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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 故技重演



  许家大院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紧张得好像到处都有股火药味。
  紧张的气氛是汪永富制造出来的,他宣称在打倒了林阿五之后,要把许家大院来个兜底翻,把所谓的九种人都赶到一号门里去,把他们的房子拿出来重新分配。其中包括夏海连和吴局长住的十间上房,许达伟住的六间厢房,许逸民和吴子宽的六间楼房,甚至还包括王先生和朱老头所住的楼上楼下在内。这就是说,有几十间房子,有几十间许家大院内最好的房子可以任人去抢,就看谁有本事,谁有力气!
  许家大院里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没有发生过抢房子的事,主要原因是林阿五镇住了,他在大院子里放风,说这房子是国家分配的,谁抢了都不能算数。如果谁抢了房子我就再去抢他的,还有谁比我住得更少的吗,我一家五口住在三间破房子里,还有一个瘫子是睡在床上的。院子里蠢蠢欲动的人都没法动手了,是的,要讲住房拥挤的话,林阿五家算是第一。
  现在,林阿五要倒台了,那些本来就想抢房的人摩拳擦掌,明抢之前先要展开暗斗。因为谁都想捷足先登,既然是抢,那也就不必客气,要抢好的,抢大的。不过,最大最好的是夏海连和吴局长所住的上房,倒反而没人敢抢,听说已经有军代表看中了,抢了也是白费力气。
  汪永富的这一着棋果然有些灵验,那些想得到房子的人都转到了汪永富的麾下,包括那个想在天井里搭两间房子的胖阿嫂在内。许家大院里的形势变得对汪永富有利。
  朱益老头、王先生、许达伟、张南奎都十分紧张,他们要为保卫住房而奋斗,要和汪永富一比高低。他们再也没有心情来痛饮了,本来想把马海西、徐永和罗非都找回来,来一个合家欢聚,现在看起来还不是个时候。
  我只能蛰居斗室了。许家大院里的事情我无法插手,不能插手,甚至不能露面,以免惹出是非。
  我感到很寂寞,在烽火连天与动荡不定中居然感到寂寞。我常常暗中背诵贺知章的那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口,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确实,在苏州城里,除掉几个老同学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了,我把苏州当作我的故乡,苏州对我却形同路人。当然,这也有好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就不会被人认出来,此种简单的逆定理使得我的处境比较安全。但我还是不敢到大街上去乱跑,大街上外来串联的人很多,他们也是乘此机会到天堂里来旅游,而且是免费的。我们那个县里的人虽然闭塞,但对免费旅游也是当仁不让的,他们也会到苏州来,我怕被他们发现:“噢,原来你是躲在天堂,好不快活,走,跟我回去!”这就糟了,被抓回去之后别的不说,那一顿打是免不了的。那时候对于打人有一种理论,叫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翻天!我要挨打的话当然属于好人打坏人之例,是该打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挨过打的人可以归人稀有动物之内。因为打人和革命连在一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总是免不了要动手动脚,动刀动枪。从打人到打仗(武斗),这是事物由低到高的必然发展。凡是能打人的人,都是有斗争性的表现。有人本来也不想打人,可是为了想保住自己或是想往上爬,还特地咬紧牙关、闭上眼睛,去打几个可打的人来表现自己的斗争性很强,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打人是没有什么立场的,可以成性,也能上瘾,也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动不动便会拔出匕首或拳头。此风一直延续到今天。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四川的家中有信来了,谢天谢地,家中一切平安,单位里也没人问起我,好像我真的被“天不怕”战斗队门掉了。也没有人提出要把我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处理掉就麻烦了,工资、粮票、布票……直到香烟票也会跟着被取消。如果取消掉我的工资、粮票、布票等等,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回去挨斗了,一个没有工资和户口的人没法生存,也不能靠朋友接济,因为他们的定量也只有那么一点点。要想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有本事的人为什么不敢反抗,首先得理解这一点。
  我和张南奎好像是夫妇二人在过日子,他在外面采买,我在家里烧煮洗理。每日饭后我便无事可做了,只能看报,看大报、小报、大字报或小字报。
  张南奎知道我在家里无聊,每天都从街上买口几张大报和小报。大报没有什么可看的,都是些官样文章。倒是那些小报十分有趣,常常揭发一些高层人士的隐秘,这些隐秘鲜为人知,而且都是有根有据的。不过,这些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也不多,最多的是些“血泪的控诉”,是讲甲派打死了乙派的人,整版报道万人送葬的大出殡。这些可怜的勇士不知道是在为谁而牺牲?
