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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夜里下了雪，早晨拉开窗帘，却是大太阳。这种太阳是假的，虽然因为树叶全落光了，又经过雪地的反射，而显得特别亮，却连屋檐上垂的冰柱都无法融化。 在北方最能感受季节的变化，也就是最能知道阳光的斜度。春夏秋冬，说穿了，都是因为日照的时间和角度不同造成的。 我把派蒂的罐子，从书柜移到窗边，沐浴在一片早晨的阳光里。夏天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螳螂是“阴杀之虫”，天生就爱躲在叶子下面。而且阳光晒进玻璃罐，产生“温室效应”，足以把派蒂烤死。所以只有到下午，阳光照不进窗里，我才会把派蒂移过去。 蟋蟀也一样，它们更是属于阴暗和夜晚的昆虫，我手上的蟋蟀都是宠物商店特别培养的，所以能活在冬天。它们被我放在屋子的角落，倒也自得其乐，尤其公的，总叫个不停，有时候我抓它们喂派蒂，很残酷地把蟋蟀瓶子就放在旁边，看着派蒂捕杀，它们也不惊恐，仍然喝水、吃东西、唱歌。在这个严冬时节，本来就不应该有蟋蟀，它们能够被生、被养，也就写了被杀。“命运苟如此，且随天地歌”。不歌，又如何？ 派蒂在罐子里，看一片白皑皑的世界。她的老家——那棵牡丹花，早落尽了叶子，像是几根枯枝，立在雪中。窗前的长青灌木丛，也冻得垂下了叶子。许多植物，能随着温度的变化，调整它们叶子的斜度，愈冷愈垂头，像是卑微的奴隶，站在风雪里，听候命运的差遗。 昆虫都对阳光特别灵敏；过去我抓的小虫，尤其是蜜蜂，放进派蒂的罐子里，总是朝着同一个角度冲，那角度必定是太阳的方向。即使当天台风下雨，阴暗得如同有日蚀，它们都不会认错“太阳应该的位置”。我也就利用这一点，当派蒂站在某个角落时，就把那个角落对准太阳的方向，让飞虫们飞到派蒂面前，被吃掉。 派蒂是不认方向的，如同人，有些人信天命、拜鬼神；有些人自以为是天命，甚至自己在扮演鬼神，也就不信这些冥冥中的主宰。小民们信法、守法、崇拜英雄；英雄们立法、修法，自己信自己。 派蒂是英雄，很漠然地看她出身的故乡，也很漠然地看雪地上的阳光。一个垂老的英雄，仍然不信天；一只垂老的螳螂，依然是“阴杀之虫”。 派蒂是真老了，老得不再能攀上玻璃只能挂在纱布上。也可能因为纱布上有她的卵，她在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多么幸运的妈妈啊！当所有的螳螂妈妈都死了、掩在厚厚的白雪之下，她居然还能摇动着自己婴儿的床。 昨天剩下的那只蟋蟀，已经被她咬死了，只咬死，没吃下去。我就又丢进三只，看看她的反应。 三只蟋蟀进了瓶子，还以为到了乐土，遍地的尸体，在它们眼中，或许是遍地的佳肴。只见它们在虫尸间钻来钻去。冬天，开暖气，空气特别干，那些虫尸也就都被烤成了肉干，当蟋蟀们走过时，发出“沙沙沙沙”的秋林朽叶的声音。 派蒂没有动，只是回头看了看，她的“双钳”不再举起，而是向前伸。如同一个捐出一切的老人，等待那些受赠者，照顾她的晚年。 当人老了，不再能出去买东西，甚至不再能出门，一切的金银财宝，对他来说，也就没了什么意义。只是这让我想起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收藏了一辈子，只进不出。临死，突然大卖收藏。甚至手脚都不能动了，还躺在病床上和“买家”讨价还价。据说，他趁着那口气在，居然高价卖掉不少古董。