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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对于别人的倒霉、不幸,格外的有兴趣。晨光离开我的事情,在一个月之内,就妇孺皆知了。我相信听到这消息的人,不少于北京长期居民的五分之一,流动人口不算。从不同人嘴里印刷出来的版本各有不同,真正是百花齐放。谁说我们自由不够充分?我们有自由的嘴填充一切被自由遗忘的角落。这些传言中,大都包含对我的批评,总之是说我不会讨男人的欢喜。有一个版本甚至说我在晨光同我“作爱”时,我还在他身子底下仰观我的账本儿,计算一月的收支细目。真怪,好像他们亲眼看见了一样。我不想用脏话回击脏嘴,只想让他们照他们的设计方案实践一次,看那时候还能做些什么更伟大的事情。最离奇的,要算下面这种说法:晨光临走时,捅了我三十多刀——水果刀——我呢,咬断了他的舌头,假如真这样,我和晨光还能全须全尾地苟活到今儿,那真是个奇迹了。
  当然,也有好些关心我的人,七嘴八舌地为我出主意。自领导至姐妹,整天找我,给我出的计谋,满可以出一本《被遗弃的妻子该如何报复负心丈夫》,那书绝对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厚得多。假如我有兴趣,把这些好心人的话,统统记录在案,出这本书,保准畅销,我也会变成一颗“耀眼的新星”,而加入作家、艺术家的大军。可我不想那么办。我心烦,不为别的,只为了要一点可以让我安静一下儿的自由。我是一个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的女人。我不是一个物件儿,不是属于晨光的一个什么玩艺儿,或者一件衬衣。不是他可以随便儿扔了的家什。他离开我,是他的自由。我生气,但并不等于我承认是他抛弃了我。我气恼得是他不应当弄虚作假。临分手儿,还要那么一场恩爱缱眷的戏法儿。他应当开诚布公地坐下,跟我脸对脸地谈谈。他得摆出些理由来说他跟我怎么就过腻了。他得说清楚,说他喜欢别人了,不再喜欢我。我可不愿系在他腰带上打坠坠儿,我是我自己。他玩这一套,是对我的污辱。
  可我不想报复他。那没用。
  原来清扫队的王师傅不干,他非要去揍晨光不可。“看我不揍他个口吐十二色!”他说。
  清扫队的小袁,有一天早上跑来找我,俩眼泡又红又肿,像是两颗大醉枣。
  她敲开我的屋门,一见我就搂住,搂住就哭。
  “别哭别哭,怎么了,这是?你让人欺侮了?”我拍着她肩膀。
  她抓住我的手,不哭了。两颗大醉枣里闪出奇怪的光。
  “你,赵姐,怎么跟没事人儿似的?我不是为我,是为你哭。”她说,“瞧瞧何晨光那德行,黑不溜鳅的,整个儿一条大鲇鱼,他敢扔了你,敢甩了你撒丫子?我告你说,告他去,告他是陈世美。他准有野娘们儿,有第三者。告我说,那骚货是谁?我要不把她脸撕成韭菜花儿,姑奶奶我不叫袁超男。唉呀,你怎么不急呀?呜呜呜……”她又哭了。
  她刚下班就来了。来了就不准备走了。她说,我上白班,她上夜班,正好俩人轮流看家,照顾小妮妮。白天她要把我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我做三顿饭,让我舒舒心。“你过得真惨,碰上这么个没心肺的臭男人。我得给你找补找补。咱姐妹一块儿过,省得你孤单。”她说。
  她是好心。她还没结婚,快三十了。扫马路的女工不好找男人,这是实情。她不丑,简直可以说漂亮。稍微胖点儿,那叫丰满。风雨日头并没有让她变黑,变粗糙。一个细皮嫩肉白生生的漂亮姑娘,却找不到男人,倒霉在扫路机上。可她不服气,偏不离开环保局清扫队。“世间不都是长猪尿泡眼的男人,总会有不嫌弃大扫帚的小伙子。这样的男人一站出来,我就把什么都给他。”她常这么说。
  她如今要和我做伴儿,我能不答应吗?只有一样,她要找介入我们夫妻间的那第三者,要找她骂街去,我不答应。“用不着,那丢咱们自个儿的身份。”我细声细气告诉她,她可直冲我打响鼻儿,就像一匹母马。这漂亮的母马。
  我不去找陈美蒂,不是我怕她,是觉得犯不上。夫妻关系虽然有法律的保证,但核心还是个爱情问题。不相爱的夫妻就是有二百个结婚证书,也还是照样吵嘴。假使陈美蒂真的喜爱何晨光,让他们在一起过吧。
  陈美蒂过去曾经来过我家。那时候我只觉得她和晨光之间的形景儿有点儿不太对头,但不对头在什么地方,我却说不清,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有一次,晨光说要请她吃饭,他们是同学,都在研究所里读学位。晨光读博士生,她是刚考入研究所的硕士生,从上海来到北京。同学请同学在家吃饭,我能不答应吗?我出去买了鱼、买了鸡、买了蔬菜。晨光说,她是南方人,爱吃白切鸡,爱吃活鱼,爱吃新鲜蔬菜。我是北方人,可我也爱吃这些。一切好吃的、新鲜的菜,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爱吃的。人爱吃好吃的东西,这是规律。可我是主妇,还得去买来。菜买来了,晨光却不让我做,说她,陈美蒂会做一手好菜。他怎么知道?想必吃过。
  陈美蒂做的菜,的确不错。吃饭的时候,晨光紧挨着陈美蒂,俩人的腿不时碰上那么一下儿。那是夏天,陈美蒂雪白丰满的腿露在裙子外面。我觉得者碰人家的腿,人家也许会生气,就对晨光说:“你过来一点儿,别太挤她。”陈美蒂向我翻了个白眼儿。喝汤的时候,陈美蒂用汤匙搅搅汤,舀了一勺,说:“你尝尝,味道如何?”把勺子送到晨光嘴边,晨光伸头张嘴喝了一勺,连说:“香,香,鲜得很。”
  “用一只嫩鸡炖汤,再放上味精、胡椒,不鲜倒怪了。”吃完饭,送走陈美蒂,我这么说,“一碗汤十几块钱,哪能不鲜?”
