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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英夫家里,我看过一束信件,是罗水泊写给二弟罗江的。这是那时他的家族中惟一还跟他联系的亲人。一九六四年,水泊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少蓁跟他分居,继而宣布离婚,亲戚也都跟水泊断绝了联系。后来,罗水泊病死在医院里,是罗江和徐明远两人执行水泊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洒在护城河中。
  罗江先生的相貌与水泊一点儿也不像,高高的个子,驼背,瘦骨伶仃的,一头银发,头总是不自然朝前仰着,细眯着双眼。他说,他的眼睛得了自内障病,医生说病情挺复杂,还未决定能否动手术。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要到我家来,随即就乘了一辆出租汽车,颤巍巍摸到我家的门口。
  我实在过意不去,说:“唉,罗老,有什么事儿,约我去您那儿就行,何必……”
  “咱们不谈这个。”他不耐烦地一摆手,打断了我的啰嗦,又掏出那一束信件,“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这是大哥给我的信,你看过吧?哦,听宋教授讲,你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道出了大哥思想深处的东西,是不是?我很想把这些信整理出版。”
  “是不是要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
  “我已经和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谈好了……这,不成问题!”他用手翻捡着一封一封信,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编号,神情犹豫地说,“问题是在这儿……你看过这些信啦,大概也知道,里面暴露了我家里的许多矛盾,一些人可能不大舒服。当然,我是怕得罪人的……但是,大哥从来是主张宽恕的。即使他们那样对待他,他仍然表现得很通达,尽量为他们着想。我在想,要是大哥活着,肯定不会同意我发表这些信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严肃地点一点头,替他将意犹未尽的话说完,“另一方面,您也不甘心让这些信件存留在手中,被时光所湮没。从这些信中,不仅可以看出水泊先生的坎坷经历,还可以看出他的胸襟和人格……”
  “是呀,是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还在犹豫,请你帮我拿个主意。”
  罗江先生坦率地跟我说,就是他本人,原也是很不理解他的大哥罗水泊的。一九五七年,罗水泊被打成右派,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哥在欧洲留学几年,被西方影响浸染很深,就必定会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他还写信斥责过大哥。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罗江被一封诬告信打入监牢,尝到了运动的滋味儿,也开始反思一些问题,这才对大哥罗水泊有了较深的理解。一九七三年,他从上海来北京治病,又与罗水泊见面。俩人谈得极投机,就书信往来不绝。那个年代,除了二弟罗江以外,所有的亲人都和罗水泊断绝来往。三妹罗云,在解放军艺术院校工作,嫁了一位高级军官。她从一九五七年后就不再与水泊联系了,而且,一直窜掇着秦少蓁与水泊离婚。她说,她要代表革命路线与水泊的反动路线进行斗争。秦少蓁在文革中自杀后,罗水泊的儿子罗方和女儿罗圆(已改名为秦方和秦圆),只好投奔到姑姑处,罗云倒是接纳了。不过,她却进一步给两个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妈妈的死,也是爸爸害的。她又进一步窜掇两个孩子跟水泊划清界线,不给水泊回信,不与他见面,一点儿也不搭理他。甚至,水泊在医院时临咽气也未见到孩子们一面。水泊的老母亲欲见儿子一面,也被她阻拦。无疑,使水泊与整个家族隔绝联系的过程中,她一直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她做出这种刻毒举动的内在心理是什么呢?是怕连累自己?是企图向当政者讨好?是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是对一个有思想有学问哥哥的嫉视?谁也不知道,罗江曾经与罗云激烈地争吵过一场。可是,罗水泊对妹妹的态度却是极宽容的,甚至很感谢她在动乱中收留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不计较她所做的一切。反而对罗江说,咱们应该体谅三妹,她的这些想法是整个社会气氛造成的,也是自然产生的,一点也不奇怪。但她替我抚养两个孩子,我永远也感激她,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我听后赞叹道:“这就是水泊先生的人格,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罗江愤愤不平地说:“如今,我也仍然不能宽恕三妹!不管怎么说,她给大哥带来了太多的痛苦!而且,也给罗方罗圆他们带来了永远的创伤……”
  我急忙问:“哦,他俩现在怎么样?”
