把我和她女儿——即同我家塾读书二年的从妹都送入那时教会设立的××女学。为的教会学校规则严，把女孩儿放在里面不至于学坏，所以家长们倒也没说什么反对的话。 那女学不过小学程度，校舍是颇为壮观的洋楼，此外则碧绿的操场，成行的大树，四时不断的繁花，具有十足美国学校作风，确实无愧于“儿童乐园”四字。可惜功课简陋，校风又极腐败。一般人常说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是实行文化侵略政策，这话我并不敢信以为真，但他们所教育的人才，似乎是一种特殊人才：第一目标在养成教会忠顺的奴仆，第二目标在养成殖民地人民而非中国国民。特别我所进的那个××女学，学生十分之九都是贫寒人家子女，受教会的救济而得读书，每于不知不觉间把外国人认为“恩主”，何况这些外国人，吃的是玉液琼浆，穿的是冰绡雾索殳，起居的是白石玲珑的楼阁，游憩的是花木幽茜的园林，嬉戏的是整洁的网球场，澄碧的游泳池，还有和雅的乐歌，铿锵的琴韵，精美的饰品，金碧的图书，在出身于蓬门荜窦的穷小子眼中看来无一不是新奇璀璨，可惊可慕，所以即不把他们当做天上神仙，至少也会把他们看成另一种高贵种族，无形间自然养成一种媚外心理，样样都是外国人的好中国人的不好了。 平心而论，这些主持校务的外国人，自校长至于教职员都有西洋上流社会的修养，待人接物，极讲礼貌，见了我们和蔼可亲的气象，真教人“如坐春风”。 所可讨厌的还是那些教会学校出身的中国教职员，她们对待她们的主子外国人是一副面目，对待我们学生又是一副面目。美国人办的学校天然带有美国学校风气，高年级学生享有种种特殊权利，俨然是半个教职员。我们受教职员无理的压迫，同时还要受同学无理的压迫。压迫所引起的反应只有两端，非反抗则卑屈。积威之下我们的反应，可怜竟是属于后者。 学生对教职员争妍取怜，以得其一颦一笑为荣，简直教我于今犹羞于描写。习惯最易传染，何况我那时又不过是一个无知识的孩子，记得有一时期我也把那些骄横傲慢动辄打人骂人的教职员当做天人看待。 有一回，有一个女教员偶尔对我们讲起她的父母，我心里竟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她这样一个人也能在人膝前做儿女么？假如她干错了事，是不是也要受她父亲的斥责或母亲的打骂呢？我觉得那似乎不可能，因为她委实是太崇高，太尊贵了。 谈到功课，则除国英算外，一切学科均付缺如。勉强说有，也不过教员在黑板上没头没尾写上几课，叫学生抄录诵习，并无所谓教科书。但也有一端好处，即不以学生程度牵就年级，假如一个一年生，国文好，可以住六年级，算术好可以插入四年级。上课时注重问答，不惟上过一课英文，第二天要你诵读、解说、要报出一个个生字叫你写，一段段文句叫你默，其他各课也天天要问。儿童都有表现自己的本能，更有渴想超越他人的本能，所以班上问答也成了我们很大的快乐。当要受考问之际，眼光注视着教师，心轻轻跳着，浑身血液加速地流转者，惟恐教师不问及自己。若所答无误，被教师夸奖几句，则其荣如膺九锡，答不出被先生责备几句，也无非当堂哭泣一场，下课铃响，早已揩干眼泪，与同学跳跃唱歌去了。 还有一种快乐的副产品，那就是儿童顽皮天性可以得到充分流露的机会。那些年龄较幼的同学站在讲坛前受教师的诘问，一面偷向同学愁眉苦脸，摇头吐舌，做尽各样手势，扮尽各色鬼脸；胆大而更顽劣的，当教师转身之际，或向她努一努嘴，或虚虚捣去一拳，表示我不怕你，你看我就能反抗你。但这类革命性举动也不过是闹着好玩而已，并不是真对教师有什么反感。因儿童既视教师为天人，对教师总怀着一腔敬畏之意，并且能由这种敬畏之意生出一种亲爱之心来，不但不敢反抗，而且也不忍反抗。或把儿童这类举动视为恶劣习惯，非取缔不可，则亦不明儿童心理之过。 我后留学法邦，也曾在彼中学混过一两学期，亲见幼年同学受教师考问时，种种顽皮表演，与本文所叙殊无二致，教师虽明知之，亦置之不理。问诸其中某教师，她说儿童都是小野蛮，不惟不怕受压制，而且乐于受压制，他们对你的敬爱正是由这个上面来的。野蛮人尊君敬长之情，乐为君长效死之心，都远胜于文明人，其理由在此。所以对儿童过分姑息放任，或处处把他当做大人看待，并不能使他们快乐。他们长大以后或者还会埋怨他的父母或教师。 不过压制不是无理的压迫，必须出之以正直公平，以取得儿童对你的敬爱，要他们服从你的命令，鼓励他们对你教的功课更加用功为宗旨。你万不可妨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而养成他们的奴隶根性。 至于儿童在教师压制之下所引起的顽皮举动，乃系儿童纯洁的游戏，也是儿童的陶醉，儿童的满足，我们是不该加以剥夺的。因此××女学教师之尊严自居，本也没甚不对，不过她们的举动却并不公平正直，又禀承外国主子意旨，想把学生都养成洋奴，那就大大不该了。 下面一个关于我的故事，足以证明此言。 我们国文教师是一个素来靠教会赡养的老先生，虽不像我那启蒙先生之不通，却也不能说如何饱学。但他为人甚好，看见我的作文成绩，喜得他老人家心花怒放，认为是他教学以来第一次遇见的好学生。于是激起高年级几个同学莫大的嫉妒，利用她们优越地位，对我百端欺凌。终于美国校长也信了谗言，见了我就板起一个脸。