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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花桥小区中间的那条黄孝河路,是我同沙莎开始相交的地方。九四年夏天武汉出奇的热,五月初气温就到了三十几度。我来杂志社报到的那天,是连续第六个三十九度的日子。照武汉人的经验,只要气象台连续报三十九度,那一定是四十度以上了。多少年来,大家都在传说,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凡是气温超过四十,就得全体放假休息。因为不能这么放假,所以难得在天气预报中见到四十度,更别说四十一度了。九四年夏天的那个热,用师思家的那些老汉口的人的话来说:若没有四十一度,老子就是婊子养的!我是在沙莎手上报到的,是她将我领到杂志社,并对大家说,这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站在沙莎背后,不时望着那条深陷进肉里去的乳罩背带,并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轻微的狐臭。当时主编不在,还没调离杂志社的王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句:现在的媒体真不像话,明明气温到了四十度,却硬说只有三十九,长此下去,什么话都没人听了。然后她又对我说,这时候去乡下最好,乡下凉快。我手上还拎着充满学生宿舍气味的行李。沙莎问王婶知不知道我的住处分在哪里。王婶说这季节不要房子,睡马路也比屋里舒服。王婶不知道将如何安置我。那一年大学本科生还勉强可以称一称“人才”。主编来后,才明白地说这个问题先得自己克服一下。沙莎当即为我抱不平。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她就窥视着时机,想同我结婚。沙莎看我的眼光一直与众不同,这是杂志社内公认的。沙莎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她回来时又看了我一眼,说她帮我找了个住处。这个住处就是现在我同韩丁同住的那间房子。这房子本是两个局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我以前,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单身女性去住。对方局却安排了韩丁。本以为男人会让女人,从而在事实上占领这房子的另一半,哪知韩丁用了师思未来嫂子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局的那个女的。韩丁只是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不是我们局作了让步,而是那个女的一气之下,去了珠海。沙莎在对我讲叙这段往事,说那个女的现在是珠海一所别墅的主人。自从我有了安身之所,同沙莎就没再相交。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以后。那天我去汉口火车站附近,采访那一带的安居工程,中午返回时,实在受不了公共汽车上的酷热,便在花桥下了车。站在树荫下撩起衣襟拼命扇风时,我看见沙莎戴着一顶蝉翼一样的钢丝折叠帽,手臂上搭着防止紫外线的纱巾,骑着自行车,顺着黄孝河路,赶着去上班。我正在想要不要同她打招呼,不知为什么,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脚下坚固的混凝土托着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马路上三个下水道的窨盖,拖着几道火光冲天而起。其中一只从空中落下直奔沙莎而来。见势不妙,我奔过去,将还在自行车上不知所措的沙莎,连人带车用力拽到一边。那磨盘一样的铁家伙砸在离我们只有两米远的地方,狰狞地裂为两半。远处的两个窨盖在马路上滚了一段后,躺倒下来,冒起一阵青烟。裸露出来的三个下水道洞口里,蹿出一丈多高的黑色烟柱。《武汉晚报》和《长江日报》隔天都对此事作了报导。它们提到黄孝河曾是武汉最著名的污水沟,并引用专家的意见,说是这条被管束的污水沟里的大量沼气在少见的高温下,自燃爆炸。望着那股黑烟,我搂着惊魂未定的沙莎,站在马路边。纵然是第一次这么亲近一个年轻女人,无论当时还是过后,除了汗水的滑腻与滚烫,再也没有其它感觉。如果这事发生在武汉之外的城市里,它一定是浪漫故事的美妙序曲。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只有极少数人还记得报纸上说的,一只铁窨盖飞起来后,险些砸着一个骑车路过的年轻姑娘。
  现在,我同沙莎在法律上已是夫妻,就要住进黄孝河路两旁的花桥小区里。不是沙莎,我连想都不敢想。
  感情问题和爱情问题一次也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各自的存款。沙莎那头脑里不知装些什么先进仪器,她眨也不眨一下眼,就说出我的存款数额。这个数字同我真实的存款余额相差只有四十元钱。我像是被反贪局的人盯上一样,索性和盘托出,连那四十元也不要了。
  有天夜里,韩丁同最近的那个女孩斩断关系后对我说,外地人找武汉女人做老婆是福气,做情人则是灾难。韩丁准备买房的钱又蚀了一截。他没说是炒股赔了,还是为那女孩破费了。不过多数可能是后者。因为近期股市仍在涨。