  “当然是悔恨!可悔恨也弥补不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呀。”罗江长长叹息一声,又缓慢地说:“我之所以犹豫,就是可怜他俩。发表这些信,又等于是重新揭开他们的伤疤……唉,你说呢?”
  我沉吟着,表示为难地说:“这个,牵涉到你们家里的事儿,我真不好说什么。”
  “唉!可是,大哥不光是我家的大哥呀……”
  “对,您说得对!”如铁片与火石相击,我的思想内迸发出火花,“对呀,罗水泊先生不仅是您家里的大哥了。他是属于整个儿民族的,也是属于历史的,甚至是属于世界的!他的所有思想与言论也成了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一定不能让它被湮灭……”
  “唔——是这个道理。别的,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这些信件一定要发表!”罗江果决地拍板了。
  罗水泊先生的这一束家信就公开发表了。
    
  二弟:你好!
  ……
  我从来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奇异的感应。“曾母啮指,曾子心痛。”这绝对是真实的,不是什么迷信。我在法国留学时,知道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梦就是潜意识的某种体现,还有精神病,第六感觉等等,都表明了潜意识中隐藏的更重要的真实。这些,都不是能用干巴巴的理智、知识和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
  那天早晨,我和英夫等几个人在打扫厕所。我的内心突然一阵慌乱,怎么也抑制不住,脸红心跳,竟有点儿像是犯高血压病的样子。我先在厕所里蹲一会儿,镇静自己,又用手绢浸了凉水擦一擦脸,还喝了几口自来水。仍然难以化解心里混成一团的慌乱、痛苦和要哭泣出来的感觉。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家里的各种场景,还有少蓁的脸庞,一会儿是麻木漠然的,一会儿是悲哀痛苦的,一会儿又是狞厉可怕的……我明白了,少蓁肯定出事了。出什么事儿?我只约略地猜测,她也可能被关进牛棚,也可能被毒打,也可能生了一场重病,我没有想到——也许是不敢想吧,她会自杀。
  中午,吃饭时,我悄悄跟英夫嘟哝一句:“我有一种感觉……少蓁可能出事了。”
  英夫极不屑地瞥我一眼,没搭理我。他大概是以为我太孤独,太想家了,才这样胡思乱想吧。我又跟他讲了几回,他皱眉头,斥责我一顿:“真是胡说八道!你在这儿,怎么可能知道家里的事!收一收你的心,对付着过日子吧。”我无话可说,想一想,自己可能是有点儿神经了。但是,我终究未能平静自己的骚动的心情。有时,偶尔一想到少蓁,就耸然心惊,心里按捺不住一阵怦怦乱跳。
  这样过去几个月,到了年底。所里工宣队的师傅忽然通知我,要我和一些年轻人作为先遣队,十来天以后去干校了。这倒无所谓,反正我是待罪之身,去哪儿都一样。不过,我想借此机会,确实打听一下少蓁的消息,找了主管我们的周师傅说,临行前我想与家人见一面,请组织上批准。周师傅答应,要研究研究。几天我都追问他,他只说没有研究好。动身前两天,我追问得更紧了。他就带我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办公室,让曹政委回答我的问题。
  曹:罗水泊,你的妻子已经跟你离婚了,你们还见什么面?
  我:我们俩离婚,只是一种文字上的协议,至今未办理手续,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我的户口还在家里,有不少具体事情需要处理。我想,我与她见一面,可以把这些事情解决掉。
  曹:(沉吟片刻)你想与她见面,她不愿意与你见面,我们也无法勉强她。
  我:我们不见面也行,我和她打一个电话,或是传递一个纸条子,把那些未了事情了掉,也就省得拖泥带水了。
  曹:你是指……离婚手续?
