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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我再次来到万家。
  这一次,二姑娘、三姑娘都被打发走了,屋里剩下了万大姑娘、万老太太、四姑娘。
  万老太太几次催四姑娘离去,四姑娘撒娇地嘟哝着:
  “不!就不!我偏要听!人是我请来的嘛!”
  说完,她索性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边。
  万老太太想了想说:“有四丫头在,没啥。她年岁小,听不懂你们的话。这样吧,我也出去串个门儿……”接着她又对四姑娘说,“有事,到西院你王婶家叫我!”
  老太太出去了。我还坐在上次坐的椅子上,而上次三姑娘坐的地方,今天则由大姑娘坐上了。
  万大姑娘低着头,脸上仍像往常那样冷漠,只是略多了一点羞怯。她沉默着,弄得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好半天,我才憋出两句很笨拙的话:“你的情况我也大体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也很艰难……”
  她抬起头,突然失神地问:“我怎么啦?我可什么错误都没有犯过。在厂里,名字也是挂在‘革命派’那边儿的……不信,你可以到厂里了解……”
  四姑娘不高兴地插进来说了她姐姐两句:“人家的话你还没有听明白,就答话1人家是那个意思吗?人家的意思是你为我们姐妹几个受了好些苦……”
  我接着对万大姑娘说:“我不嫌这些,你放心。恰恰相反,我很尊重你这些品格……”
  万大姑娘不大信任地说:“你可要实话实说……不能耍人……我年岁大了……模样又不济……这不用瞒你……”
  “心地善良比什么都好……”
  “那,我也把头一条重要的事跟你透个底:我家里穷,我妈和我妹妹都靠我照料……十年八年也许缓不上来。”
  我实心实意地说:“穷,是可以克服的。你家里多了我这么个人,也算是多一份力量吧!至少多了个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的人。”
  听了我这些话,万大姑娘抬起头来,眼里也有了一些闪光。她问了一会儿,终于问道:
  “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办法?听了,我才能放心呀!”
  人活在世界上,幸福的根本意义在于有人需要他。我好多年没有被人求助过了,这是我感到世界乏味、枯燥的根源之一。我常把有求于我的人当成幻影去追求。今天,有这样一个苦姑娘、苦家庭向我讨主意、讨办法,我难免要激动的。于是,我也来了精神儿。我说:
  “头一条儿,就是我必须做到和你同苦。一个人受苦,没有伴侣,是寂寞的。多添一个人和你一起苦,他又心甘乐意,毫无怨言,我相信这对你会是一种精神安慰。当然,吃苦也是一种能力,需要锻炼和培养,但首先是一种精神。如果这是为了值得你受苦的人而付出的,苦又算什么呢?你不信?好,我向你保证:从明天起,我就敢跟你和几个妹妹一起去翻垃圾堆,拣废品……
  万大姑娘的眼睁得更大了,有些发痴和惊愕。我一瞟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的四姑娘,这女孩的笑容是甜美的,是发自肺腑的。
  一见四姑娘笑得这样美,我的谈兴更浓,就继续对万大姑娘说:
  “当然,咱们不能总拣垃圾,也得想个长久之计。我想:如果咱们俩能成为一家人,十年八年之内绝不要抛下妹妹们单立门户。我的工资五十四元,加上你的三十七元,暂先用来维持几口人的最低生活。大娘呢,可寻些家庭手工来做。二妹、三妹,如果再有分配工作的机会,就不要过分挑剔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来源多了,大家齐心合力,省吃俭用,省下钱来每两三个月添置一件大东西:立柜啦,床啦,半导体啦等等,慢慢就会把屋里的陈设置备齐,像个家,我看用不上几年功夫还能买电视机、电风扇……”
  万大姑娘还是不语,而四姑娘却兴冲冲接了话茬:“想得还真远呢,这真是咱们家的五年计划啦!”
  此时,从她那一朵花似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对我们描绘的那一番境界的神往。
  我对四姑娘说:“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上学。初中毕业上高中,将来有可能还要上大学。人受些高等教育总是有意义的……”
  四姑娘兴趣盎然地开玩笑说:
  “我们万家真要是出了大学生,那可真是——奇迹!嘻嘻嘻……”
  “你就要作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可得好好谢你!”
  这小姑娘看她姐姐总不说话,有些发急了:“姐姐,人家说了那么多,该你说了。你总闷着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呀!”
  我再一看万大姑娘,只见她使劲瞪了她四妹一眼,喷斥着:“你懂什么?你多什么嘴?一个孩子家……”
  “我是看你那肉乎乎的脾气着急。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几个字儿的一句话吗?”