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卖，而由外行的子女，三文不值两文地卖了，他一定死不瞑目。 不再举起双钳的螳螂，就如同缴了械的神枪手，失去了一切的威武。也就如同受伤倒地的盗匪，连妇孺都会过去踹他两脚。年轻时的死敌，在你中年成功时，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中年时的死敌，在你年老时，会给你加倍的伤害。新仇与旧恨，在你成功时，都不会出现；当你失败时，他们则成为“摧枯拉朽”的力量。如同年轻时受的肉伤与风寒，年老时便要一一发作。 蟋蟀们显然看穿了派蒂，先在她的远处走动，渐渐移到她的身边。一只带头的，不断鼓动翅膀，发出尖锐的声音。其余两只也就忽左忽右地穿梭，像是发起一个抗争的游行。 派蒂没有动，冷冷地看着它们。有一只跳上她的背，她也没反应。蟋蟀则更加猖狂，甚至紧紧贴在她的身边，用力拱她，尤其带头那只，更是冲来冲去，如同一个被神力附体的乩童。 突然间，两只蟋蟀跳开了，弹起许多虫尸的碎片。那只带头的不再尖叫，因为已经被派蒂狠狠钳住。派蒂不断移动四只脚，大概希望站稳一点。那被抓的蟋蟀也就不停地踢，以为可以挣脱这老家伙的掌心。没想到老家伙钳子上的刺，仍然那么尖。它愈挣扎，那刺扎得愈深。派蒂开始低头咬，她嘴上的力量显然也变弱了，咬了半天，才咬掉一只翅膀。再咬颈子，蟋蟀的颈子粗，咬了许久，才咬断一半。不知怎地，那半死的蟋蟀一跳，居然从派蒂的手里挣脱出去。 派蒂也不再追，歪着头舔她的钳子。没想到，老得都快不能动了，她仍然要亲吻自己的武器。当然，也可能那上面留有刚才蟋蟀的肉汁，多么肥美的滋味！对于一个垂老的“吸血鬼”而言，刀锋上留下的干干的血迹，仍然能使他陶醉。 逃走的蟋蟀，已经不再是领袖，而是被遗忘的先烈。剩下的两只蟋蟀，又开始舞蹈。 我想“派蒂活不久了，”便把瓶子里剩下的另外三只蟋蟀也放进罐子，造成六只蟋蟀环绕派蒂的场面。 我要看看当强人老去，他昔日的敌人是先报旧仇，还是先搞夺权。当革命发生，原来的执政者被推翻时，所有监狱里的犯人，包括杀人、强奸的、贪污的，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革命行动的支持者。他们都不再有罪，因为他们喊“判他罪！判他罪！”的声音，比所有的人都响。他们曾经是“被迫害者”，当然有优先讨债的权利。而一切的棋子都要重新安排，所有的势力，都要被新领导人拉拢。 看哪！暴君垂死了！被欺压的人民终于起来了。一群蟋蟀在尸堆里居然开始打斗，一只跳到派蒂的背上跳舞，另一只骑在派蒂长长的腿上，且随着腿滑下去，再抱着派蒂的脚，开始舔、开始咬。 我赶紧把派蒂拿了出来，只是她的脚趾已经被咬断一截，剩下空空的腿胫，如同细细的牙签，立在我的手上。 她不再对我使狠，眼神也不像以前那么炯炯有神。颈子倒还灵活，依然东张西望。我发现她变了，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她不再抓、不再咬，两只钳子轻轻落在我的指尖，柔柔的，如同抚摸。曾几何时，她的武器已经变成一种温柔的装饰。 女儿正在吃饭。我把派蒂递到女儿面前： “派蒂愈来愈温柔了，蟋蟀都欺负她，我们就把她放在外面养好了。” 昨天晚上，派蒂是在她那粉红屋子里度过的。一个垂死的妇人，重回年轻时恋爱的地方，不知有怎样的感受。 虽然她在这屋里跟她的恋人做爱，也在那里杀死她的爱侣。但如同垂死的武则天，差点断了大唐的国祚，却留下一块空白的石碑，等待后人的刻铭与评断。 “我是不得已，如果你是我，你也一样。” 过去的宫廷里，多少妇人用尽心机，像是泯灭天良一样杀。为什么？为了让她的儿子能登基。