  我:也包括此事。
  曹:(挥一下手说)我看就算了!现在是革命时期,公检法都砸烂了,还讲什么手续不手续!你先下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曹政委,我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关进牛棚以后,就与家里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如今,我提出要与家人见一面,你们也不许,甚至通个音讯也不成。我认为这是违反党的政策,进监狱里的犯人也不至于遭受这样的待遇……
  曹:(拍桌子,怒喝)你反动!你什么意思!你想猖狂反扑
  我:我想与家人联系,也算得上反扑……这样吧,我不与他们联系也可以。请您将他们现在的状况告诉我吧。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绝不影响我下去,也不会影响我的思想改造。(沉默少顷,我又颤抖地加一句)这是我最后提出的一点儿请求。
  曹:(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转了两圈)也好,告诉你吧!你的——唔,唔,你的,反革命老婆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我愣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嘴蠕动着,不知说什么好。
  曹:(以为我没明白,又加一句)她自杀了!嗯……你明白吗?已经自杀了。
  我忽然泪如泉涌,哭泣出声。
  曹:(瞪大眼睛,故作愤怒状)罗水泊,我警告你!你的反动老婆是抗拒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的!不准你为她嚎丧!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
  曹:(口气又缓和)你——你要老老实实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我:那么……她……她是什么时候……寻短见的?
  曹:(瞥我一眼,禁不住怜悯的模样。)唔?那是她的单位通知我们的,大概,就在半年前吧。
  我跌跌撞撞走出办公室,又回到“牛棚”里。据以后英夫告诉我,我脸色灰白发青,神情是呆怔怔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我的大脑这时好像已经凝固成了一个铁块,对外部的情况没有一点儿反应了。英夫似乎对我说了一些什么劝解的话,其他人也讲了几句什么。一会儿,曹政委倒背着手走进来,板着脸孔,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却时不时溜我一眼。他走了,将英夫也叫了出去。叮嘱英夫,要他看好我,不要出什么事。我呢,一直在那儿傻呆呆坐着。
  吃中午饭,英夫特地为我打了一份饭来,长叹一口气,又推一推我:“唉,吃饭吧,你要先保重好自己身体。人死了,就死了,总不能复活……”
  谁知,这句话,引发了我的嚎啕大哭。英夫劝我,其他几个难友也来劝我,都劝不住。我的痛苦与悲愤,就像滔滔汹涌的洪水,什么堤坝也挡不住的。这悲怆的大哭声,似乎是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有着一股感天动地的力量。几个工宣队与军宣队的人都跑到了这里,本来是气势汹汹的。但是,看到我凄恸欲绝的模样,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什么。后来,他们把房间里的人都叫走。只留下一个英夫,干脆让我哭个够,我整整哭了一下午。
  很奇怪,我得知消息以前,少蓁总在我的梦里出现,她很少说话,充满忧郁地望着我。一次,她泪流满面,我抓住她袖子,想说几句话,她却一闪身走开了。自从曹政委告诉我她自尽的消息后,我却很少梦见她了。即使梦见她,也是过去年轻时代的面容了。这是怎么回事?尤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为什么要自杀?怎么能那么狠心,撇下十六岁的方方和十岁的圆圆呢?她要求和我离婚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怕我的右派问题影响两个孩子呀!这些疑团看来是永远也解不开啦。我却能想象到,她一定是极其绝望,看不到一点儿光明前途,感受不到一点儿生趣了,才下决心离开这个冰冷冷的世界。