  “一会儿,妈回来再定。”
  “那,我可要送人家回去了!”
  “嗯,时候是不早了……”
  我告辞了,心里的滋味很难用几句话来形容。万大姑娘的神情很不明朗,更没有表态。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我之所以感到怅然,是因为我由此而想到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心造的幻影与实在事物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但是,我没有权利去捉弄一个不幸的人家,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像许多弱者一样,以自我宽尉来平息惆怅之情:世界上的婚姻千差万别,其中理想型的比例本来就很少嘛,甚而是不存在的。
  我匆匆返回住处。作画,特别是去继续临摹那幅《特罗瓦附近的塞纳河畔》,将会滤去我的一切不安之情。
  万四姑娘兴致未消,一定要送我到家。我几番说不必了,她却撒娇地说:“人家听你说话刚刚听上了瘾,你又走了!我就要跟你去!再听听!”
  等进了门,她索性坐下来,解释着:“我大姐就是那么个蔫脾气,处处听我妈的,您甭在意。她呀,准是心里想说同意,又害臊,说不出口。”
  “要是她并不同意呢?”
  “那——往后我准不理她!”
  我此时真想对她透透底:我没有很多钱,你应当如实转达你大姐、母亲……
  但我又一想,此时让她家知道这样的实情,说不定又会理解成对她家的一次捉弄。特别是我也由衷地感到:这个人家是多么需要钱呀!假如我和万大姑娘的事成了,又假如她继续矢志不渝地爱着她的母亲和妹妹,又觉得钱是体现这种爱的唯一方式,那么,也好吧,我兴许会满足她们的。说不定我真会向我的姑妈……
  然而,这不仅意味着爱情的死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死掉了。唉!
  为了排除惆怅之情,作画吧!
  为了让四姑娘不致寂寞,我翻出了那本厚厚的集邮册。
  “你看看这个,解闷;我再画几笔画。”
  她一边翻着,一边不高兴地说:
  “人家到你这儿来,跟你说话儿;你却让人家闷坐!还——姐夫呢!”
  翻着翻着,她又忍不住叫喊:“哎哟!这么多,你得攒多少时间呀?”见我没有答话,她又说:
  “你可真有耐性!这有什么用?”
  “欣赏……”
  “欣赏?就是欣赏?当不了吃,当不了喝的!”
  我觉得既然跟万家结识一场,不论此后发展如何,在这小姑娘——严格地说也属于我的学生那一代——的心里播种些什么,也是应该的。我索性坐在她对面,对她说:
  “小妹,当你家连衣食的保证都没有的时候,你们想得到的就是衣食。实际上,你们——特别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比这要多得多呀!我的话,你懂吗?”
  “甭管我懂不懂,您就说您的吧!反正我挺爱听的,比我们老师讲得好听多了!我们老师讲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问:“你们老师讲什么啦?”
  “瞎逗呗!有一回,历史老师给我们讲‘批儒评法’,见我们都趴在桌子上打盹儿,他就使劲儿一拍桌子,吓了我们一大跳。他见我们都猛地直起身,就挤眉弄眼儿地说:‘嘿,最近我又查出孔老二他爸爸和他妈之间的一条新罪行。这一条要是揭发出来呀,哼,派出所非找这老两口子不可!’我们大伙都急着问:‘什么罪行呀,老师?’这时,下课铃响了,这老师又故意卖弄地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堂课分解!’到了下一堂课,我们都坐得端端正正,等他讲出新鲜事。你猜他说了什么?他只说出:据司马迁大字报揭发:孔老二他爹和他妈结婚,没领结婚证儿,是什么‘野合’!听听,就会瞎逗。”
  这女孩子把这件事当成好玩儿的趣事讲着,在我听来实在辛酸极了。我们民族的知识传播工序,已经变得这样粗糙、拙劣和荒诞不经了,多么可怕!
  万四姑娘似乎没有觉察出我心里有多么难受,仍在漫不经心地翻弄着那个集邮册。这时,她翻开的一页上,恰好有一张我很珍重的邮票。我便忍不住从她手中取过集邮册再看一遍。
  这一张邮票是世界某和平组织为了纪念达尔文而设计的。上面的图案是一座山,旁边是个男孩头像。
  我看了一阵,又把集邮册还给四姑娘。她接过去,看了看那个男孩,猜测着说:“哟!这小孩可真精神!准是个小英雄!不然,怎么会把他印上?”