她们杀、她们狠，不是为恨，是为爱。 派蒂不也为了爱她的孩子，而吃掉丈夫吗？ 一大早，我就把派蒂拿了出来。先喂她喝两管“鸭嘴笔”的水，又用镊子夹着一只蟋蟀，送到她的嘴边。 我把蟋蟀最柔软的肚子送过去，派蒂一口咬住，嘴已不停动，却没吃下去。我把镊子往回拉，因为派蒂咬住蟋蟀屁股而扯断，扯出不少内脏。 她跟着把那些内脏吃了下去，而且吃得很快。我又让她咬住蟋蟀，再拉开；她又咬下一截，吞了下去。 我发现喂螳螂吃东西，要用“咬住再拉开”的方法。如同派蒂平常抓到猎物之后，一边咬，一边推开自己的双臂。螳螂的本事，是嘴上咬得紧，手臂又推得开。也可以说它们要用“咬住，再撕裂”的方法，把猎物撕成一小片、一小片，往下吞。 其实每种动物的“吃”，都是“嘴”与“手”的关系。龙虾的“双钳”总是一大、一小，因为它们的嘴很弱，必须用一只钳子夹住食物，另一只钳子去撕开，再放入口中。老鹰则不同，它们有带钩的“喙”，一边用爪子紧紧压住食物，一边用“钩子”去撕裂。鹦鹉虽然钩形的喙，却只用来攀爬。吃东西时，全靠灵活的爪子，把食物转来转去，转到有利位置，再咬。人类则最高明，既能用手撕裂，也能用嘴咬断。 现在我右手的镊子，相当于派蒂的钳子；我左手抓住她的背，则是为制造撕开的力量。如果我不抓住她，只让她咬住，便向外拉，她的整个身体就都会跟着被拉走，而毫无“厮”的力量了。 “咬”不代表一切，必须“咬住”再“扯开”，才能产生大的破坏。无论摧毁食物，或摧毁敌人，你都要先“咬住他”，再把事情“扯大”。但在喂派蒂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她的颈子有多么强，我花那么大的力量扯开蟋蟀，她竟然能咬住不放，让我觉得几乎会拉断她那细细的脖子。 一个动物，一定先要“硬颈”，才能去撕裂。这是我的另一项新发现。 过去派蒂是“只要死的虫，就不吃”。我原来猜想当这蟋蟀的脚不再挣扎，她也就不会吃。可是显然“年老”，连个性也会改，当派蒂把整只蟋蟀吃光，我试着去罐子里找出干干的虫尸喂她，她居然也高高兴兴地吃掉。这是因为“老而贪”呢？抑或因为她自知没有力量再去“杀生”，便也甘心吃这不会动的“肉干”？ 如同见到一个昔日的英雄，穷途末路地乞食，求一碗饭，蹲在门前吃。她过去的英武到哪里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抓我时，那尖刺戳入手指的疼痛。也记得她怎样把双钳向后挥，钩住我的手，再回头咬。 现在，我正用拇指和食指抓住她的上身，把她悬空拿着，这是最没安全感的情况，她为什么不挣扎？ 多么聪明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她也可以算是大丈夫了。想起司马迁写伍子胥，说伍能“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又说当伍子胥落难在长江边的时候，甚至在路上乞食，但是他没有一刻忘怀杀父之仇。真是“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司马迁写的真是伍子胥吗？只怕他也写了自己吧！“一个人为了雪耻复仇和名垂后世，可以不顾义气，而且被赞美为大丈夫。”这种观念对中国读书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司马迁在被阉割的仇恨中，苟活下来，为什么？是为留得一口气，借着历史人物，发抒他的怨气。 但我的派蒂为什么要舍弃她一生的英雄形象，只求留得这口气呢？ 今天我决定带派蒂四处逛逛。 