学期终了时，安庆最高军政长官柏文蔚亲自到校给奖，第一名的金牌本该归我，校长却拿去给了高年级一个体己学生，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心地浑朴，有如一块未雕之璞，自己权利被人强占，竟像不知有这回事，毫不在乎。 但有一回，我的父亲来校看我，照家中习惯，他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操场上缓缓走着，一面同我说着话，被校长在楼上看见，当晚把我喊到她房里，盘问那是什么人？为甚么你们这样亲密？我回答是父亲。她道是父亲也不该牵着手，你已不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你的表样做得太不好看。言时声色俱厉，大有她那贵校一向严厉的男女大防，已被我破坏了的意思。我在家读过不少林译小说，也知道西洋父女间亲爱的表示，尚不限于牵手，她是明明听了高年级同学的话，对我有心欺侮。况且美国人对待我们一向容色温和，行事也一向根据道理，于今一反其道而行之，便觉得比中国教员的压迫，更加几倍的难于接受。况且那时我母亲要回太平故乡，把我留在学校里有点放心不下，到暑假便代我向学校提出退学，一同动身回乡去了。 第二年听说安庆省立女子师范恢复，本科在招考插班生，预科在招新生。在上海时也有爱国文明各女学，大人们从来不叫我们进，我们也从来不知要求。现在我对于求学已发生一种自觉心理。而且在家乡住了一年也感无聊，于是请求家人让我去考这学校。这不算是请求，简直是打仗，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恳、吵闹，母亲虽软化了，但每回都为祖母或乡党间几位顽固的长辈，轻描淡写两三句反对论调，便改变了她的初衷。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地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口”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为对儿女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带我和堂妹至省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现在我回头分析当时要求升学的心理：说是为了读书名誉好，则乡党间视青年女郎出外读书为不守闺训，有何名誉之可言？说为了能在社会上占一位置，使将来自己生活更加自由舒适，则那时我还想不到这么远。（我那时心理是极单纯的，竟也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像树芽之挣出地面，像伏泉之向外奔迸，是受着一股不易阻遏的力量的支持；又似飞蛾投火，非将火扑熄则自己焦骨焚身。我只抱着简单的一念：要上进，换言之，追求我前途的光明而已。这才知道要求向上，追逐光明，是人类的本能。一千五百年前西行求法的高僧，度过千里无人烟的沙漠，攀登壁立万仞积雪数丈的高山，饥寒交迫，死亡相继，而非达目的地不休，已给我一种很明白的解答。古今中外无数先知先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发明家，或不婚不宦，牺牲人生应享的乐趣，或累月穷年，把自己幽闭在实验室里，或不顾举世的讥讽轻侮，冒犯牢狱、放逐、死亡的危险，实现他们的理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理的证明者，正义的拥护者，也给了我一种很明白的解答。又如古今亡国之际，每有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不惜断头流血，亡家湛族，以期捧虞渊之落日，挽鲁阳之颓戈：更如现在我们前线数百万将士正与暴敌作着生死存亡的斗争，企求延续国脉，发扬正义和平于天下，也许与前二者都出于同一动机吧？ 虽然费了很大的努力，进了女子师范，然而现实与理想仍然远不相符。这是个完全属于中国风的学校，教会学校那种媚外自卑的奴才心理，这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学生多来自中上阶层，穷人家的孩子也不能说少，但平等观念异常发达，富者既不敢以其铜臭薰人，穷者亦有自尊的觉醒，像教会学校由外国人有意养成的贫谄富骄心理，这里也绝对找不出。不过皖省僻处内地，文化本比京沪一带落后多年。女子教育在本省又是第一次注意到的问题。这个师范学校创立于民元前，未及一年因革命发生而停顿，如今才开始恢复。历史既如此之短，内容当然说不上什么笃实光辉。惟教科还相当完备，教师都由同城男师范的先生兼任，虽非硕学鸿儒，教我们也可以说胜任愉快。但授课方式与××女校大异其趣，完全采用注入式，教师每天将知识填鸭子似的硬填进学生脑海，填完以后，便把这只鸭子撇在一边，永远不闻不问，数月以后，或学期终了时，才教你整个倾吐一回。我们每天上五六小时的课，全是静悄悄地听着教师的解释，抄着教师黑板上写的文句，没有一丝刺激，也没有一丝兴奋，除了发放作文卷子的那个钟头，心灵略有扰乱与变化以外，其余时间，这颗心似乎已被放入冰窖，完完全全的冰结了。