  我一直在平静地观察沙莎。她确实是个好样的。自从我的存款交到她手上之后,她再也没有麻烦过我。我知道她在一趟接一趟地往顺道街和青年路跑,上那儿选房子的装修材料,选房子装修好了以后要用的家具。我几次提出陪她一起去,她都不同意,理由有两个:一是两人去要多花一倍的交通费;二是我不会说武汉话,跟人讨价还价时是个累赘。沙莎请的装修工人恰好是黄州人,他们同沙莎讲黄州话时,我还是不能插嘴。从牛会计搬走,到我们的家具进门,总共只用了三十天时间。结婚的头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局里的同事来看热闹,几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人都咬定我们为这房子花费了六万左右。但是武汉本地的同事却没有估到这么高价位,尤其是现在成了邻居的王婶,她一口咬定在三万元上下。这个数额是我和沙莎的实际经济状态。
  黄昏时,沙莎约我去一家酒楼。我们在酒楼里订了五桌酒席,酒楼的老板很高兴,免费给我和沙莎提供一顿晚餐。黄孝河路的中心地带,天一黑便摆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着窗外那些忙乱地招呼过路人的摊主们。
  沙莎端起一杯啤酒说:“我们俩碰一下吧。明天起就真的成夫妻了,希望你今天将要说的说完,要做的做完。”我将自己的酒杯贴上去说:“你放心,这个年代没有藕断丝连的故事了。大家都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拿着一束花走过来,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给沙莎买支玫瑰。我告诉老太太我们是兄妹关系。老太太根本不看我们,只顾看着自己的花,说我这么说可不好。还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说错话结果将一段好姻缘错过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一支玫瑰。
  沙莎接过玫瑰高兴地说:“往后可不许这么乱花钱。”我提出上她家去看看时,沙莎没有明确表态,只说有机会会让我去献殷勤的。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八点钟一到就分手各自回去。沙莎不让我送,她吩咐我今晚别玩得太久。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玩。还是沙莎明白地告诉我,师思会找我的。她有预感。
  回到住处时,果然发现门上钉着师思的留言条。我有意在屋里多呆了一会,直到九点半才去往事温柔酒吧。我去时,师思桌上的酒水单上已划了三个勾勾。
  师思说:“你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她要我买单,理由是明天的喜酒她不去喝。
  我摸了摸快被沙莎掏空的钱包,壮着胆点了头。在我的啤酒上来之前,我说:“是不是后悔我娶了别人?其实,有可能是我后悔为什么要娶别人。”师思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大不了将来离婚,还能白得半套房子。”我突然问:“今晚你是不是又不能回家?”师思说:“不,他们旅行结婚去了。我心情不好,杂志社让人越来越压抑。”我说:“压抑的是我,盼了多少年的好消息,结果弄得这么酸不溜叽的。”师思将酒杯一下子喝空了一大半,她说:“蓝方,你确实是个笨蛋。你怎么就看不出那家伙对我不怀好意?”奇怪的是,在我明白师思的意思后,一点也没有生主编的气,我说:“以你的智慧,对付这种男人,用几根头发丝就行。”师思沉默了一阵说:“你又错了,也许我根本就不用去对付他。说出来你会妒嫉,今天上午他批给我一千元采访费。”我用武汉最流行的话骂了一句。去年我去北京采访也才限额一千二百元。师思在市内跑,却给一千。我一想到女人年轻就是资源财富时,师思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慌忙递上一块纸巾。这一弄不要紧,她几乎将眼珠哭了出来。我不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对女孩最好的安慰是让她自己哭个够。酒吧的灯光很伤感,师思哭了二十分钟,我不得不让女招待送了两次纸巾过来。周围有人不时抽空欣赏一下师思伤情的样子。我慢慢地呷着啤酒,心里想着为何女孩哭时那么动人的话题。
  师思终于将不要的眼泪全部洒在酒吧的地板与纸巾上,她抬头挤出些笑意说:“好了。对你实说,我就是想要你陪着,让我大哭一场,好久没有这么哭过了。”我说:“再哭几下,龙王庙就有险情了!”师思说:“你得提防杂志社的险情。记住我的话。谁若是欺侮我,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我说:“这话你嫂子若听去了,还不吓个半死。”师思又举起酒杯。往下我们只聊杂志的事。师思采写的第一篇关于下岗职工的文章,将她自己都感动了。我建议她不妨写写我住处的那对开“麻木”的下岗夫妇。
  旁边有人在问时间,回答说是十二点一刻。师思装作知趣的样子,提议我们回家。买单后,她送给我一只纸盒,说是结婚礼物。师思递纸盒给我时,手有些擅抖。