  从那天起,我下定决心,今后无论命运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再也不会结婚了。如果说,封建礼教是让妻子为亡夫守节。那么,就让我为亲爱的亡妻秦少蓁守节吧。从今以后,我惟一的生活伴侣就是那些书籍了。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英文的《茵梦湖》,又哭了一场。这部小说描写德国的一对少男少女,由青梅竹马的友情发展到热烈的恋爱。却由于姑娘家庭的阻拦,姑娘被嫁给一个拥有很多财产的贵族,美好的婚姻被拆散,终成悲剧。以后,那个男主人公白发苍苍,就埋头在书房里搞学问。我想,我和那个男主人公的命运一样的。虽然,我与秦少蓁结婚了,有过短暂的幸福生活,我们却又被残酷的命运扯开了。现在,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周围什么亲人没有,默默与书籍为伴,还有,我也和那个男主人公一样,哀而不怨。我当然哀,流眼泪,内心痛楚,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是人,自然会有这些感情。但是,我不怨,不怨这个社会——我知道,这个社会是由许多年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形成的;不怨三妹他们——我知道,她也有自己的难处;也不怨方方和圆圆——我也知道,两个孩子幼稚,又受时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影响,说出那些言语,做出那些举动,都不足为奇。
  回忆起我与少蓁的恋爱,心中充满了温柔,充满了爱意,也充满了迷惘。二十三年前,我从欧洲回国不到两个月,一个星期日上午,去崇文门教堂做礼拜,我认识了她。当时刚解放不到一年,教徒急剧减少,教堂里有些空荡荡的。正在唱赞美歌,她气喘吁吁赶到了,她穿的是那个年代女学生的传统服装,白衣衫,黑裙子,由于急着赶路,细嫩的脸颊沁出星星点点的汗珠。我定睛注视她一会儿,她大概感到了,用手绢揩着汗水时,脸上一片绯红。
  又连着几个星期日,我与她在教堂里相遇。我知道她是协和医院的实习医生,就要毕业了。少蓁是典型的东方少女丰姿,行步婀娜,态度娴静,一种极雅淡的风致,她的心地很单纯,记得有一次问我:
  “听说,巴黎的塞纳河水是蔚蓝色的,是不是呀?”
  我反问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呀?”
  “忘了。好像是一本法国小说里描写的。”
  我笑了,逗她说:“嗨,你见过有哪条河的水,真是蓝色的……”
  她也笑了,带点憧憬地说:“是呀,在我的想象里,它就是蓝色的。”
  她似乎有一颗水晶的心。我总是觉得,在她面前,隐瞒什么,或是撒谎骗她,简直是罪过。就在热恋时,我将与朱丽的那场失败的恋爱,源源本本告诉了她。那天,在北海公园,我俩一起划了船,兴高采烈玩了一上午。在水边散步时,我嗫嗫嚅嚅说着,她倚靠栏杆,一声不响听着,目光默默望着水面。我俩呆呆站在那儿,岑寂了很久。她才声音沙哑地很轻微地问我:
  “你干嘛要告诉我这些事儿呢?”
  “我想,从今后以后,我的心扉要向你彻底打开,我的历史就应该让你知道。”
  “那么,有一天,你会不会也像甩掉朱丽一样,抛弃了我呢?”
  “是绝对不会的。因为我们已经紧紧连在一起,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血肉……”
  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还有,海枯石烂不变心,等等。算了,咱们别再说那些废话啦。”她忧郁地笑一笑,偎倚着我。“一切一切,看以后吧。”
  “不过,你得老实跟我说……”她目光调皮地闪烁着,盯着我:“呃,她……漂亮吗?”
  “漂亮。”我不容置疑地说,“可,那是一种欧洲姑娘的美。”
  我们俩一块笑了。她又叹息一声,说:“唉,朱丽是多么可怜啊。她可能现在还想着你,爱着你呢。”
  我苦笑着说:“你也别替她打抱不平啦。我要是在法国不回来,也就没法认识你了。”
  她盯我一眼说:“认识了我以后,谁知道你还会再认识谁!”