这才领会到教课问答的好处，学生为怕第二天先生要问，不敢不充分预备，对于记忆当然有莫大帮助，而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问答之际，死的知识会变成活的，片段的会变成系统的，本来模糊的会变成明确的。我们的脑筋天天放在砺石上磨砺一回，即顽钝异常的也会变成锋锐。后有一新来的教师，主张采用问答，但未及数星期便因同学反对而中止，原来一则这里同学不习惯于问答，是以极其怕羞，当教师发问时，虽明知而故不举手，被教师指名询问，则又故意呐呐若不能出口，这样每耽搁许多宝贵的时间；二则愚拙者，不用功者，看见聪明者勤勉者答得出，深恐自己落于下风，便设法阻挠，把全班程度拉成自己一样平，不惜对教师明说或向校长进言，她们不需要这种制度，于是那热心的教师本来想教我们的脑筋细胞，每天都来一回新陈代谢，现在惟有让它们仍旧停滞发霉。 教会学校一味鼓励学生妆饰打扮，拼命追逐时髦风气，不知养成多少奢华的恶见，本校在这一端上正与相反，崇尚朴素，请求整齐划一，学生必须梳一样的髻子，穿着规定的校服。这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学生长年梳着一个盘龙髻，一堆牛屎般顶在当头，冬天是一袭灰色爱国布衫，夏天是一袭白洋布衫，无冬无夏一条虽名为黑，其实已转成灰的布裙——我们下课后回到寝室中，偶尔换上自己家里带来的衣裳，或放假后出门做客穿着略为华艳，被监学或舍监看见，也要受着他们的许多指摘——爱美本来是年轻女郎的天性，听其发展固不可，过分压抑亦不宜，于今把我们一个个弄成庵堂里的尼姑，即使素以名士派出名不爱修饰的我，也有不能忍受之感。在这肄业师范的几年里，心则槁木死灰，已证禅家最高境界，行动则循规蹈矩，虽不能上跻圣域，亦可勉入贤关，但不知什么缘故，一股恹恹欲绝的空气，弥漫于整个学校之中，大家都感觉十分厌倦，但又说不出厌倦的对象是什么。到真正受不了时，转学于京沪者有之，退学者有之，提早结婚者有之。我既无力转学，又不愿退学，更不愿结婚，只好强捺心性，一天一天挨下去，直挨到毕业文凭拿到手中为止。记得有一回听说××女学已改为初中，我回忆她那广大的运动场，各种有趣的游戏，上课时充满活泼空气的问答，以及蔼然如春的外国女教师的笑容，竟一度萌生再回该校读书的愿望，可是一想到教会学校种种牢不可破的坏习气，我的心又冷了下来。 本校毕业期限原定四年，但因她是接着民元那个学校办的，所以我们算做插班生。只补考一回，三年半便卒了业。六个学期和补考的那个学期第一名的荣誉都归我独得，自校长至于各科教师无不刮目相看，同学更把我当做一只凤凰似捧着，提着我的名字，一定要翘起大拇指：“×××，是一个天生才子，她的前途是远大无涯的呀！”她们对我这样过度的矜夸，并不足以证明我果然有什么值得矜夸之处，无非表示民元三四之间，本省文化程度之低，女界人才之少，一般人都是眼光如豆，所以看见一个像我般能诌几首旧诗，能画几笔山水的人，便认为不世出的才人了。 我考进女师第一年，有一个姓×的女生也被录进来。她在家塾读过几年的书，文理颇清顺，也能做几句旧诗，写得一笔远胜于我的很有腕力的字——我的书法到于今还是鬼画符，实为永不能补救的缺点——她一进来，同学们便都宣传，×××现在有了劲敌了，她的第一名恐怕不能永远保持了。那个×姓同学，本来极其好高，名誉心又极强，这个第一名在我看来本不足重轻，而且在这个斗大江城，程度低劣的女师考个第一更不值什么，可是她竟将它当做科举时代的大魁天下之乐，非拿到手中决不罢休。她的文字，也同她的书法一般，峭挺苍凝，不类出诸幼女之手。但文章优劣标准，本来大半随评鉴者眼光而定，×同学作文，偏偏不中我们主任国文教师之意，每次发还的文卷，总被涂抹得一塌糊涂，并加了许多看了很叫人不称心的批语。试想这在一个素性高傲又素被家塾教师捧惯了的十五六岁的女郎是何等沉重的一种打击。她每次领到文卷时那股屈抑悲愤的神色，虽有善于模绘者似亦难于形容。假如她是一个普通女孩，则至少也可以眼泪来发泄她的委屈，然而她生长皖北，禀有北方之强的特性，从不肯在师友之前示弱，只把这股郁勃万分的不平之气，硬往心里吞，所以更加难受。据同她亲近的同学说，她为了这件事曾萌过短见，有一回半夜摸起身，拿着一条绳，想去上吊，为她母亲所呵而止。这话仅得之传闻，也许不实，但青年时代感情激烈，思虑短浅，因一时之愤而轻生，也是常见之事，我以前为了升学困难不也想跳涧么？ 现在我想借此机会讨论一个关于国文教育的问题。学生作文，作得好可博教师几句好批，从功利主义讲也可获得较优学分使考试时名次冠冕一点；作得不好则除了要接受上述反面效果，自信心与自尊心也不免要起动摇，因此不免引起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固亦人情之常。但课堂作文目的系在练习，既云练习，则一篇文章的好坏，并不足判定作者终身程度的高下，又何必将它结果看得如此郑重。我在法邦中学时见学生作文也有得教师之嘉许的，也有挨骂的，获嘉许的，自己不敢骄，旁人也不捧；挨骂者当堂哭一顿，事后即付淡忘，她们似乎从来没有把作文这回事和荣誉心连结在一起。