  我说:“你怎么啦?”师思说:“我一见熟识的男人都有家室心里就慌。”我说:“武汉有三百五十万男人,怕什么。”我拎着纸盒同师思并肩走在马路上时,向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希望吻她。第二个要求是渴望吻她。第三个要求是盼望吻她。她对这三个要求一概给予了拒绝。她拒绝的方法是:除了皮鞋可以吻,其余地方都不行。我问是不是市价,两元钱一双,她回答说可以贵些,毕竟嘴唇比鞋刷高贵。
  师思依然上了“麻木”奔六渡桥方向而去。回屋后,我打开纸盒一看,是整整三十打避孕套。我惊愕地叫了一声:“天啦!”我猜不透师思送这东西的心理。熬到天亮,我终于将韩丁唤醒,请他帮忙分析。韩丁将眼屎抠下来弹向空中,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方希望你不要匆忙要孩子,免得有了羁绊后,你们想到一起也不可能了。初时我没将这话当话,但随后我发现这话太正确了。
  我们的婚礼弄得很平常,就像十二月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样,除了要做新郎新娘的我们,没有谁注意它。让沙莎提心吊胆的是,局长答应参加又没参加,婚礼为此白推迟了半个小时,穿着红衣服的沙莎也掩不去脸上的苍白。她一改往日的沉静,忍不住小声对我说,局长是生气我们抢了他女儿的房子。我请她放心,局长是老武汉,懂得城市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的劝说,对缓和沙莎的心情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乘着酒兴来闹新房的男女,不停地冲着沙莎说的那些半荤半素的话,以及手脚上的那些小动作。等到他们闹够了散去后,沙莎兴奋得像只发情的小母狗。当她在朦胧的灯光下脱掉衣服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动物,反正是亢奋起来。沙莎以前,我体验过几个女人。说心里话,只有沙莎为做爱所作的准备工作让我最冲动。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沙莎是这些人中惟一的处女的缘故。
  局长的电话是在沙莎的呻吟正痛苦时打来的,他向我们祝贺新婚,又替自己解释没能亲自来的原因是局下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闹事,他去现场解决问题了。沙莎这时已不愿同局长讲话了。我拿着话筒时,她不停地在我身子下面扭动着。好在再也没有电话打扰。
  我们在充满油漆味的新房里呆了三天没出门。初识此中滋味的沙莎同在办公室里的模样完全不同,她不停地要,得手一次就升华一次。有几次,她的急促让我都没机会使用师思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就这样,三天中我们也消费了两盒。弄得床上怎么清扫也还有薄薄一层滑石粉。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出门,因为沙莎患上了急性盆腔炎。大夫说我们是正派人,因为这岁月只有正派人才会在蜜月时患盆腔炎。沙莎特别高兴听到这话。
  新婚的第三天必须回门。沙莎却不乐意。从医院出来,我硬是强迫出租车司机往唐家墩方向开。因为黄州那儿就是这么个规矩。沙莎这次没将我当乡下人,她让出租车停在一处巷口。然后,我们下车顺着巷子走到头,最后停在一所破旧的矮房子门前。我立即意识到沙莎为什么要结婚要房子。我们进去简单地坐了一会,一家人除了给我们端上一大碗吃食以外,谁也不肯暗示一下,沙莎从前下班后是怎么在这所破房子里安身的。
  这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患了盆腔炎的沙莎因不能做爱而同我作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她说,在城市里要活下来很容易,要活出质量来则不容易。在城市里,质量要靠物质来打基础。空有精神,只会是一个流浪文人的自慰行为。这些天的做爱,让沙莎身上总处在充血状态,她一认真起来,声音沙哑得就像走了磁的录音机中的响声。她用这种声音第一次对我说,虽然我们结婚的动机是为了得到一所房子,但她已决定要爱我一辈子。
  沙莎是站在黄孝河路紧挨我们住所的那几棵树下对我说这番话的。那个卖花的老太太就在不远处盯着过往的人。她显然还记得我们已买过她的花,当我叫她时,她将玫瑰的价钱从每支八元下调到六元。我将玫瑰递到沙莎的手上。沙莎说她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这么对她说我爱她。卖花的老太太刚收了钱就匆匆走开。一会儿老赵就同钱主任手挽手出现了。
  我对他们说:“这年纪了,还能这样,真让人羡慕。”钱主任说:“老赵昨晚还说羡慕你们年轻哩。”老赵灰白的头发在晚风中翻飞了一下,他冲着我们笑一笑,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被钱主任牵走了。老赵一直没有回头,只是在过马路时乘机看了一眼那卖花的老太太。随后卖花的老太太走向公共汽车站,上了那辆524专线车。