  写到这里,我又禁不住泪水充满了眼眶。唉,也许是年纪大了吧。我常常爱回忆,让自己沉浸在往事的长河里。那儿,有痛苦,也有甜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痛苦与甜蜜从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太没有味道了。我们呢,在这样的生活里存在着,梦幻着,最终都会死去。其实,你们不必怜悯我,我就在这样孤独与冷清的生活中,仍然有我自己的幸福,写作,回亿,读书,谈话,散步,等等,里边不是都有快乐吗?就连吸进一口清新空气,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不是也能享受到愉悦吗?
  也祝你们快乐!向二妹和你的孩子们问好!
  祝
  愉快!
                 你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感谢你们托人带来的无锡大排骨和油面筋等物,我已经好久没有尝到这些美食。上个星期日,我叫来了明远和另外一个好朋友,买了一瓶竹叶青,大嚼了一顿。明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在北京很难吃到这些东西,大家都挺高兴的。
  二弟的信我也收到了,也感谢你给我的那些忠告。与你们重新联系,使我感到幸福,我又能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了。不过,你上次在信中认为我与少蓁的婚姻破裂,主要是由于我与朱丽恋爱的那段历史,在少蓁心中留下了阴影,从此留下了感情不融洽的种子。这个说法,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我深深理解少蓁,她是一位很单纯又爽朗的人,没有那么多心眼儿,有时甚至像孩子那样的幼稚。也正是这种幼稚,使她难以理解眼前现实的世界。刚结婚时,她也常常拿朱丽的事儿与我开玩笑,一天吃过晚饭,我躺在沙发上呆望着天花板想心事。她悄悄进屋,突然伸头在我耳边说:“喂——你发什么愣呀?你在想谁呀?”我被吓一跳,转过脑袋问她:“什——么?什么?我想谁?”“是啊,你在想谁?是——不——是在想那个遥远地方的姑娘呀?”我看见她调皮的笑容,也就耸一耸肩膀,摊一摊手说:“想——也是白想呀!”“那——你打个长途电话给她吧”。“打不通呀。”“那你寄一张明信片,或是写封情给她吧”。“忘了地址啦。再说,写了信也是白白惹她流泪。”“唉,负心郎!”我俩就在一起哈哈大笑。很有意思,在我们感情最融洽的那段日子,我们常常提起朱丽,用这个话题互相开玩笑。后来,我俩的情感出现了裂痕,就谁也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我俩的感情出现裂缝的最初原因,是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不同。我们结婚半年后,少蓁就不再去教堂。五十年代初期,刚开始建国,经过数十年战乱的中国终于出现了和平景象,国家也总算统一起来了。虽然,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正在治愈,老百姓们却焕发出极其昂扬奋发的精神。少蓁受这样的气氛的感染,工作很积极,没日没夜泡在医院里。不久,又开始一连串政治运动,先是抗美援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一些同事提出了少蓁的基督教信仰问题,要她做检讨,倒是一位领导站出来替她说话:“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不要做检查了。”即使没有挨整,少蓁仍然受了刺激。在医院里,她觉得在年轻同事中遭到孤立,似乎是一个“等外品”,人们总用异样的目光瞧她。她只好默默无言地勤恳地工作,但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结论,就抹杀了她的一切劳绩,这使她充满了苦闷。而教堂里的那位牧师呢,他的宗教思想又极其简单化,翻来倒去只会说:“你信神吧,信了神,什么都会有,也什么都好办了。”你若问他,当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就是要祷告。有了什么事情,就向上帝祷告。你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一次,少蓁跟他辩论,问他:“照你这么说,只要祷告就是好教徒吗?——是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向上帝祷告了,才会获得神灵的感觉,神就会来帮助你。”“如果是一个小偷呢,每天只想多偷几个钱包,他就向上帝虔诚祈祷,让我多偷几个钱包,不要让别人抓住吧,那么,他也是一个好教徒吗?”“他……怎么会是好教徒呢?”“他祈祷了呀。”这位张牧师瞪大了眼睛,回答不出来,呼哧半天,才对少蓁说:“你怎么这样想!这是不好的。神会发怒的。”
