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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有奖征答


  民国二十七年,芦沟桥事变一年之后,日军逼近汉口,战争惨烈地进行着。北京的《新民报》在九月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了“测验国民对于反蒋与拥护新政权之热情”,《新民报》“征求汉口陷落日期大投票”,举办有奖征答游戏。以邮戳为凭,谁猜准了汉口陷落的时间,将得到奖金五百元。汉口陷落日期与时间“以日本军入汉口日本租界之时日”为标准,应征者只限于中国人。
  广告刊出四天之内,《新民报》称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应征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还附上一首歌词,《祝汉口陷落歌》:


  一、武汉三镇空豪言呀,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汉口陷落蒋府崩呀,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唤起人民来庆祝呀,呀咦哩!
  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浪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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