  真正耐读的倒是那些小巷子里的大字报和小字报。那些大字报和小字报除掉开头引用几句毛主席语录之外,其余都是实实在在地讲事情。揭发谁曾经是某某大亨的小老婆,谁又曾经和大汉奸轧过姘头;谁曾经侵吞过别人的财产,谁曾经在英国人的巡捕房里做过事体。揭发出来的虽然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但也透露出小巷的春秋,描绘出当年的风流。
  小巷里的小字报更加有趣,字迹歪歪斜斜,专写男女私情和卖身发迹,写得有凭有据,生动详细,简直是一篇写实的隐私小说,只是文理欠通一点。那时候没有什么隐私小说可读,读读这些小字报倒也是很过瘾的。
  我每天都醒得很早,起得很迟。何必那么急于起床呢,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办理。等着我的只有灾难,我等着的清平世界却又好像是远在天边。我上午烧煮洗理,下午就去钻小巷,读小巷里的大字报和小字报。钻小巷也比较保险,不会被外来串连的人员发现。我把苏州的地图找来,分区分片,一条一条的巷子去钻,一张张的小字报去读,好像是在作一种灾情调查似的。查了一半就使我十分敬佩,这“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史无前例,它比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要广泛深入,连那些长满青苔的小巷子里,都有几张小字报或者是什么“勒令”之类的东西。所谓“勒令”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不管是什么造反的组织,三个人组成的战斗队也行,只要写一张“勒令”向那些被认为是革命对象的人家门口一贴,那些对象就得服眼帖帖地按照“勒令”中所提出的要求去执行。比如说“勒令某某每天冲洗厕所,并清扫巷子一遍”。于是,你便可看到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或者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咖年人,戴着口罩、袖套,拿着扫帚,每天在那些长着青苔的小巷子里进进出出。你不能不去吗?不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谦让,你不去就有可能挨一次批斗,或者是挨那有铜头的皮带上上下下抽一遍,给别人制造了一次表现立场坚定的机会。
  那一天也是凑巧,我想走得远点,到金门城下去看看。想当年我和史兆丰到阊门下塘去找女佣,后来又到金门石路去寻罗莉,都是在金阊一带转来转去,现在再去转转吧,悠闲自在地转转,反正也不想再找谁。我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大街钻小巷,一路寻找着大字报向金门走去。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温暖得犹如春天,比春天还要爽朗,没有江南那种潮湿的水气。天空像一块巨大的、淡蓝色的玻璃,高空的反照使得那小巷子里的白粉墙看上去也有点蓝意。这一带的大字报不多,“勒令”倒是不少,都是贴在石库门的旁边,因为在苏州的石库门里,大多是些大房子,好房子,能住上大房子和好房子的人,恐怕都和地主、官僚、资本家沾上一点边,勒令他们去扫地、冲厕所也是在所难兔。
  我终于发现大字报了,是贴在一堵矮矮的青砖围墙上,不用说,这围墙里的人家总是和资本主义沾点儿边,因为他的围墙是用青砖侧砌的。在苏州,凡是用青砖侧砌围墙的地方,那墙内的房子大多不超过半个世纪,不是明清式样的厅堂,而是所谓的小洋房。房子的主人也不是靠收租米过活的。
  我站到大字报的栏下,准备读个仔细。眼睛一扫就不由地抽了一口冷气: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马海西!……
  糟糕,被朱品和张南奎称作活络分子的马海西,也是在劫难逃。我一目十行地往下看:

    身为国家干部的马海西,竟然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
  弹打得体无完肤,首先是拜倒在资产阶级臭小姐的石榴
  裙下,做了地主资本家的上门女婿。跟着便和他在台湾的
  大舅挂上了钩,当上了特务,月月接受从台湾经香港汇来
  的津贴,计有……

  下面都是些食品、衣服、人民币和侨汇券的清单,足足写了三大张纸。这本来是一张枯燥无味的清单,没有故事也没有情节,可那些阅读大字报的人却对此最感兴趣,读出了声音,啧啧地惊奇,国外竟然寄来了那么多好吃的,那些食物都是阔别已久,读起来也会使人馋涎欲滴:凤尾鱼,午餐肉,闷牛舌,克宁奶粉,速溶咖啡……特别是那些侨汇券,更使得一般的人可望而不可即。当年为了鼓励国外的华侨向国内寄钱,可以根据得钱的多少发放一种侨汇券,凭券可以购买计划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种高档的商品,可以按平价买到茅台酒和中华牌的香烟,使人眼红得要从眼底渗出血来的。写大字报的人心里也明白,此种生活上的差距最容易引起公愤,最容易掀起仇恨。至于什么特务不特务只不过是一顶帽子,谁也不相信。
  我对这些账目和食品清单毫无兴趣,只是觉得马海西也倒了霉,他本来是清清白白,怎么也惹上了个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虽然可以得到侨汇券和食品罐头,可对自己的政治前程,对子女的入学分配都大为不利,会永远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查起什么反动标语和特务案件时,首先被怀疑的是你!