决不像中国学生，一篇作文被教师涂改几句，等于割掉他身上几块肉，蒙受几句坏批，又不啻挖掘了他的祖坟，强者对教师怀恨，对同学嫉妒，弱者则精神郁抑，酿成严重神经病态，甚至有因此致命者——我在母校任预科国文教员时，有一皖北籍学生，亦非常要强，以作文不能获取冠军，终日书空咄咄，竟发愤成疾而死。啊，何等可怕的现象——若说中国人神经特别灵敏，是以区区文字得失，也能发生许大的反应，但我们对于别的问题何以那样麻木呢？所以我怀疑这与数千年科举制度有关。科举时代以文章取士，一篇文字之得失，确可以影响作者一生的荣辱升沉。是以士子入场，名曰“文战”，他们以纸为阵图，以砚为堡垒，以笔墨为干戈，运用心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命运争一朝之胜负。不幸而失败，则那情形就悲惨万分。有的痛哭项王庙，将一腔失败的悲哀，发泄于这位失败英雄身上；有的大骂考官瞎眼，像蒲留仙竟能编出一部聊斋来挖苦他们；有的背弃祖国，别图发展，如张元、吴昊之入西夏；有的甘心落草，向现政制报仇，如黄巢、洪秀全之起兵，至遁迹方外，绝命人间，则更不可胜数。怨毒之气，上亘九天，下澈幽冥，结晶而为一单纯的得失观念。这观念盘踞国人脑海，蒂固根深，渐渐变成一种民族气质，潜行于民族血管，酝酿于民族性灵，故科举虽废，而新式学校之中亦不期而然会发生这种现象。 话休烦絮，言归正传。那×同学作文虽不中教师之意，争取第一的雄心并不因此而挫。考试时往往焚膏继晷，澈夜不眠，各门课本，都要倒背如流。这可大大地苦了我。我的体质自幼脆弱，从来没用过“死功”，于今为要和她竞争，非同她一样用“死功”不可，考试时也就三更灯火五更鸡早夜熬煎，各科讲义也门门以能背诵为度。譬如地理吧：某省分为几州几县，州名县名是什么？有几座山，几条河，山名河名是什么？譬如动植物学吧：某种树叶是三个裂口；某种花有雄蕊几根，雌蕊几根，某虫腹部由十环节合成，某虫则十二；某虫胸部有脚几对，腹部几对，尾部几对。都要分别得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念得滚瓜烂熟。我把有限的脑液消磨于这些呆板琐碎的记叙上，体力自然随之消耗。到了临场之际，反而多所遗忘，而且思考力也变得很迟钝，那一次考试成绩，竟远逊于平时。幸而×同学的精神也势成弩末，所以我竟以大考平均分数几厘之差，超过了她。前面已说过，我对于本校的第一名素视为不足轻重，何以现在竟这样出死力来争呢？则因本省文风闭塞，科举余毒尚存，大家把考试名次看得极其重要，校中师友如此，一般社会也如此，自然会酿成一种空气鼓励你向前竞争。况×同学，宣言非从我手中把第一夺去不可，我服不下这口气，更要牢牢将它抓住。且同学之观战者又日夕从旁挑拨怂恿，激起我俩的虚荣心和浮躁的意气，更不顾一切，拼命向前。可怜这一双斗士打得两败俱伤，无非博得壁上人几阵掌声，几声喝彩，此外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以上种种，我今日回述，尚不禁脸上一阵阵发烧。我的性情自幼恬淡和平，不知争名夺利为何事，在××学校时，空虚的荣誉以外，还有实质的奖品，被人夺去，我还不知动一动情感，况上文又说过，我虽年轻识短，志趣却有相当之高，理想里自有一种学问标准，现在变得如此龌龌委琐，几乎愿意拿性命来殉虚荣，实可算是心理上一时的变态。始知好胜乃青年之常，用之得当，则可以造就自己远大的前程，用之不得当，则身心皆蒙其害，我不幸处于女师那种环境，所以我的好胜心所结成的果实是属于坏的一面。 现在请再把当时过度用功所引起生理影响，详述几句。每年暑假与堂妹回乡，我必利用那两个月的自由光阴，抄读我所爱读的古人诗词，并自己学着做。这一年回家，虽并未面黄肌瘦，而神气索寞，懒言懒动，对平日心爱的诗词无心欣赏，想做诗则心思如一堆断线，联贯不起来。精神则一会无端兴奋，一会又无端消沉，心灵上重重压着一团黑影，思想也倾向于厌世悲观，颇使家人惊讶。后来自己才知道我所患的是青年最易上身的神经衰弱。当时中国医学界尚未注意这症名，更没有什么赐保命一类药针来给我注射。只靠自己体中元气和病魔抵抗，直到一年以后，病态始渐减轻，然而它已在我身体里留下根株，叫我以后永远不能勤勉用功，直到入了中年以后，神经组织坚固，这病才算同我不辞而别。 ×同学既屡次被我压倒，更感无穷不平，于是变成了一个愤世嫉邪主义者，她蔑视学校规则，更瞧不起那些缺乏学识的监学和舍监，每故意同她们捣乱，也瞧不起我们这一群埋头读书，恪守校规的人，认为是“巴结学行分数”。她鼻红，同学绰号她为“红中”，我脸白，同学浑名我“白板”，一部分年事较轻，性情浮躁的同班生，都附和她，年事较长，举动稳健者，则拥护我。她的羽翼就叫做“红中党”；我的同志，就叫做“白板党”。一班仅有同学十四五名，除几个超然派外，其余则不归杨则归墨。两派人数大约相等，声势亦复相当，于是展开了对垒的阵容，日以寻隙觅衅为事。自古以来，稳健派总像是在朝党，激进派总像是在野党，后者总喜欢以清高自命，对前者横肆攻击。当时我们这白板党觉得红中党行动幼稚，并且毫无意义，所以每当她们对我们有所挑拨，我们老是一味置之不理。一天，红中失去金指环一只，其同党冤诬白板好友某某所偷，闹得那位同学寻死觅活，白板仗义执言，一改平日沉默态度。