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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书(上)


  昨天去看一个朋友,即在其家午饭。酒力醒,茶烟歇(实在是没有喝酒,姑如是云耳)。主人出水晶查糕见款,一片入口,甘冷入心脾,谈兴于是大发。主人曰:“足下既留心艺文之事,若欲足下于新文学家诸大作中推举一本书为其代表,成不成?”我说:“鄙人未尝为批评家,平时亦未尝敢月旦并世诸贤,此事殆不能任。但主人的建议却是大妙,名山事业,固不在多,一人一书,或者已足够代表,姑就鄙见奉答,聊助谈资,不足为外人道也。何如?”
  主人欣然,移茶杯而促席,曰:“然则人选如何?”
  对曰:“惟主人命。”
  主人曰:“鲁迅遽而奄忽,盖棺论定,当以哪一本集子为其代表作?”余曰:“此第一题便难应付了。鄙人之意,若以鲁迅为文学家,便是太小看他了。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病。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许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现在姑就文学家方面之鲁迅论之。若必欲以鲁迅为文学家,则当处之于散文家之列,而不当视之为小说家。鲁迅的小说,不过两本短篇集,虽然不坏,但亦决不就是‘国宝’。但鲁迅之散文却写得多而且好。真是好!就文学论文学,故我以为鲁迅之代表作当为《朝花夕拾》。这里的十篇文章,是鲁迅的纯文学散文,笔调老成凝重,而感情丰富,绝非此老转变后文笔所能及也。”
  主人曰:“侧闻鲁迅之介弟周作人先生亦是一代散文名家,足下以为此君著作,当以哪一书为之代表?”余曰:“周作人的文学事业,创作翻译,两足千古。《狂言十番》与《希腊拟曲》,虽都是薄薄一本,到底非徒抱字典者所能了事。现在我们的推举标准,请以创作书为限。鄙意以为周作人先生之文集,自当以《谈虎集》为代表。现在的人,听说话的本领甚为低劣,看看周先生最近的《苦竹什记》及《夜读抄》等书,总以为是周先生自己的身边琐事,于是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者常被误解为悠闲自得之隐士。所以我举《谈虎集》为周作人先生之代表作者,其意盖欲使不善听说话的人亦得到一个听得懂之机会耳。《谈龙集》本来是《谈虎集》姊妹书,例应并举。但该书内容十九只谈文艺,举‘谈虎’而不及‘谈龙’者,欲以见周作人先生之大耳。”
  主人曰:“唯唯。文坛之大,作家之多,吾不知其次当及何人?”余则答曰:“我们今日既不纂元祐碑,亦不修东林榜,似乎不必论次首从,想到什么人就谈谈什么人吧。”主人曰:“固然,但其如我连想也想不起来乎?有了有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接着说道:“《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著。噢,又是一个已故世的文学家,敢问此君著作,尊见如何?”
  “说起蒋光慈,”我说,“我倒不禁有点感慨了。君不见鲁迅之死,如此其阔气,而蒋光慈之死,则又如彼之寥落。但在革命的功勋上,蒋光慈似乎并不亚于鲁迅。我昔年曾因送彭家煌之殡,到永安(?)公墓,展蒋光慈之墓,萧然无封识焉。退而曾与一二友人谋,欲为募金树碑志,人微言轻,而所与谋者皆穷光蛋,终未实现。不知此刻救国会诸仁人君子能否分一部分纪念鲁迅先生之财力,去安慰一下光慈先生之革命灵魂乎。喔喔!对不起,我的话似乎放了野马。回头再说蒋光慈的小说,我实在惭愧得很,只看过三本:《鸭绿江上》、《短裤党》和这本《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三本书看过已久,此刻差不多连内容也一点不记得了。当时的印象,仿佛以《鸭绿江上》为最好,而《短裤党》为最坏。《冲出云围的月亮》最后作,销路也最大,但我却并不十分满意。大抵蒋光慈才大心雄,气魄有余,遂致描写结构,都欠周详,热血青年看了,固可以立刻拔刀而起,但吾辈饱经忧患之中年人看了,总不免要感到一个人对于革命大业的心理转移,决不会如蒋先生小说中人那样的简单容易。
  “现在我从蒋光慈先生而连带的想起了巴金先生了。巴金先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原本与蒋光慈不同。但这似乎是以前的事,现在巴金先生已好久不标榜无政府主义了。若不是他已经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便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业已转了向。总之,现在的巴金先生,从他的小说中,从他的几篇自传自白中看来,确已鲜明地表示了积极的革命精神。好了,我们现在且莫谈政治,专说巴金先生的小说。鄙人之因蒋光慈而想到巴金者,无他,因为他们两人之小说,有一共同之特点。此两人所作小说,几乎可以说全以革命与恋爱为经纬。所谓恋爱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恋爱者是也。若说他们是无聊的恋爱小说,则其内容倒非但并不怎么风花雪月,反而十分积极,颇足启迪青年人革命热心。若说它们是革命的宣传小说,则又非但不怎么血腥得怕人,反而十分旖旎风光,使青年人以革命为风流韵事,乐于从同。至于他们两人小说中的主人翁,又往往都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目下爱好新文艺者又正都是这一批青年,对症发药,投其所好,此蒋巴两君之所以成为革命大众之作家也。不记得什么人曾经说过,他们的小说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此话虽不免近乎恶谑,但是却不能不算是一语破的了……”说到这里,主人插嘴道:“然则你以为巴金先生的作品哪一部最好呢?”我道:“抱歉得很,若要我投一票的话,我宁愿投《灭亡》一票,虽则这仍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代的巴金先生之作品,然而,我以为还是这样妥当。”
  “哦,”主人说,“我似乎不必再追问你的理由了。再抽一支烟怎么样?……我想你对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一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的。”