  贴在马海西家围墙上的这份大字报是“过桥”的。所谓过桥就是一半在门左,一半门右,当中隔着一个大门堂。这大门另有用场,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勒令:

    勒令特务分子马海西每日扫厕所两遍!
    勒令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马海西今晚八时到新民书
  场接受群众的批斗!
    ……

  那时候的勒令就像法院里的传票,这么多的传票也是够马海西受的。
  突然之间大门洞开,出来了五六个穿着军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这些人七手八脚,把门上的勒令全部撕掉,换上一副用红纸写成的对联:“革命不分先后,欢迎马海西归队。”这就是说,马海西被解放了,他已经不是特务了,也和地主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了,这在当年叫作归队。一个人能够归队简直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是要感激涕零的。
  归了队的马海西从门内出来了,我一眼便认出他来,但在认出了以后又产生了怀疑:“这是不是马海西?”
  当年的马海西是头发梳得很光,皮鞋擦得锃亮,打着红色的领带,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完全是一个翩翩少年,还有点近乎花花公子。如今却是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茬,穿着一套洗得泛白的咔叽布的中山装,还穿着一双旧的军用球鞋。那年头是全国学习解放军,穿军装,戴军帽,束军用皮带,穿军用球鞋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政治上可靠的表现。马海西还没有资格全副武装,只能穿一双球鞋。穿一双球鞋也有意义,因为军用球鞋是非卖品,只能是由当兵的或曾经当过兵的人送给你,这也就间接地证明了你和解放军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点儿政治上可靠的含义。当然,这种含义是一种社会的默契,就像现在,有某个男人戴着两只金戒指,便会被认为是个暴发户似的。
  马海西从门内出来以后,可能也看出了我,我看见他的目光从我的身上扫过去的时候有点惊异。可他的目光却从我的身上一闪而过,好像没有认出我来似的。
  我却忍不住高喊了一声:“马海西!”
  马海西只好转过身来了:“是你呀,小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是路过呢还是出差的?一马海西说着,还向那些行走不远的造反派看看,深怕我的到来会给他惹出什么麻烦。那时候的人都怕事,何况是惊弓之鸟的马海西。
  “我……我是出差来的,住在南奎那里。”我避难多时,对人们的担心十分理解,所以在回答的时候就不假思索地说“出差”。“出差”便是奉公而出,说明我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住在南奎那里”,是告诉马海西我有住处,不会住在他家里,好让马海西放心,我没事情要求他,也没有什么会使他麻烦的。这短短的两句回答有着很多的含义,中国的语言很深奥,往往是意在言外。
  马海西果然放心了,往昔的友情如果不受到世事的拦阻的话,它会从记忆的深处迸发出来的:“啊!小弟,进去坐坐,这是多少年啦……”
  “十七年。”
  “是呀,是呀,十七年,眼睛一眨就是十七年!结婚啦?”马海西对于婚恋之事还是十分关怀的。
  “早就结了,孩子也十四岁了。”
  “噢……”马海西含含糊糊地答应着,把我引进了门。
  门里是一座小洋房,一方绿草地,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弯曲着通到洋房的台阶前。这房子很像是罗莉当年住过的。那一年,马海西冒险闯入李少波的小公馆,想把罗莉夺回来,据马海西说,罗莉就是住在一幢有花园的两层楼的小洋房里。马海西因此而痛心疾首,认为世人必须先有黄金屋,才能有颜如玉,而且还要有狐皮大衣和白兰地。
  解放以后的马海西倒是交了好运,黄金屋和颜如玉不分先后,联袂而来,而且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被单位里的一位姑娘看上了,所以被看上也和跳舞有关系。那时候好像是有人提倡,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在周末办舞会,让那些扛过枪的,渡过江的人也来领略一点洋味。马海西当然是如鱼得水了,成了舞会上的皇帝,受到了姑娘们的青睐。其中有一位姑娘叫董玉如,论容貌不能算第一,可她的父亲却是一位大学教授。解放前大学教授的月工资是一百八到两百个现大洋,教授有小洋房或公寓等等,算不了什么稀奇,书中自有黄金屋决不是说着玩儿的。至于颜如玉嘛,那也用不着担心,可以来点儿师生之恋,或讨个外国老婆什么的。董教授拥有一座小洋楼,一儿一女都读大学,夫人在家里弹弹钢琴,星期天到教堂里去做做礼拜,日子过得虽然比不上达官显贵,却也颇为宽裕,也十分闲逸。
