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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清算与平反,日尔曼式


  这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在汹涌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个金发的,紧紧握着自己母亲的手,好像一个怕在百货公司中被人冲走的小孩。摄影记者的灯不断的闪着,金发男子用手掌遮脸,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他们“杀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狱等着他。
  旁听席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这毕竟不是个常见的案子,这是一场历史的审判。时间是1991年9月,地点是统一后的柏林,这4个年轻人,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潜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墙下,开始攀爬。枪声响了之后,克利斯转过身来,面对着守卫,大概想叫他们别射吧,可是下一颗子弹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击中,他还来得及将自己的身份证奋力往墙那边丢出去。
  濒死的克利斯和受伤的高定被守卫像货物一样在地上拖着。高定呻吟着要救护车,守卫班长,25岁的施密特,掏出手枪来对着他:
  “再喊就毙了你!猪猡!”
  施密特,就是那个牵着母亲的手、当众哭泣的年轻人。
  克利斯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断了气。
  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塌了柏林墙;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牺牲者。
  在开庭的休息时段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发图片。他是柏林一家专门报导酒色财气奸杀掳掠的杂志主编。他把两张照片放在克利斯母亲的手上——这个母亲,没有机会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她只是从东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连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现在,这个母亲突然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两张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尸体,正面一张,背面一张。前胸弹洞清晰可见,后背上布满了尸斑和污血。
  杂志主编立在一旁,等着看母亲的反应;他要写一篇快稿。
  辩护律师所倚赖的基点是,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好像一个职业刽子手,嘿,你总不能要求他每次挥刀之前作个道德裁判吧?
  检察官却试图反驳:不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许多人反对这个制度吗?
  不知道。施密特说。
  东德有许多教会,你不曾去过吗?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难道没有人拒绝当兵吗?
  也许有。但你得坐两年牢。
  你难道不知道西德人对围墙的射杀感觉悲愤?
  不知道。
  对围墙的自动射击装置——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最有效的设施。
  一问一答之间,人们恍惚通过了时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样的地点上聆听相似的问答。这4个东德士兵所面对的是当年纳粹官兵所面对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当年纽伦堡法官所思考的难题: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
  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去审判那个国家的人民,公平吗?
  执行命令者和施发命令者同罪,公平吗?
  要求军人把个人良知放在服从军令的原则之上,公平吗?
  如果你说不公平,这4个年轻士兵是无罪无辜的,但你怎么面对克利斯伤心欲绝的母亲——她说,如果杀人的人是无辜的,那被杀的算什么?
  这40年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德有成千上万个克利斯的母亲。你对她们说什么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亲,却也有话说。
  她说,你们不去审判昂纳克,却来惩罚几个听命的小兵,这算什么公平?
  许许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辩护。只要昂纳克还躲在莫斯科覆荫中一天,人们就可以愤慨的引用德国谚语:“大头放生,小鬼遭殃。”毕竟始作俑者是昂纳克,他在1974年亲自下令:越墙者一律格杀。现在他逍遥法网之外,在全德电视上还固执的表示绝无侮意,审判4个小兵实在令人觉得荒诞。
  可是,40年的家国不幸,是不是追究到这头发稀少的80岁老头,就算完了呢?
  德国“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格斯坦,对各方人马声讨昂纳克的盛况嗤之以鼻:
  “千千万万的东德人遭到身体和精神的迫害。连死者也要呐喊:复仇!
  “然而复仇对象是谁?谁又有权利复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会相信西德情报局不知道围墙那边的真象,可是尽管如此,西德仍旧帮助东德进入联合国,昂纳克还被邀访问西德,当国宾礼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称为“阁下”,西德政府还用防弹车去保护他的生命。
  “现在,却要公审他!
  “以前为什么不下通缉令?不但不下,基社党主席还要求他在一张菜单上签名留念!”
  奥格斯坦对德国的政客说的是,你们这些要通缉逮捕昂纳克的人,正是长年来默许他、支持他的人,你们哪有资格谈“复仇”?说穿了,奥格斯坦认为西德政客也无非是消极“帮凶”罢了,没有权利大张旗鼓的谈正义公理。
  奥格斯坦把问题扯得更松宽,也更一团糊涂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许的“帮凶”,那么那1700万忍受独裁统治的东德人民本身难道在某个程度上,不也是默许的“帮凶”?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这其间的界线竟是如此模糊!
  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
  东德原有18万名教师,其中2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指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一个医院的大门守卫面对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问他是否知道那所医院属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异议者也被关在里面作“精神治疗”?知道,但我只是一个大门守卫。
  你身上带有武器?
  有。
  那么,当有人从医院想逃走时,你是否必须开枪?
  低头。
  这个守卫,也受到解聘的处置。
  如果你觉得这种清算太过火(当然,当我们好人在追究坏人的时候,没有人会用“清算”这个可怕而难听的字眼),你得了解东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怀。是克利斯的母亲在哀求“还我公理”;是高定的母亲这一辈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经忠于党的老师揪出来!赶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数也数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觉半生已毁的现在,要求亲眼看见罪与罚的实现、看见公理的验证,用来治疗自己或者永远不可愈合的伤口。
  如果你觉得这种日尔曼式的清算太过火,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中国式的清算呢?
  谁是默许的帮凶?谁是无辜的受害者?谁有权利对谁报复?谁有权利行使公理?
  我等着看罪与罚的印证、清算与平反的实现,中国式的。
                          199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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