许多老人家都爱旅游，一方面因为子女大了，不再需要照顾，老人有了自由；一方面因为日子不多了，钱留着也没什么用，可以大胆地支配；一方面因为人生不能空来这么一道，趁着能走，就多走走，让自己的生命更充实。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人家希望旧地重游，唤起一些年轻时美好的回忆。 过去的六年间，我曾经两次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回到北平和台北的老家。我们走访了每个她曾经住过的地方，听她怀念过去的好玩伴，也听她抱怨那些年轻时曾欺负她的亲戚。 我常想，在她眼里的北海、颐和园、紫禁城或王府井大街，一定跟我看到的不同。好比台北新公园，虽然还在那儿，许多建筑也未拆建，但是在我眼里就与年轻人不一样。那是记忆中的，只有我自己能够发出会心的笑，或幽幽的伤怀。 把派蒂由粉红色盒子里拿出来，托在掌心，先去每扇窗子往外看了看，又去每个房间绕了一圈。直到今天，她将死，才发觉连海边都带她去看过了，却没带她看看家里的每个地方。当然或许有一天，我将死，也才会惊觉，游了大半个世界，却连家旁边的许多小巷子，都不会走过。 外面的雪还没解冻，只是地上陷出一个个小坑。因为大地的温度并不平均，有些地方热些，有些地方冷些，有的雪下面是小草，有的下面是土地。那雪地融化的速度也就不一样。看看派蒂，又看看外面的雪，使我想起电影“野性的呼唤”。大概是二十年前的老片了吧！但我一直记得那只忠义的野狼，为了保护主人，与其他的野狼拼斗。 在人的眼里，它是一只忠狗。在狼的眼里，它可能是叛徒。为了跟在人的身边，能得到好的庇护、好的食物，而背叛自己的族群。 也使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中日大战回忆录”节目。有一位抗日英雄，指着照片里的一个人，说“这是日本人，后来投降，加入了‘我们’这边，他机枪射得很准，打死不少日本鬼子。” 从我们的角度，这日本人是个“明是非”的义人。从日本人的角度呢？（打倒鬼子！！） 一只鹰可以被训练来抓鹰；一只狗，可以被训练来抓狗；一只螳螂，可以被训练来抓螳螂。 不！我应该说螳螂例外，它们天生就是孤独者，无法忍受身边有任何其他螳螂的存在。即使身边睡的是丈夫、是爱侣，也要杀掉。 只是，我把派蒂放在窗台上，看她扒着窗棂往外看。我想，如果现在居然还有一只没冻死的螳螂，看到屋子里的她，和她后面的我。那只螳螂会怎么想？它会不会说：“一只从小被人圈养的螳螂，杀的技术再好，活的日子再长，也算不得是一只螳螂。” 我把派蒂从窗口移开，相信那外面已不是她认识的故乡。她的故乡变了色，真正的故乡已经是我的书房。 托着她，走到电视机前面，看了看“肥皂剧”。又把她放到我岳父和女儿合作拼制的“美国国会大厦”模型上。让它在“大厦”的圆顶上站稳，再为她拍了两张照片。 多像一个观光客啊！又多像“魔斯拉”，大闹美国首府，攻入美国国会的电影画面。如果派蒂和大厦的比例是这样，真要吓死人了！不是比一只八十吨重的SAUROPODOMORPHA恐龙还巨大吗？怪不得美国人说螳螂是“花园里的恐龙”。 突然想到女儿有几只恐龙的小玩具，恰好跟派蒂一样大，也就叫女儿找来，把派蒂放在玩具旁边拍照。派蒂居然还对准其中一只绿色的，狠狠出了一钳。 女儿又介绍派蒂去看她的模型商店，还坚持派蒂进入她的Bistr'o餐馆当“客人”。我问她为什么？ “因为派蒂爱吃牛排，我这家餐馆专卖牛排，派蒂会开心。”女儿很认真地说。 最后，我把派蒂带到“花窗”前面。这是屋里最有春意的地方。因为朝南，上面又有玻璃屋顶，四季的阳光都能照进来。