  说起来也是为儿为女,因为儿子到美国去留学,董教授也就跟着飘洋过海,到美国去教几年书,照顾儿子,等儿子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以后再回来。没有想到一去经年,归来无期,只得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苏州。
  董玉如看中了马海西能歌善舞,风度翩翩,比那些土八路更能曲解人意。那时候的老革命,把婚恋之事也当成是一种革命的需要,都是实打实,硬碰硬的。缺少点柔情蜜意。
  马海西却比董玉如要复杂得多了。性爱的需要是一个方面,董家的那座花园洋房对他却更有吸引力,他耍成为小洋楼的主人,好像是对罗莉的报复。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一个被物质欺压过的人,会对物质产生一种贪婪。
  董玉如的妈妈,这位教授的夫人虽然不大懂世事,可却懂得爱情,她凭一种直觉,凭一种情场的经历,就感到马海西有一种不高尚的世俗的心理,爱的动机不那么纯粹,像优美的曲调中伴有杂音似的。可她也影响不了热恋中的女儿,而且也说不出所以然,感觉是不能当作真实的。
  谁知道真实比感觉还要可伯,马海西一旦成了上门女婿之后,立即喧宾夺主,把家政大权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别说什么洋房了,连美国寄回来钱和物都由他来处理。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国内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匮乏,人们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统一,除了循规蹈矩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自由发展的机会。马海西也悟了,他也只在循规蹈矩之中求得一点发展。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马海西决心要改造自己,在改造自己的同时,还要改造家庭,特别是要改造他丈母娘。这个从不劳动的女人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还要弹钢琴,都是什么年代了,还玩弄这种洋玩意?美国寄回来的钱和物不能给她,要她烧饭洗衣,劳动改造,自食其力。
  马海西把美国寄回来的钱和物都锁在一个柜子里,不给丈母娘,却暗中给一点他的领导和支部书记,他想入党,想从科员到副科长、科长……这样一步步地长上去。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已经有了,欲望中的猎物有了以后就变成无,甚至变成了累赘。现在,马海西需要的是地位和权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马海西也曾跳过那么一跳,想造反。他愤愤不平,干了十七年还是个科员,党没有入得了,科长也没有能提上去,岂有此理,都是走资派任的!他在机关里刚刚跳起来,就被真正的造反派揪住了头皮,因为他有海外关系。这就造成了大字报贴满了他家的围墙,各种勒令贴在大门上的后果。幸亏马海西头脑灵活,及时地和某派的头头取得了联系,答应把楼下的房子给他,把丈母娘赶到园中的两间花房里去。马海西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把丈母娘赶到花房里去可以表示他已经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政治上采取主动;把房子让给造反派的头头可以拉上关系,争取归队,因为你如果陷在牛鬼蛇神中而不能自拔的话,你这楼上楼下的房子都有可能被别人抢去,住到花房里去的人也可能就是自己。
  马海西的这一步走对了,他很快地就得到了解放,就发生了我看到的那种戏剧性的场面。当然,那些侨汇券和牛肉罐头也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马海西虽然及时地扭转了局面,却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一层楼,所以见到我的时候还是唉声叹气:“小弟啊,你看这是什么年头,倒像是我们当年住在许家大院一样,比那个时候还要混乱;那时候想侵占别人的房子还动动脑筋,现在可以随随便便地抢来抢去,这就是共产主义?”