  “不,这男孩恰恰经历了一场悲剧……”
  接着,我给四姑娘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一百年前,英国学者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分,随皇家考察船“贝格尔”号作第一次环球旅行。来到澳大利亚某海岸,发现这里的土著中流行着两种野蛮习俗:一种是杀婴——饥饿时成年人便吃掉被他们看作无用的婴儿;另一种是驱妪——把已经丧失劳动力的老年妇女赶走或丢掉。达尔文对这种残酷、愚昧的习俗深感痛心,便从这里带走了一个男孩,送到了英国,又送他上了学,希望他接受文明。达尔文为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约翰·明斯克。几年后,又把他送回原籍。若干年后,达尔文再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向村人打听这男孩的下落,村人却漫不经心地回答:在某次闹饥荒时,人们已把这少年吃掉了。
  达尔文悲痛之余,为了纪念这里的第一个文明者,便把这里的一座山命名为约翰·明斯克山。邮票上画的,正是这男孩,正是这座山。
  四姑娘显然被这个故事震慑住了。她眨了好久眼睛。最后,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地说:
  “你说着玩儿。世上哪有活吃人的事!就算是有,你刚才不是说那地方只吃小孩子吗?那个叫明什么克的,已经十好几岁了,干吗还要吃他?”
  “那是因为他有了一点文明性,反倒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无用而可厌的……”
  这女孩子的脸上消失了笑容,第一次有了近似沉思式的神情。还是不要把她看得过于迟钝吧,她在眨巴了一番眼睛之后,竟也能低声地、像是偷偷地对我讲出了下面的话:
  “……是这样,聪明的人、有能耐的人时运都不好。连我妈都劝我出门儿要装傻。她说,‘你没看见,这些年什么人最保险?傻子、呆子、疯子、哑巴……整谁也不整他们!’细想,也是这么回事。我们学校多少老师挨过整,偏偏有两个教语文的江老师、黎老师没一点事儿。他们是两口子,念一段报十个字要错一两个,写出的字还不如我写的,男的就会打鱼、养鸟儿,女的就会裁衣服、做枕套,活得可顺心呢!有个什么出头露面的事,都是他俩的。”
  我心里想,这怎么得了!
  我这个人就是有个心软的毛病。见这女孩子被刚才讲的故事吓得惊惧之色久久未褪,又有些不忍起来,很想用别的故事冲淡一下。恰好,集邮册翻开的那一页上,还有另一张纪念达尔文的邮票,图案是:达尔文微笑着坐在写作室的椅子上,善意而又轻蔑地看着一个闯进门来的“妖怪”。我指了指这张邮票对四姑娘说:“这也包含着一个故事呢。”
  “哎呀,你可别再说那吓人的故事了!”
  “不,这个故事听了倒是让人松爽的。”
  “那才好。”
  “据说,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为了试试对宗教迷信进行挑战的老师是否真有勇气超越神鬼观念,便搞了一场恶作剧:用纸制作了牛头马腿,装扮好之后,夜间达尔文房间进行恫吓。达尔文看了之后,笑着进行批评:你由于不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以致于连伪装都是拙劣的、反科学的。要知道:世上一切动物,凡生角的都属于偶蹄目,而奇蹄目的动物都是不生角的。马是奇蹄动物,牛是偶蹄动物,两者是不能同体的……”这学生不得不惊服于老师的学问和科学精神了。
  “哎呀,真了不起!”四姑娘听了这个故事赞叹着说:“世上真有有学问的人,不都像我们这样的饭桶。”
  “你也应该成为这样有学问的人。”
  “我?想归想,谁知我们家产不产这棵蒿子。”
  我们正在说话,袁良检的小儿子——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袁二奎,来给我送他画的画。这是一个文静、朴实而偏偏又对我之外的人略显骄傲的男孩。他进了门,对四姑娘连正眼也不看。但把画交到我手里,听我指点的时候,却恭敬得坐也不坐。画面上是铅笔头像素描,画的是他父亲袁良栓。
  四姑娘凑过来看,凑趣地说:
  “二奎哥,赶明儿给我画个像吧!”
  二奎翻她一眼,不太尊重地说:
  “你?不太入画。”
  “瞧你说的!我也不缺鼻子不短眼的。”
  “那你去照相好了;这是——艺术。”
  这本可以理解成玩笑话,但今天的四姑娘却认了真,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其实,见我认真地指点着二奎的画,说的大都是绘画术语,她早就有些小小的妒忌了。二奎对她显出冷漠,使她实在有些挂不住火。她大约是为了报复二奎,哼了一声说:
  “有什么了不起!你会学,我就不会?谁比谁傻多少、笨多少呀!何况,我又有现成的师傅——我……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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