两方相磨相荡，激起一场掀天动地的风潮。惊动了校长江先生，将全校学生召集训话，红中固被记大过一次，白板也被葫芦提记小过一次。风潮虽云平息，冤仇却愈结愈深，卒业以后，我们两个还抱了一种竞争之心。她升学于北京，我也非升学不可，我赴了法国，她也非赴美不可。直到游学回来，两人重在社会上相见，彼时青春已逝，火气全消，回想过去种种，不禁哑然失笑。我留法学美术，不幸半途而废，她赴美学教育，却大有成就而归。她才干优长，历任女子中学校长，乐育英才，报效国家甚大，而我则仅成了一个弄弄笔头的文人，比较起来究竟红中比白板优胜得多啊！ 师范卒业后，被母校留任附属小学教书，听见学敌红中入了北京高等女子师范预科，我怦然心动。修书回家向家长提议也要赴京。这一仗打得比投考初级女师时候更加激烈。虽然彼时头脑，已渐复杂，不致萌生自杀念头，然而多日的愤郁忧煎，触发了幼时潜伏颈部的瘰疬，红肿溃烂，痛楚万分，其去死亡亦仅毫发之间而已。假后肿着一个大如瓠瓜的颈子，扎着层层绷带，仍在小学及母校预科教书。一面写信与上海南京素著令名的女学校，企图前去升学。但如女子金陵大学，中西女学等则须经过考试而后可入，我的英文、算学又太不行。像爱国女学等又仅中学程度，我已读过中等学校课程，再去也无味。彼时上海颇有以补习国文相号召的学社，我写信去索章程并略述自己的补习国文的志愿，回信倒蒙其大夸我写的信文理优长，不敢请我去做学生，却要请我去当教员。又有某某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组织国文函授学校，我也报名缴费，除了每月寄来若干份不三不四的油印讲义，其他一无所有。我那时有如一匹被幽室中的苍蝇，到处乱碰乱钻，只想找出一线光明之路。无奈面前漆黑一团，闯得你力尽精疲，还是一无结果。每失望一回，便要痛哭一回。每因焦灼而通宵不能阖眼，患了很严重的失眠症，又留下了日后的病根的一端。业务既劳，颈创又未收口，心里又有这样的一把阴火日夜煎熬，所以身体更一天一天坏下来。 民国八年，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改为本科，设立各种学系登报招生。但国文系乃预科所改，名额已足，不再招补。我的目的原在国文，于今希望之门已开，偏偏没有我进去的份。无可奈何，惟有强聒校长徐皋甫先生用学校名义行文该校，请求容我去做一个旁听生。起头是不蒙准许，当校长将该校回文给我阅看时，我伤心之极，竟当校长之面呜咽痛哭起来。害得那个好老人劝导不是，安慰又不是，也频频叹息，几乎落下同情之泪。这位校长具有旧时代教育家怜才爱士的美德，于我素以大器相期，爱护之深，劝勉之切，诚可谓无微不至。他本想将我留在校中，为他臂助，但见我升学决心之不可动摇，遂亦想尽方法来成全我。他很恳切地向女高国文系再去了几道文书，请求通融收纳。最后居然成功。于是我遂与几个初同学后同事的女伴到了北京。那几个同学分别考入她们所愿进的学系，我与庐隐女士则做了国文系旁听生。当时只要能够挤进这个学校，并不计及名义之为如何。但旁听生要缴纳学膳费，虽为数无多，却也叫寒士如我们者煞费周章。幸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很欣赏我俩国文成绩，一学期后，便由他作主把我们改为正科生。我的朋友红中虽比我先升学两年，仍然与我一班，旧敌相逢，岂非又要呕心绞脑，展开从前一样激烈的竞争？我俩心灵岂非又不能平静？啊，感谢上天，这一回不再吃这无谓苦头了。我俩心境因环境而改变了。原来女高并不注重考试，并无可以竞争的目标，况同学大都是来自各省的女界英才，有的曾当过几年中小学教员，有的曾任过校长，下笔则斐然成章，登坛则辩才无碍，社会活动则又个个足称先觉，人人不让须眉。我俩在本省虽亦佼佼乎庸中，一旦置身其间，自亦黯然无色，想到从前蛮触蜗争，不禁自笑眼界之不广，所以我们只各自埋头用功，再不向别人去较长比短，在母校时我俩数年不交一言，现在虽不曾成为密友，但她因我比她后到，一切殷勤关照，也算一个休戚相关的好同学。后来我的朋友闻我留法而亦死活要求赴美，则不过是从前母校相竞时摇曳荡漾的一脉余波，而分之九，还是受着每个青年完成自我的欲望驱使。 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未久，我们在讲堂上所接受的虽还是说文的研究，唐诗的格律，而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每天我们都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周期性的杂志，各色各样的小册。每天我们都可以这些精神粮食里获取一点营养料，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我们学习革命，学习反抗，学习破坏。我们也崇拜革命，崇拜反抗，崇拜破坏。对于旧的学术思想，我们都从头给予评判，对于我们素所崇拜的偶像都推倒了，素所反对的反而讴歌赞叹起来了。我们都是旧社会出来的人，深受旧社会压迫的痛苦，我们也都是被传统思想束缚过的人，深知传统思想妨碍进步之大，所以用不着多少宣传劝说，我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向着光明阵营跑。