  何晨光朝我咧咧嘴,说:“哼,小市民。”
  我火了。“对,我是小市民。我这小市民养活伺候着你这大市民。”
  何晨光不理我,只是翻着陈美蒂留给他的笔记本,一再夸她的字漂亮。
  “你是说她人漂亮吧?”我没好气地说,“身材多苗条,脸蛋多周正,眉眼多俊俏,还有一双好腿,让你止不住地老想碰碰。”
  “你!”他喊一声,“好,好,好一个阴阳怪气。”
  我不再说什么,把买东西的零钱数了数扔到抽屉里。
  “又在盘算钱。”他说,“你简直只知道钱。”
  我不理他,心里憋得难受,一个人到街上去,遛了半天,才去托儿所把妮妮接回来。
  后来,陈美蒂又来过几次。每次一来,晨光的眼里就有一种奇怪的光,是高兴外加上贪馋,挺像小孩子看着百货店里的玩具。他爱那么看就看吧,我无法闭上他的眼。
  有一天下大雨。雨下得好大,潲进窗子,潲湿了毛巾被。我只好关上窗,在屋里绑根尼龙绳把毛巾被搭起来晾。那晚上晨光没有回家。我搂着妮妮,整整在床上坐了一夜。听屋外风雨咆哮,屋里却依旧湿热,那滋味,真不好受。我心里一阵一阵地疼。黎明时分,风停雨住,晨光回来了。他的黑脸上青里透红。他明明疲乏,却又兴奋。他对我温存又体贴,还拿来十几个白里透红的蜜桃。他扶我躺下,让我再睡一会儿,说他会在上班前叫醒我。他说,昨夜大雨,他没带雨具回不了家,在办公室住了一宿。他不住地瞟着我的眼,又飞快地转过视线。他轻轻地亲着妮妮,说她多么好看;多么像我。他摸我的头发,又摸我的肩膀,他的手心很热,又有点儿打颤,好像是。他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儿,可我觉得他处处和往日不同。他是一个丈夫,可再不是我的。那天,那个黎明,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办了一件不应当办的,但他以为非常得意非常幸福的事。从那天起,我知道,他已经不属于我,我们的关系已经只剩下一张纸了。我从未盘问过他,那天夜里他究竟去了哪儿。但从那天起,陈美蒂再没到过我的家。可能她比晨光好,她不愿意演戏。
  晨光离我而去,住到研究所。研究所派人来问过我,问我听到或看到过晨光和别的女人,比方陈美蒂有什么不正常的来往没有。我什么也没说。我不能举出他碰过她的腿,她喂过他汤的例子来增加他的罪过。那简直不成理由。我也不能说那晚晨光未归,我直觉的判断。那也算不上铁证。何况,我不想揭发什么。他不怕丢人,我怕。
  然而,何晨光同陈美蒂在一起,却是事实。这事实已经尽人皆知,何晨光的同事们分为三派:一派是反对派,这派已经派出代表找过我几次,要我到法院去控告陈美蒂破坏家庭罪。我不去。倘说破坏家庭,何晨光该首担其责。再说,没有爱没有温情的家,破坏就破坏吧,有不如无。何晨光出走,我生了几天气,倒也平静了,心里卸下块石头好像久已预料的事终于发生,先前对这事的种种恐惧一下子消失。事情临到头上,不过如此,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第二派是赞成派。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认为何晨光不简单,能让陈美蒂爱上,而且勇敢地与旧家庭决裂。陈美蒂则简直是为爱而搏斗的英雄。这些人也来过代表,劝我同何晨光平心静气地离婚。我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出屋门。何晨光找谁都可以,陈美蒂愿意爱谁怎么个受法儿都悉听尊便,可绝不能对我施加污辱。何晨光滚了,怎么叫脱离“旧家庭”?我怎么就只配个“旧”字儿?扔了家庭不负责任叫勇敢,那么是不是让全中国的夫妻都互相扔着玩儿呢?请走。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第三派是无可无不可派。他们的代表劝我,分开一阵也好,先进国家有这种法律,叫“别居制度”。夫妻分居一段,考验考验,要是以为还是老夫妻合适,还可再搬回来。对他们我也以无可无不可对之。我只说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不说别居制度。我对突然来到的“新生活”,简直没有准备,将来如何,只有一步步去走。
  袁超男住进我家之后,情形又有不同。她常常领着妮妮去研究所为我打探情报,设想对策。为了这个,她睡眠不足,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她真热心。
  “嗨,赵姐。”有天午睡,她躺在我身边,用胳膊肘碰碰我,“研究所的人告诉我,那个姓陈的野娘们儿跟老何一块儿逛苏州去了。说是请探亲假,老何是出差开会。你说怎么那么巧?”