  我认真地说:“爱情是年轻时美丽,婚姻是老来美丽。”沙莎也认真地说:“我们会有这么一天。”那三个字在心里没组成串,无法一溜地对沙莎说出来。但我们上床后,脱光了互相搂抱着依然睡得很香。沙莎的成长环境使她只能像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务实不务虚,更相信面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我也变得同她差不多。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沙莎嘴角上像小女孩一样耷着一根口水涎,心里顿时生出一丝爱怜来。除了身体器质反应外,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心动。在我伸手摸她的眉毛时,她醒过来。
  沙莎睁开眼睛就说:“肚子饿了,我想吃热干面。”她特别提到解放公园路口,紧挨着市文联办公楼的那一家。
  从前的书籍上总有病号饭一说。我穿好衣服,出门去给沙莎买病号热干面。下楼梯时,迎面碰上汪总领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往上走。我同汪总寒暄时,那个女孩冲着我妩媚一笑。我突然认出她就是前些时躺在韩丁床上不肯走的那一位。汪总大方地向我介绍说,女孩是他们酒店公关部的副经理,叫小黄。走到街上,我才知道这时已是上午九点光景了。
  找到沙莎所说的地方,正好走了一站路。我在人最多的那一家摊点上买好两碗热干面,自己吃一碗,剩下的装进饭盒带回家。上楼梯时,正好碰上汪总同小黄往下走。汪总见我的样子就说我快成为一个地道的武汉男人了。我让过他们时,发现小黄的口红颜色同先前不大一样。
  我掏出崭新的钥匙打开门,本以为沙莎还在睡觉,进屋后却听见她正用电话在同谁说话。听了几句,像是有谁要来。沙莎的声音有点怪,冷冷的像是在办公室里接待前来求职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她端上热干面,只吃了一口眉头就皱起来。好不容易将第二口咽下去,她就忍不住数落开来,说我一定是偷懒,就在门外随便买了一碗拿回来哄她。我说了她推崇的那家摊点的模样,还掏出返回时乘524专线车买的车票作证。沙莎不但不信我的解释,还一并责怪我连一站路也不愿走,完全不像是从乡下来的人。我没说什么,将她手上的饭盒拿过来,一口气吃光了里面的热干面,然后又端着它出了门。这一次我叫了一辆“麻木”,转眼就到了解放公园路路口。我在三个同样卖热干面的摊点上各买了一份,拿回家摆在餐桌上,让沙莎自己挑选。沙莎只用鼻子一闻,就选出了她所要的。她还指着另一碗说,这是我刚买过的。我不能不佩服沙莎对热干面的敏感。尽管我刚发现她家就是卖热干面的,我还是认定这是她超过师思的地方。
  这个故事半个小时后,就在武汉流传开了。沙莎的几个中学同学上门来贺喜,沙莎不无得意地将我买热干面的经过说给她们听。一个女同学说,找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做丈夫,最大的好处是说话算话,令行禁止。她说自己的姐夫就是从乡下来的,虽然读了研究生,三年前没条件用洗衣机时,做姐夫的还得用手给她搓洗内裤。我说这应该是姐夫对小姨子的骚扰。她们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我到底是从乡下来的,真的以为是沾了小便宜。
  这样的气氛让我觉得无聊。我躲进房里,给韩丁发了个寻呼,想问他过得怎么样。在等电话响的时候,我找出没有用完的名片,在上面添上这屋的电话号码,并在号码后面写上(H)。我将名片都写完了,韩丁才将电话打过来。他过得很好,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只是股票老也涨不到他心中的那个期望值。我劝他像换女朋友一样,赶紧将手中的股票脱手,免得出现意外被套牢了。韩丁不同意,他说玩女人是玩感情,玩股票则是玩理智。韩丁说他有希望在春节前弄一串新房子的钥匙玩。接下来我又给师思打电话,从接电话的女孩口气中我听出师思在办公室,但她不愿接我的电话。女孩同我打趣,要我别吃着碗里的肉又瞅着锅里的鱼。我否认这一点,反说自己有种被她们开除的感觉。女孩对我叹气,满腹牢骚地说杂志社的情况越来越让人心寒,主编宣布了新的改革方案,将全社人员的工资同杂志的发行量捆在一起浮动。我一听,心里也不舒服,杂志发行的数量逐月下降,我们的工资也变得没有出头之日。
  在我纳闷时,客人们全走了。沙莎走进房中,根本不在乎我的情绪,武断地吩咐,十一点时有个姓王的经理要来,届时她躲在房里不出面。而我则要说她有急事出去了。待王经理坐下,她会打我的呼机。我趁机到房里回电话,并要故意将声音提高,让王经理能听见我也有急事必须马上出门。
  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果然敲门进来。我不知底细,只好照沙莎说的去做。我拿着响个不停的呼机进到房里,沙莎将一张写着她教过的话的纸放在电话机旁。我大声瞎说一通。待我回到客厅,王经理马上起身告辞。我将王经理送到门外,刚转身关上门,沙莎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客厅,在王经理坐过的地方找寻起来。转眼间,她就从茶几上的一本书里找到一只饱满的大信封。两个手指一抠,一大叠百元人民币立即露出那熟悉而可爱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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