那罪恶已显著的如不自然的大家庭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制度，片面的贞操观念，基于宗法社会的孝的道德，虽在中国社会已拥有数千年深固的威权，只须几篇论文，几场辩论，便顷刻间冰消瓦解。那尚有可以讨论价值的如女子承袭权问题、自由离婚问题、恋爱神圣问题、儿童公育问题，我们的结论也自然而然归到肯定方面。但我们对于各种问题，都是平心静气地研究、讨论，不容许有丝毫成见与偏心存乎其间，所以我们的破坏并不是盲目的，我们的反抗也非意气作用。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只须理性这一端的砝码略为向下低沉，即使我们平素至所溺爱的，至所偏袒的，也不敢不放弃，不愿不放弃。胡适之先生叙述五四时代的真貌，曾引尼采的话道：“这个时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我也可以说五四时代是理性主义当王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时，摧毁一切庙堂神像，代以新塑的一尊女神——理性。我们那时所有的信仰也完全破产，但我们心龛里却供奉者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我后来对于文坛无理的谩骂，恶意的讽刺，为发泄一己私怨的人身攻击，学术界麻醉的宣传，利诱的勾引，威逼的顺从，以及什么宗派主义，行帮主义，每引起极大的反感，甚深的憎恶。不问他们所抱持的主张对不对，只这咄咄逼人的气焰，这不讲理的横蛮举动，先就教一个我一般的受过五四理性主义薰陶的人不愿请教了。 我们的国文系主任陈先生为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起见，不但替我们定阅了许多报章杂志，还替我接洽了几个新文化运动大师如胡适之先生、李大钊先生、周作人先生、陈衡哲女士来教我们的书。胡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当然最为深刻，当他来教他自编的中国哲学史时，别系同学都来旁听，即年在四五十以上的学监、舍监及校中各部门职员，也自己端个凳子坐在我们后面，黑压压地水泄不通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受这位大师的宏论。李大钊先生讲书极有条理，上课时滔滔千言，如瓶泻水，但你永远莫愁他的笔记难记，因为他说话只直说下去，不着一句废话，也没半点游姿余韵，所以一点钟的话记述下来，自然成为实实在在的一章讲义。他的朴实诚恳的面貌和性格也同他的讲授一般，很引起我的敬爱。后来听说他为张作霖所害而死，曾使我悲痛惋惜了好些时光。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我们也躬逢其盛，我们也去听过他们的公开演讲。杜威的实证哲学，虽因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可以略懂皮毛，罗素的学说的精义，则竟非浅陋如我们者所能窥测其万一。但能够瞻仰他们丰采也就叫我们满足了。名山大川不可不游，伟大人物也不可不见，他自有一种无形的吸力吸引着你的人格向上升腾。苏子由将泰山黄河之峻阔，帝都宫室之壮丽，府库之充实，与韩太尉的秀伟奇杰相提并论，是有他特殊见解的！ 关于文字方面，胡适之、陈独秀两先生早于五四运动以前倡议改革。陈先生所办的新青年也曾流入安庆少数知识阶级的书斋里。我母校有一位陈慎登先生本来是我们历史教员，后来又做我们国文教师。他的国学确是渊深，但多读古书的人，思想每易为传统所囿，他崇拜孔子，迷信中国旧文化，都比一般老先生为热烈。新青年反对孔子，改革旧文学的言论是何等叫他痛苦啊！我们将卒业的半年中已听了他不少骂新青年的话，并且苦口婆心劝我们万勿为这种异端邪说所动，要好好做个圣贤之徒。当时我们并不知外面有新文化运动这回事，并且也不知陈胡为何人，感谢慎登师的反宣传，我对这问题倒注意起来了。不过当时虽零零碎碎借来了几本新青年，无非感觉其中议论新奇可喜，并不认识它的真实理由。况且我们久受慎登师尊孔思想的灌输，见了他们那打倒孔家店的举动，虽不至视为大逆不道，确也期期不以为可。又觉得他们主张白话为文是多此一举，因为古文进化到五四以前，可以让梁启超一类人拿来发表政论，可以让严复、林纾拿来翻译西洋哲学和文艺，也算纵横恣肆，运用自由了，还要改弦更张做甚？但后来看见林琴南与蔡孑民争辩的二封信，和林先生的什么荆生啦、妖梦啦，反而把我的同情逼到新的方面。 琴南先生原是我的私淑国文教师，自我能读书以来，我就整个沉浸于他译著里。对他的崇拜几乎像现代青年之崇拜鲁迅一般，但比较有意义，为的现代青年不过由宣传而信仰鲁迅，而我却是读过林氏全部著作的。林蔡二函，蔡则态度平和，措词明爽，言之有物，林则思想既固陋，言语又无杂，充分表示他头脑的不清。荆生妖梦则更可以看出林先生的仗已打输，所以显出那么枪法大乱的神气来。