  张牧师的回答使少蓁非常失望,加速了她改变信仰。不过,张牧师倒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思想极简单的人。前几个月,有少数几个老教徒在一起秘密聚会,请这位张牧师来传道。他讲的一个命题是:“爱”。他以为爱就是驯服,对一切的驯服,包括对罪恶、对暴政、对苦难都要驯服,这就是爱的根基。他讲得声泪俱下,几位老教徒也落泪连连点头。我听了,却颇不以为然,心想,对罪恶的真正驯服就是也演化为罪恶;那么,又何以谈起爱呢?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也就没有当众反驳他。我以后也就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那些岁月,少蓁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产生了怀疑,我们几乎天天争论。她认为,教义里把爱讲得过于绝对了。譬如抗日战争时,倘若我们真是采取毫无抵挡的和平主义,岂不是当日本鬼子的亡国奴才是好的吗?为什么不能讲恨?为什么不能恨罪恶?她还认为,外国的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们,其实是最虚伪的,他们口称是“爱人如己”,却侵略别国的土地,掠取别国的财富,杀害别国的人民,难道这就是基督精神?她讲出这些话来,真是振振有词,有许多问题我也难以回答。我只能说,教会并不完全代表基督精神,应该承认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或现实中都做过许多错事,甚至坏事,而且,它的本身也有一个革新过程,例如马丁·路德对天主教的批判就是如此。但是,基督精神的根本宗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应该说是某种终极真理。将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罪恶的根源又是极复杂的,也是与人类自身的劣根性有关的。这时,我们放弃了爱,仅仅讲恨,会不会将人类误导到互相杀戮的道路上去呢?可能是我的那些道理讲得太空泛吧,一点也说服不了少蓁。她就认定我从欧洲留学回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太深,有洋奴思想。
  有些日子,少蓁干脆也采用了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会的办法,给我扣许多帽子,提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跟我胡搅蛮缠起来。那时,恰好她已经怀孕,正要生下方方,我也就尽量避免和她争论,常常躲到书房里读书和翻译书。因为,我对于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确实说不出个道道来。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史,又研究古希腊文化与罗马帝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积累开始促成我写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那些日子我萌发了这些想法,也写了粗略的大纲。
  我与少蓁的感情裂痕也就在那段时间真正形成了。我俩有不同的思想追求,这是不要紧的。如果能宽容别人,理解别人,也许,也能在各自不同的寻找道路上提供一些珍贵的思想信息,最后又能使我们融合到一起。可惜,她的单纯与幼稚害了她,使她的思想变得僵化和教条了。恰好,三妹来到北京,在一个解放军文工团当演员,刚入共青团。她介入了我们的家庭纷争,与少蓁联合在一起,自称是革命派,要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后来,这条战线又吸收了方方和圆圆,使我们至今不能见面。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那篇文章也是他们让你写的,你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可是,少蓁,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了,我们无法去争论是非,只能采取现实态度……”我流下眼泪,“我们也只好分手!”
  少蓁冲动地扑到我的身上,紧紧搂住我:“不!不!你没有错,我就绝不会跟你离婚的!绝不会!”