  “这和共产主义不搭界,共产主义是平均分配,不是抢。”我说。
  “平均分配和抢有什么区别?”马海西大放厥词了。
  我倒有点替他担心,深怕他的反动言论被人家听到以后又要被勒令去扫地:“海西,轻点。”
  “怕啥呀,我已经把房子给他们了,还会怎么的?”马海西认为只要舍得房子,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马海西家的房子确实也惹人喜爱,门厅、长富、阳台都有一种西洋建筑的风味,墙壁很厚,用花岗石砌成,中间有烟道,冬天把壁炉烧热,室内温暖如春。这样的房子在苏州确实不大多见,难怪当年会被马海西看中,而今却又有黄雀在后。
  房子里面却是一片混乱,有人在跑来跑去地搬东西。看样子有人是乔迁之喜,有人是痛心疾首,还有人在后门外面嘤嘤地哭泣。
  马海西皱起眉头:“小弟啊,你来得也真不凑巧,连坐也没有个坐处。这样吧,等几天我来看你,看看你和张南奎。”马海西的话中有话,“等几天我来看你”,就是说今天你来得不巧,我也不能和你多谈了;“看看你和张南奎”,就表明不去看许达伟,和右派分子是要划清界限的。
  我听了以后有点愕然,侧起头来愣看着马海西,难道就是他当年请我喝鹅牌咖啡?难道就是他和我一起到城头上去找罗莉?难道就是他叫我写下了那不朽的名篇“你在哪里?”岁月和世事会把一个人重新塑造,会剥掉你身上的天真烂漫,变得那么的无情而实际。我也不能责怪马海西,那时候人人自危,划清界限是美德,立场不稳和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都是要批判,要斗争的。
  我告别了马海西出来,心情难以平静。十七年来我经常想起马海西,想起那些荒唐而又浪漫的事情,想起来以后就从心底漾起了一阵欣喜,一个人在年轻时总要有几件可笑的事才是不负少年。我想把眼下的马海西忘记,让我留下那永远美好的记忆。
  离开马海西家往东走,大字报和小字报渐渐地多起来了,我看着看着心情也就平静下来。马海西算不了什么,每一张大字报里面都有几个像马海西那样的人,他不是被人写,就是去写人。
  我由东向南蜇回来了,是从大街上踅回来的,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街灯未亮,谁也看不清谁。可是当我进了前远巷的时候却看见巷子里有许多人在那里看大字报。
  许家大院沿前远巷的一段围墙,是“横扫一切”与“扫害虫”战斗队轮流贴大字报的地方。有时候是“横扫一切”攻击林阿五,有时候是“扫害虫”清扫汪永富。这个地方正好有一盏路灯照明,所以晚上也有个别像我这样的人站在那里看,看的人大多戴着老花眼镜。
  这里的大字报我是一字不漏,每期都要看。我很佩服王玉树和赵晓山,那些大字报写得好,文字通顺,简单明了,我真怀疑那文章是不是经王先生改过的。毛笔字也写得好,是行草,据说是赵晓山自己写的。他很欢喜写大字报,把写大字报当作了一种练习书法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文化都进行了摧残,唯独给书法提供了一个普及与发展的机会。汪永富那一派的水平就差了,翻来覆去地那几句话,把毛主席语录引了一大堆,字也写得歪歪斜斜的。
  我进了前远巷,远远地就看见那粉墙下面站着十多个人,一个个仰着头,半张着嘴,全神贯注在那一大片新出的大字报上面。我一看标题就吃了一惊:“一个国民党的地下小组隐藏到今天!”这几个字是用红笔写的,故意把红墨水向四面洒洒,好像是血迹斑斑或鲜血淋漓。再往下看就十分惊人也十分离奇了:

    ……在阴沉沉的许家大院里,在黑暗即将过去的
  1949年的春天,国民党的一个地下小组接受指令,要在
  许家大院里长期地潜伏下来。为了取得一种进步的伪装,
  他们先演出了一出双簧,国民党假装来抓他们,说他们是
  共产党,然后他们各自分散潜藏。解放后都混入了我们的
  革命队伍里,窃取我们的党政机密,通过林阿五和香港联
  系,联系的方法是用密写在家书中……”

  大字报总共写了十三张纸,把我们当年在许家大院的事情,把吴子宽逃到香港,吴越有信回来等情节编造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林阿五,只是把许达伟稍许提了一提。看样子编故事的人很有水平,不想和林阿五之外的人纠缠。打倒了林阿五,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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