至安福部宣传小册形容陈独秀的猪喙，胡适之的徽州英语，更容易叫人看出作者人格的卑劣，造谣伎俩之无意义，为了人类天然正义感之所激，我虽欲不倾向陈胡也不可得了。始知与人辩论不依据真理而以丑诋为能，先就落了下风，会收到料想不到的反面效果。读者心里自有权衡，你能哄骗哪个？但现代青年每把理由归之于叫得响骂得凶的人，每把自己的鼻子穿上绳索亲自递在强者手里，那心中自然的权衡似已失去了作用。此则当是由于政治作用，其中夹杂有切身利害关系，人到利害关头，自然糊涂了。我们那时既不想借新文学登龙，更不想借新运动谋自己出路，心地光明纯洁，是以能够辨别是非，选择我们应当走的道路。 我在本省时先已倾心于新文化运动，到了北京当然很快地与这运动流瀣一气。我们抛弃了之乎也者，学做白话文。我们也把红楼水浒做圣经宝典来研究，我们又竭力阅读西洋名著，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话、斯德林堡、库普林、托尔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小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诱惑。那时候文坛提倡写实主义，又鼓吹什么“人的文学”。有什么“抹布主义”要从污秽破烂，湿漉漉的抹布折叠里，寻出灵妙细腻的感情。叶圣陶先生似乎曾在这上面创造了最高的成功记录。我开笔学做小说也趋向这一派，有些则是抨击所谓吃人礼教的。我把冻死雪地的小乞儿，被婆婆虐死的童养媳，为了贪图贞节牌坊而牺牲一世青春和幸福女人…… 做题材，写过几篇小说用笔名发表在报纸上。后来为了经济关系，与同学周莲溪借益世报一角之地，合编了一种什么妇女特刊，每月至少要写万把字，两人各分得十块钱。更把正常功课束之高阁，一心干这“骛外”工作。所写也不全属文艺创作，杂凑的论文，零乱的随感亦复不少。因技巧太不成熟，所以存稿一篇没有保留。我虽为了每月十块钱，这样贱卖我的光阴劳力，因而不能正经用功，但对于英文却不敢荒废。我认英文是我们做学问的工具，非将它弄好不可。但我的英文基础说来真可怜。在××女学时读了半本猫儿狗儿的启蒙课本，返乡后请哥哥将这书教完。考进女师，起初也有所谓英文课程，每周三小时。但同学年龄有二十七八的，有三十一二的，叫他们读英文，其情形之惨实为讲人道主义者所不忍目睹。她们念了一年，二十六字母还不能准确读出，考试时，当然免不了要吃大烧饼一枚，所以她们恨英文入于骨髓，上课时往往故意同教员冲突。一位上海中西女学卒业的什么小姐，教授法也还好，因在黑板上写别了一个中国字，被学生抢白，羞愤而辞职了。一位由隔壁××女学请来兼任的教员——也是我从前的老师——叫学生复诵时，有人故意把书里所有的The God句句读成了The dog，气得这位上帝信徒只是翻白眼，也自动走了。一连换了几个先生，始终不能教完一学期功课。最后同学因请求校长取消英文不允，激成风潮，大家将课本撕碎，投入炉中，发誓不再上这门课。校长也觉得英文对于我们师范生无甚用处，只好容纳众人的要求，取消了这门课程。 我在学校虽读不到英文，但每年暑假返里，必请兄长们替我补习。断续读完了鲍尔温读本第二册，浅近文法一二册。到高师。又派在吴××先生所教的班里，接着读鲍氏读本第三册。吴先生教书最严格，最负责，而且教授也极有方。由她教导二年。虽每周钟点仅五小时，但我的确获得很大的进步。我也能写出几百字文法尚无大误的文章了，也能自动阅读商务出版的莎氏乐府本事、天方夜谭、司惠夫特海外漫游记的节本了，也能把未曾读过的鲍氏读本第五册几篇名著译成中文了。可惜吴先生于第三年开始之际，改任了英文系主任，不久又因故辞职，不能再教我们，我又于民十年间赴法读书，以后十余年与英文不再见面，所学当然全部璧还了吴先生。现在研究文学艺术的人，非通达几种外国文不可，我因过去环境欠佳，没有学习英文的机会，高师二载才弄清一点门径，又因事实上的不得已而抛开，后来改习法文也因英文根基太浅而不能迅速进步。返国后为了饭碗问题。日与粉笔墨板为伍，英文固全部抛荒，法文亦不能温习，面对着万象森罗的学术宝库，只恨没有钥匙去开。若我幼时能进上海中西、金陵女大一类学校，像我这样资质尚非鲁钝，对于外文实亦感着浓郁深厚兴趣的人，则精晓英语又复何难？若机会好考取出洋，则至少也可以博通三四国文字，文林学海，任我回翔，全世界学者文豪心血的英华，也可以让我随意沉酣，从容斟酌，岂非人生之至乐！但因不幸生于陈旧时代，顽固家庭，进个区区不花钱的师范学校，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哪里谈得上赴沪与出洋？这只有归咎自己的命运，实不能怨尤何人。今日有好机会好环境读书的人，若不及时努力，那就太对不住国家和自己了。 赴法后，我的学生生活又延长了三年。三分时间，一分虚耗于患病，一分枉费于恋爱问题的烦扰，思亲情绪的萦缠，我的书之读不好也是当然的。至三年留学生涯，已另有专书叙述，此处恕不重复了。 回顾自己过去九年学生生活，我也算得一个有志上进的女青年，一个能够努力的好学生。特别那两回升学的奋斗史，于今追叙时，尚觉血泪模糊，可歌可泣。但若问代价在哪里？唉，可怜，竟可以说完全没有。 第一先把做学问的根本——身体，弄坏了。