  那一夜,我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少蓁坚定不移向我表示,她绝不与我离婚,等着我。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不变心,那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将自己的生命牢牢与少蓁联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的问题最后定案后,被发配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也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万斤高产田,然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馑。少蓁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这些信很短,大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封信。那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些右派在农场都只好吃一些代食品——用花生壳磨成的粉,掺一些糠渣子,使我肠胃出血,大便也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我几乎难以支撑了,是少蓁的感情给我以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抄录信中的一段话给你们:
  “……我的浮肿已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你一定要支持下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积攒了一年的粮票,又托人走后门,买了一筒高级点心,就连方方和圆圆也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一块呢,都是省给你的。我们等你回来过年呀……”
  唉,不写了,不写了!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二弟与三妹的事,我已听说了。其实,你完全不必与她大吵一架。我们倘若多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看到许多事情的产生都是有着极复杂原因的,也就能宽容和谅解别人了。哈——你以为,我又要向你宣传教义了吧?这正是我的人生观呢。我总觉得,爱和宽容,要比恨好。对于三妹,我的情感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确实很生气她挑拨我与少蓁的感情,起了极坏的作用。现在,又窜掇方方和圆圆与我彻底划清界线,甚至不与我见面。有时,想起这些事,我又感到诧异,她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为什么非要置亲哥哥于如此凄凉的地步呢?老实说,我心里不能没有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她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在少蓁自杀后,她收留了方方和圆圆,在经济上给了许多接济。这也就难怪方方和圆圆为什么听她的话了。唉,目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与我划清界线正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我对方方和圆圆不愿意和我见面,不愿意认我,绝无怨恨之心。对三妹也是这样。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你骗我!”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宣扬唯心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文化鸦片贩子”,等等。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也未装上假牙,说话有些漏风。她乍一见我,也是有些惶恐,脱口先说出一句:“你怎么回家啦?”未等我回答,她又满脸怒气,恨恨地对我说:“你这个害人精!还嫌害人不够吗?你……还要跑回家来害人!”
  我争辩着说:“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
  “我已经回信给你了!不准你回家,你走!你走!”她指着门口,火气愈来愈大,用力跺着脚说:“你给我走!别让我推你出去!”
  “少蓁,你不用嚷!我立刻就会出去的。”我强压住内心的激愤,眼圈也红了,“跟你讲,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取回一些衣服,取回一些书……绝对没有其它打算的。”
  她的目光忽然软弱了,别着脸,尽量不看我,声调也缓和了一些:“你走吧。你要的东西,过几天拉一个清单出来,让小徐转给我们,我们把东西给你放在门外。”
  我临走前,掏出一个银行存折给她:“这是我攒下的钱,你们留作家用吧……”
  她无论如何不要,竟摔在地下:“你走!你快走!你这个害人精,不要再害我们啦!”
  我捡起了那个银行存折,只感到后脊背都发凉了。我跌跌撞撞走下楼梯,又支撑着精疲力尽的身体走了一小段路。走到一个胡同口,再也走不动了,身体像一滩泥一样,就坐在地上。我没有眼泪了,体内干枯了,不会有任何泪水流出来了。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再没有家庭,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间的温暖了。我还剩下什么?一个多病孱弱的身躯,一颗仍然具有感情的灵魂。即使这样,我下定决心,我还要活下去。
  这就是我与少蓁见的最后一面。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了一张清单,列上我所要的衣物和书籍,请小徐转给了少蓁。少蓁又托小徐传话给我,要我星期日回家去取那些东西。星期日下午,我向研究所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去拉那些杂物。他们将那些东西堆放在三层楼道家门口楼梯边,大门紧闭,声息全无。我分三次将那些东西搬下楼道,气喘嘘嘘干不动了,就坐在楼梯上歇一口气。后来,隔壁的一位老教授心内不忍,也来帮我搬,总算全部搬完。离走前,我又把那个银行存折塞进门缝里,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够领受。但是,一星期后,一封挂号信寄来,又还回了存折,信中竟无只言片语。信封上的字却看出是少蓁写的,我们以后就再无联系了。
  我写了一大篇过去的琐事,你们也许会感到很乏味吧?我无非是仍然想告诉你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世上许多事物产生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那些辛酸的汁液正是我们自己酿造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不能不感到耶稣叹息的沉重:“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始终这样认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天,整个人类也把自己钉到了十字架上。从此,我们与苦难再也不能分离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不要去恨,不要去怨,而要爱,爱,爱。
  我很想念你们!渴望你们多来信。
  祝你们
            幸福快乐!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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