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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八九五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
  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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