压迫于偏重名次的不自然的考试制度之下，盲目的用功，不得其道的勤读，已消耗我多少脑力与体元，更加之学校膳食欠良，中学四年，每天的食单是臭腌菜、开水汤、几片瘟猪肉和糙米饭，高师二年，又是天天凉拌粉皮，开水汤；留学三年，每天是薯粉代咖啡的薄浆、回生的面包、老而且瘦的马肉，叫正在发育时代的我，生理受着严重影响。于今多灾多病，未老先衰的种种痛苦皆伏因于此。 第二并没有得着什么学问，先就国文论，中学三年，上了好多篇方苞姚鼐表彰节孝的文章，又上了许多唐宋八家抒情写景的文章，作文每星期一次，后来校长还叫四年级学生逐日做日记，由他亲自阅改。但对于我文字的进步似乎无多帮助。我的旧诗词是自己由抄读古诗学会的。文章的文藻、典实、成语，是自己从古书里、杂志里、报纸上，各处随便掇拾来的。我们的历史用的是本什么教科书，先生句梳字栉讲得很详细，但我现在的历史知识却是因为要编中国文学史讲义，自己看史书得来。地理算已由本国讲到外国，但郑州属河南省，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恐怕还是抗战以来每天的报纸告诉我的。算学由四则学到代数几何，我于今算家用账还靠侄儿帮忙。升学后，一心骛外，讲堂上听受的本来没有充分咀嚼与消化，所以获益更说不上，但我想即像中学时代将那些课本一字一句背出，恐怕也没有多大好处。记得耶稣曾以播种譬喻听道，种子有播在路旁为飞鸟所吃者，有落于浅土因根浅而为日所晒枯者，有落荆棘丛，而不能结实者，有落于肥沃土壤而结实三十，六十，百倍者。 现来我转请每一个曾受学校教育的中年人平心想想，有谁让课本上的知识开花结果？有谁不是薄土与石田？哪能由学堂所得结出三十，六十，百倍的果实的，我想百人中找出一个都难吧。有人说我们的脑筋也同房屋般容积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对于知识贵能记忆也贵能遗忘，若青年时代之所学一齐堆积脑筋之中，则以何地位来容纳新知呢？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十余年贪夫殉财般日夕营求，到后来化为一场梦幻，则长期苦辛代价，究为何物？又有人说，吾人求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高深博大的学问原由琐屑知识积累而成，我们看见金字塔之高，每不注意构成它的砖石之细，但舍砖石之细，亦无以成金字塔之高，所以学问基础还是要培养的。况且旧知识虽若失去，其实并未失去，不过融和混合，腐烂发酵，变成了新知识的养料罢了。这话当然更对，但这类知识亦可由自动研究得来，何必一定要在讲堂上呆学？人类天性于不知道的事物方能引起追求的好奇心，一定有了整个的知识系统，才能发生学习的兴趣，于今把知识凌迟碎割，一点儿一点儿的给学生，徒然疲劳他们的胃神经，实不易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营养。又小中大各级学校的课程，虽有大小精粗之不同，其实叠床架屋，陈陈相因，也容易迟钝学者的注意力，酿成很重的厌倦心情。所以我对于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怀疑，我以为只有基本课程国文、英文、算学之类非反复练习不能记忆，必须于学校学习，其余各课则尽可由教者揭示原则，多备有系统的参考书，鼓励学生自由披阅。我们与其叫学生强记某叶有几个裂口，某虫由几环节组成，不如叫他们自己到科学杂志上去读一篇杜鹃鸟的秘密，或一篇火星里是否有人类的争论。与其叫学生在小学里听讲天宝之乱，到中学又听较详细的一次，到大学又听更详细的一次，不如发给一部杜少陵的诗集，叫他们自己从石壕村老夫妇的泣别里，新安县父母送瘦男出征的哭声里，去体认那个时代的一般社会情形。至文理学科应自小学时代即行分开，则志于文艺者不致被那些后来于他毫无用处的理化课程，夺去他作赋吟诗的灵感，志于理工者亦不致于被他将来不能受用的文艺课程，妨碍他试验室实习场的功夫。或者有人说教育目的在培养国民常识，更在养成通才，你说这话岂非不明教育意义么？则我又以为有了基本学问工具常识，自然能自动以求，前面早已述及，养成几千万一知半解的通才实不如一个专才贡献之大，况通者未必能专，专者则一定能通，这又有学问本身可以给我回答，此处似可不必详说。我的学校教育受之于二十年前一个文化落后的省份，一个专以养成小学教员为目标的师范学校，本亦不配拿来与今日学校相提并论，但今日学校的情况与我所进的学校相较，恐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所以我们的牢骚也不能说完全是无的放矢吧。 若勉强追问九年学校教育给我的好处，我以为只能说这样一句话： ——不过使我混得一种资格，由一个家庭女性变成一个社会女性罢了。 原载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五期选自《我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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