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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创作是本会最主要的任务，提高作品质量又是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愿对此二者提出些意见，请代表们指正。 一国，一个地区，文艺作品的生产是很难得平衡的。有时候，小说增产，而剧本闹稿荒；有时候，武戏多了些，而文戏不够用……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文艺各种形式的一致繁荣是人民的要求，也就应是我们的愿望。在群众里，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看话剧，有的喜看小人书……爱好不同，要求各异。我们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创作的繁荣是一方面须产生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是要百花开放——既有优秀的小说，也有优秀的相声等等。一部《林海雪原》的出现是一件喜事，一出《十五贯》的出现也是一件喜事。光有好小说，没有好戏曲节目，便是个不小的缺欠。 有些文艺爱好者似乎以为文学只包括小说、话剧，与诗歌，而戏曲与曲艺等等不在其内，或虽在其内，而是第二等货色。因此，从事研究、整理，与创作戏曲和曲艺的人就较比少，也就难怪直到今天，传统剧目中的一些不通的词句还未能全数改正，多少瑜瑕互见而不失为值得保留的节目还未能得到精细的加工，不少的剧团及演员苦于没有新节目可演。我们的曲艺节目也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我们似乎应当改一改这个对文艺的狭隘看法。 不错，从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来看，我们的确只见到小说，戏剧，与诗歌。可是，这只是因为西方没有戏曲和曲艺这些形式。我们不应因彼之所无，便轻视己之所有。我们全国有四百来个剧种，应引以自豪！我们有责任使这么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的戏曲遗产发出更多的光采来！以言曲艺，西方虽也有所谓杂耍者，但主要是由一些歌、舞片段，和杂技组成的，其文学价值远不及我们曲艺中的说唱节目。在戏曲与曲艺之外，我们还有些文学形式，也是西方所没有的，也不应因为别人没有，便自己也不认账。在解放后，我们搜集、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又发现了不少前所未曾见过的形式。这样，专从文学形式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自豪地说：这才真是“乱蕊稠花”，丰富多采！因此，我们不该把文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小，缩短了文艺战线。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小说，话剧，与诗歌。绝对不是！这是说，我们的文艺事业的繁荣，有赖于大家分路进军，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群众切盼读到好的小说，也切盼听到好的相声。这是事实。我们不应对人民所需要的任何健康的形式采取冷淡的态度。文艺的繁荣是对百花齐放而言，与孤芳独赏大不相同。 这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话剧等已经生产过剩，而且每一部都是杰作，所以应当匀出些工夫，照顾照顾戏曲等等。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切盼小说家与剧作家多加把力，多写出些优秀的作品来。这更不是说，我们都去抓戏曲与曲艺的传统节目，只要老的，不要新的。不是这样。事实上，近二年来，不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与曲艺，在现代题材上，似乎不及从前那样活跃。不错，从前用戏曲形式表演现代题材，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从前写过的现代题材的曲艺段子往往失之粗糙，不大受听众的欢迎。可是，那究竟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与学习，似乎不该因有缺点就永不再弹此调。挖掘传统节目是要事，创作新的节目也一点不该放松。繁荣的道路须用两条腿去走。这就清楚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小说、话剧要有人去写，戏曲、曲艺也该有人去写。“清一色”或“缺一门”都有碍创作的繁荣。 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下，我们义不容辞，应当更好地为农村服务。我们也必须运用文艺的各种形式去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文化较高的农村青年若是需要诗歌、剧本、小说等等，岁数大一些的也许更喜爱戏曲与曲艺，不识字的喜欢听，识些字的喜欢阅读——阅读“唱本儿”已有很久的传统。全国的话剧院与话剧团不算很多，不够普遍送戏上门、巡回农村的。这就不能不求助于戏曲、曲艺，与电影了。但是，特为农村创制的戏曲，曲艺与电影有多少呢？大概不多。不错，许多为城市人民所喜爱的节目，或者也是农民所喜爱的；可是从教育五亿农民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来说，理应有一些专为农民创作的节目。文娱节目不应专管消遣，不管宣传教育。农民也许与城市人民同样地爱看《二进宫》，但是《二进宫》与农民的问题丝毫无关。《二进宫》可以唱，《李双双》绝对不可少！