  “管他呢。”我说,心里可有气。
  “你也去苏州。找个理由,比方说到苏州饭店取经。你们不是常交流经验吗?你到苏州去逮他们。看他们住哪个饭店,一逮一个准。饭店你都熟哇。让派出所提他们,寒碜寒碜他俩。”
  “你快睡吧,晚上还要上班。”
  她不说话,一头扎进我怀里,胖脸上的泪珠湿了我的前胸:“你呀,怎么就不知道个报仇雪恨呢。可怜的赵姐姐!”她哭得好伤心。
  我没有她那样伤心。繁重的工作使我担心。我生怕出了什么差错。假如我在工作上有了大的失误,被人冷落,那么生活、工作、我都成了弱者,此一生也太没意思。我至少得顾好一头儿。
  我们的华林饭店,原是个乙级旅馆。经过改建、扩大,成了一个中级的饭店,足可以接待一般的香港游客、海外华人和普通的外国旅游者。他们的目的在于观光,不在于奢华的享乐——认真说,要寻求奢华,他们可以不来中国。——只要有方便卫生舒适的居住条件,服务周到而又收费低廉,那就再好不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华林饭店是个理想的饭店。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这儿的住房出租率很低,外宾一般不来,也许是接待部门不愿意把客户介绍给我们,而国内宾客又住不起。华林饭店成了“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的尴尬饭店。我这个客房科长心里实在不好受。我派人到中央。市各部委厅局、全国文联各协会,主动承揽接待会议的任务。我还自己跑到北京一些小旅行社,主动申请接待各国民间团体和零散的来华宾客。住房率渐渐上升,近来两个月已达百分之八十五。而我的体重却日见下降。我这身高一米六五的人,体重竟只有四十五公斤,还是毛重——倘是净重,怕还没有这个数儿。丰满是谈不上了,大约连窈窕也称不上,只能算是瘦弱。
  妮妮一天天好起来,胖了。可她肚子总疼,一复查,又有肠粘连,只好再作第二次手术。这孩子算倒了霉。
  超男依旧锲而不舍地到研究所为我打探军情。说是何晨光和陈美蒂双双从苏州归来。说是她见到了何晨光,他满脸喜色,仿佛年轻了二十岁。说是陈美蒂并不好看,近视眼,厚嘴唇。额头准不高,不然干嘛老是让一绺头发搭拉在那儿?就是白,白得像漂白的尼龙布。我不知道超男从哪儿看见和听见这一切的。她还知道研究所竟又给了何晨光一间房。“这回更好了,每天晚上他俩泡到一块儿,谁知道,研究所那帮书呆子,只瞧得见书本儿,看不见人。”她说。
  有一天,超男又从研究所侦察回来,一进屋神情发呆,六神无主地坐在床上,也不吃晚饭,只是发愣。
  “怎么了,你?”我问她,“病了?”
  她点点头,指指胸口:“这儿不舒服。我的心病了。”
  “心律不齐?”我急了。
  她“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再不去研究所了,我怕看见他。”
  “谁?”
  “孙建一。”
  “孙建一是谁?”
  “是,是,是个半大老头儿。”
  “半大老头儿?”
  “不不,他,三十,三十五岁了,可,像老头儿……呜呜呜,我受不了他那双眼……”
  “他的眼?”
  “看见他那么,那么看我,我的心就哆嗦……”
  “这,有多久了?”我抱住她的肩膀。
  “一,一个多月了。”超男突然扎到我怀里,呜咽着:“他,他老像审贼似地上下打量我。他,他准瞧不起我。可,我,我他妈爱他,喜欢上他了,他这个丫头养的。”
  我愣了,一下子坐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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