  “请把火柴给我,”我说,“是的,我也愿意回想一下我对于已看过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印象。但独特的认识恐怕还谈不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似乎是十年来创作态度最忠实的一位作家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充足的生活经验而外,还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忠诚态度。我并不说‘为艺术而艺术’,你可不能误解了。我说的是一个作家正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工作不能有一点枝蔓的观念。不要以为我是在拯救劳苦大众,也不要以为我是在间接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要以为我是在暴露一个烂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只要认识自己正在写作一个好的作品就尽够了。虽然这所写成的作品不妨产生出以上所说的效果来。沈从文先生,我以为是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的。
  “近来有许多人称赞沈先生的《自传》,那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想不把沈先生属之于散文家之列,因为他的作品当然以小说为多。现在让我想一想,我几乎完全忘掉了曾看过多少沈先生的作品了。我以为,《阿丽思漫游中国记》可以算得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但那似乎止于有趣味而已,轻松得很,有许多俏皮的地方,可是算不得好。还看过一些什么呢:《蜜柑》,《石子船》,《从文甲集》,《长夏》,短篇小说集很不少,可是都有一个内容不纯的疵病,我们倘若严格地来衡量一下……喔,我几乎把那本小书忘了,我应该提出这本书来的。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大概是八篇吧,我可记不清楚了,气氛完全和谐,并且可以说是同样的好,我当时看了以后,曾经很喜欢过。我尤其爱那篇《柏子》,现在谁还能写出那样矫健有力的小说来呢?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的作家,他的这个集子——不错,我抱歉了,我还没有说出那个书名来呢。那是叫做《雨后》,是由一家已闭歇的春潮书局出版的,现在市上不知还有得卖不——这个集子就显然是沈先生的独特的文体的典型了。我以为沈先生的文体,写到《雨后》,正是恰到好处。以后沈先生似乎逐渐地在增重他对于文体的留意,所以在《月下小景》中我们就不免觉得沈先生有点为文体而创作的倾向了。但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坚持我的意见,也许是我错了,因为从《月下小景》以后,我没有机会更多看过一些沈从文先生的近作。”
  主人曰:“听说在文体这方面用功夫的还有一位废名先生,不知你对于他的作品意见怎么样?”
  “不错,”我说,“谈到中国新文坛中的文体家,废名先生恐怕应当排列在第一名了。废名先生对于文艺上的低徊趣味似乎向来就很爱好,我们从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已早看出了这个倾向。在写《竹林的故事》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似乎还留心着一点结构,他在写第一句的时候,正如大多数别的作家一样,他多少总知道了在他自己的笔下将写出怎样一篇小说来。但是在写作《枣》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的态度,似乎纯然耽于文章之美,因而他笔下的故事也须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了。从《枣》而《桥》而《莫须有先生传》,这种倾向便愈加发挥得透彻,废名先生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了。
  “看废名先生的文章,好像一个有考古癖者走进了一家骨董店,东也摩挲一下,西也留连一下,迂回曲折,顺着那些骨董橱架巡行过去,而不觉其为时之既久。而他的文章之所以使你发生摩挲留连之趣者,大抵都在于一字一句中的‘俳趣’,——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起来,也就是所谓‘涉笔成趣’。
  “涉笔成趣,谈何容易,在作者是要能自然,此趣才显得灵活生动;在读者是要有会心,此趣才能被领受到。对于别人的文章有会心者能有几人?而况此会心尚各有深浅远近之不同。所以废名先生的文章不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夫文体家岂必责其大众化乎?再说作者自己这方面,我既拈出‘自然’二字,则我对于废名先生的《竹林的故事》以后的三本著作之选择标准,自当以此为归。我以为我应当推举他的《枣》。
  “我虽然不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技巧有多大的不自然处。但你既限定我每人选择一本书,则我以为《枣》这一集中的文章似乎更自然一点。在《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间,废名先生似乎倾注其全力在发挥他的文趣。希望过高,常常不免有太刻画的地方,或者是迂气,或者是饤饾气。在《枣》这一集中,幸而他还有一点写小说的欲望,在有意无意间来几句洒脱隽永的文章,遂有点睛之妙。但是在《枣》这一集中,也未尝没有使人憎厌的地方,其他的我可记不起了,现在只仿佛记得有篇题名为《四火》的,最后一段文章,是复述了一个民间的笑话,以鸡谐音为×(从尸从穴),在作者或许以为很有谐趣——或说幽默,但我们看了之后,总不免横眉,以为恶札也。总之,大醇小疵,人人都有一些,我这个意见,或者竟是太过分了些亦未可知。”
  “哦,领教了。你似乎……”
  “丁零零……”门铃响了。
  仆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位女客,主人忙着站起来招待客人了。我喝了一口茶,拿了帽子,趁机会告辞了。
  “怎么,你走啦?我们还得讲下去。”
  “不成,一则时间迟了,二则我已经上了你的当,雌黄了不少的人,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下去了。叫人家听见了说不定要不痛快。虽然我早就说明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那没有关系,你自己也说过的,聊资谈助而已。明天下午你非来继续下去不可,我给你预备着上好的烟和茶。”
  “好吧,明天下午上完了课再来。可是我不爱喝清茶,你费心给预备普洱罢。”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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