里面的植物也就搞得糊里糊涂，失去了四季。譬如一棵昙花，明明应该在夏秋绽放，现在却发了花苞，而且眼看就要开了。 我把派蒂放在昙花叶子上，她很快便掉了下来。因为叶子太光滑，派蒂原本会分泌黏液的脚趾，又被蟋蟀咬断，所以无法站得住。 抬头看见挂着的“百香果”藤蔓，是女儿钢琴老师送的。百香果原产于非洲，但是在台湾处处可见。据说因为二次大战时，美军打算空降台湾山区，打丛林战，又怕没东西吃，于是从空中撒下很容易生长，又富维他命的百香果种子。多妙啊！原来的诡计，成为后业的恩泽。其实每个渔人撒下的饵，只要鱼不被抓，那鱼饵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恩泽。相反地，那些自以为“放生”是恩泽，却在水库放下食人鱼的人，则造成生态失衡，成为了杀戮。 百香果的叶子很多，应该是个好地方，我便把派蒂放了上去。 原来应该生活在花草之间的派蒂，大半辈子关在塑胶和玻璃的罐子里，而今老了、将死了，理当回归天地之间。 总认为“人定胜天”的西方人。在丧礼上会说“灰归灰、土归士（Ashes t ashes,dust to dust）。”表示人死，是回归大自然，一只小小的螳螂当然更该如此。 想到一位风水师说的——人死了，无论用棺木，或是火化了，装进骨灰罐，总要与土地接近才好。所以那骨灰罐子最好用石头、陶磁或木制的材料，并且放进泥土、水泥或石材的墓中，这样死者才能与大地的灵气相通。产生调协风水的效果。 这不也是“灰归灰、土归土”吗？ 派蒂果然十分高兴，开始在百香果藤上攀援了。从下面一直爬，爬到花盆里。 那花盆看起来像个白色的小亭子。上面有着尖尖的顶，顶上一串铁环，正好挂在花窗上。 派蒂居然继续攀到了“小亭子”的顶上，又转过身，用屁股对准小亭子的尖端。然后，就不动了。 我没再理她。心想，或许因为她是“阴杀之虫”，躲在亭子里比较有安全感。也可能她要死了，决定选这么一个漂亮的地方，咽下最后一口气。 傍晚，我正写作，女儿突然在书房外面一边敲门，一边大叫。 打开门，小丫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派，派蒂，生，生，生蛋了。她又生蛋了！” 跑到花窗前，果然看见派蒂用她失去了脚趾的腿胫，勉强攀在小亭上扭动。 她的四肢大概因为用力而颤抖，她的屁股则不断抽缩，从那已经不怎么饱满的肚子里，居然挤压出许多黏液。 我突然了解。派蒂这么一位伟大的杀手，明明应该光荣地死去。她之所以忍辱负重、苟延残喘地乞食，是因为她对孩子的爱。 绑在玻璃罐口的纱布，怎么可能是孵化的好地方？所以虽然她在纱布上下了蛋，但是心不安。于是偷偷留下一些卵一天天地等待。 直到今天，她攀上百香果，如同回归到外面的花丛，才放心地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藏下“她的爱”。 我发现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昔日的杀手，也不是一个垂死的老妇，而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昨夜没有送派蒂回粉红色的房子，就留她在百香果的花盆里。我想这样是比较合她的心意的，如同刚生产的妈妈，把孩子抱在胸前，让孩子听她熟悉的心音，让母亲胸口的呼吸与起伏，仍然像是羊水一般荡漾，也让这母子作再一次心灵的沟通。 然后，孩子就要一天天长大，一天天远离。 有几个孩子不是主动地远离父母，出去创他自己的家；又有几个父母，不是先一步离开孩子，往生到另一个国度。 生命本来就是分分合合、死死生生。 早上看派蒂，已经不再是倒挂的姿态，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花盆里。她攀着花盆的边缘看我，如同一个女子，倚着阳台的栏杆，等待她的情人。 她的脸确实老了，不再像年轻那么饱满。但是眼睛变得慈祥，好像另外有一种光彩、一种慵懒、一种柔情。 使我想起老婆四十岁生女儿的时候，脸上没画眼影，也没涂粉底，原来的雀斑都浮现了，却看来亮亮的。由于生产时失血，使她变得苍白，但在那苍白中，另有一种喜气。 我把派蒂拿下来，喂她吃东西。她咬了一口，就停住，把头转开，凝视着窗外。 晨光洒进来，照在窗边一棵圣诞红上。因为斜斜的逆光，那红就看来格外艳丽了。 老人，多半喜欢红色，大概火力没了，红色能带来温暖的感觉。也可能是爱那红色的喜气，希望多活几年。 我便把派蒂轻轻放在圣诞红的花瓣上。 这去年感恩节买来的圣诞红，居然一直撑到二月，还十分丰茂，宽宽的花瓣正好托着派蒂，如同一大片红色的锦褥，上面睡着将逝的女人。 这女人原是个平民，偶然落入豪门，远离了她的桑樟家邦，便不曾回去，只远远地眺望，看着故乡逐渐凋零、逐渐消失，消失在雪花深处。 窗外的雪正开始下，细细地，像粉，慢慢、无声地飘。 垂死的派蒂，不知是不是回光反照，居然开始梳理，如同她年轻时的“当窗理云鬓”。洗完脸，又舔她的钳子，上面的刺仍尖，只是肌肉已经萎缩。像是垂死的老人，神志还清楚，也能勉强坐起来，但是手脚的尖端，已经逐渐发黑。 这是“安宁照顾”。没有呼天抢地的激动，也没有愁容满面的道别，只是静静地，让将逝者安详地面对逐渐来临的死亡，也淡淡地向过去的一生道别。 过去的都过去了。所有的是非功过，所有的兴衰荣辱，乃至所有的失落与遗憾，都成为往事，只堪回味，不必哀叹。 派蒂的脸面对窗外，冬天和煦和阳光正洒在她的身上。她逐渐放下双臂，再把头垂在双臂之间。 她的眼睛逐渐变暗，由原来的透明，转成黑色。 雪下得更密了。我对身边的女儿说：“派蒂死了！” 她突然掩着脸哭了起来。 多么狠毒的宠物，在它主人的眼里，都是一种完美。 我去找来一个装墨的盒子。外面包着秋香色的织绵，里面铺着红色的绢布。中间原来放墨的位置，凹下去，正好让派蒂躺在其中。 女儿哭着，把小棺材放在地毯上，又去摘了些茉莉花、橘子花、圣诞红和满天星，放在派蒂的四周。我则用银箔剪了一颗星星。放在派蒂的胸前，表示对她的赠勋。请不要怪我！试问，这世上哪个杰出的杀手，死后不会得到勋章呢？ 派蒂的双手是向左右摊开的。我不要她抱胸，因为她已经用抱胸的方式，祈祷了一辈子，也贪了一生。我要她放下一切，空空地来、空空地去。 既然从自然中来，还是回归自然吧！ 我拉开后门。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平平的大地，没有一点鸟兽的脚迹，甚至没有风。 我把派蒂的棺材，放在雪地上，又为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 从相机的镜头里望出去，似乎整个白皑皑的大地，都向她拥来。长青树的影子，在午后的阳光下慢慢移动，移过派蒂的“遗蜕”，又移来红红的晚霞。 好安静，听不到一点鸟鸣，或车子开过的音响。 只偶尔传来几下尖尖蟋蟀的叫声。 在派蒂原来的玻璃罐里，剩下的四只蟋蟀是更开心了。它们不断地追逐、嬉戏、打斗，且以派蒂剩下的虫尸果腹，每一只都长得肥肥大大…… ————全书完————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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