《红岩》受到普遍的欢迎，可是相声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为满足文化水平不都一边高的农民的需要，形式“百花齐放”是必不可忽略的。写小说与话剧的应当深入农村，写曲艺与戏曲的也非例外。 几年前，有些作者反对通俗文艺。他们认为通俗文艺是低级的，有碍于提高的。事实上，从文字技巧上说，他们若去学一学那所谓低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许对他们自己的提高正有所帮助，因为通俗文艺的语言既须雅俗共赏，又须深入浅出，正是他们还未能掌握的。创作能力的提高是有赖于多方面学习，多方面积累经验的。从思想上说，他们总是愿意写出带有洋味儿的作品，自居高明，不愿考虑广大群众的要求。要知道，广大群众是有眼睛的，并不盲目地接受粗制滥造的作品，而一段好相声或鼓词的写成也是要呕尽心血的。 从解放到今天，北京市培养出一些位曲艺作家，但并不够用。在戏曲方面，我们培养出几位导演，和给旧节目加工的执笔者。戏曲创作者为数不多。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戏曲新节目往往不是由各地方剧种移植过来的，便是由话剧改编的，创作较少。移植与改编都不足为病。以京剧来说，它向来就长于吸收与移植，并且供给别的剧种以值得移植过去的剧目。不过，只有创作，才能真的提高戏曲的语言，放胆运用戏曲技巧，作各种新的尝试。好的老节目值得整理、加工。但是，老节目毕竟是老节目，很不容易经过加工而表里皆新，脱胎换骨。新的创作是新的生命，通体皆新，别开生面。达种全新的作品容或有新的缺点，可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辩论，提出问题。近二年来，有几位北京市的诗人与小说家自愿地到戏曲与曲艺团社里去工作，这是新事，也是好事。我想，他们不至于因学习戏曲或曲艺便忘了怎样写诗与小说。相反地，他们可能不但写出好的戏曲或曲艺节目，而且因此也提高了写诗与小说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青年文学爱好者应当一开笔就写相声或京剧，而不可写小说；也不是说，诗人与小说家全马上改行，去写评剧或山东快书。一个人进行创作总和他个人的生活、知识、兴趣有密切关系，无可勉强，更不许强迫。我只是说，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作家，能够把文学范围看宽一些，把人民的需要看全面一些，使文学各部门都繁荣起来，一定是有益处的。诗人杜甫与戏曲家关汉卿的贡献都足以照耀千古，光芒万丈。有的人，条件俱备，立志下十年或二十年的工夫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就不该去打扰他，请他改编《四郎探母》，或创编“五郎探母”。可是，假若他愿意，抽出点时间，动一动《四郎探母》，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处。我只是不希望他说：小说是最高贵的，而戏曲不值一文。 在清代末年，多少多少北京人，特别是满族人，写出了大量的曲艺节目，并且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评书艺人。因为写了那么多的曲艺段子，所以才经过淘汰，还有不少节目保留到今天，而今天的评书演员所评讲的史话也是经过多年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些人的劳动并没有白费，他们丰富了当时和今天的文娱节目。今天，曲艺已被称为文艺的尖兵，迫切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段子。由北京曲艺演员的努力，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形式——曲剧。这个新剧种很受北京市民的欢迎。曲剧所需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不低于话剧与新歌剧，在文字上则更为难写，因为组成曲剧的曲牌子有一定的格式。我们没有理由轻看新歌剧的创作，正如没有理由轻看曲剧的创作。若从文字上来说，习写曲剧也许更多一些好处，因为曲牌子格式的限制较严，也就更费力一些。学习格律较严的形式至少是提高语言的一道。 几十年来，京剧名演员往往与文人、画家、音乐家为友，经常来往。那些位文人帮助四大名旦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这样，四大名旦的表演风格不同，剧目也有所不同。我看这个办法不错。今天文艺界的团结是空前未有的，可是在剧目的创作上，相互帮助显然不够。我自己常遇到这样的事：在开会的时候与某某演员相值，握手之后，演员亲切地要求：给我们写个剧本吧！这样相遇之后，也许好几个月不再谋面。剧本呢，当然全无着落。反之，我们若是常常见面，常常相聚谈天，或者谈着谈着就会谈出个题目来，而后越谈越具体，演员的舞台经验与作家的文笔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一出好戏。这样的作品不是由作家独自赶制出来的，也不是由演员找些水词儿凑出来的，而是经过双方仔细讨论，从容不迫地写成的，既有文笔，又有舞台技巧。这样合作还有个好处，就是作家与演员相处日深，摸清楚彼此的长处，从而运用这些长处，故能文笔与演技相得益彰。马派戏有马派戏的写法，荀派戏有荀派戏的写法，不是吗？可是，设若每半年才会面一次，是不会彼此摸着底的。近来，戏曲界拜师收徒之风甚盛，老手肯教，青年愿学，值得庆贺。为了作家与演员的密切合作，创作剧本，我们似乎也应当拜友。这倒不必取一定的仪式，大家分头交往就行了。 说到这里，恐怕各位代表已经有些厌烦，而且可能误会我是偏爱戏曲与曲艺的，要把个人所好强加于人。不，不是那样。我只不过是借戏曲与曲艺为例，说明如何使文艺全面繁荣，并不强行推销什么，也不排斥什么。让咱们放下戏曲等等，说说儿童文学吧。全中国，全北京，有多少儿童，暂且不提。大概我们每家都有孩子，而孩子都要唱点什么，看点什么，听点什么，读点什么吧？我们亲眼得见，孩子们找不到足够的读物，便硬搬起《三国志演义》或《水浒转》瞎念，遇见生字便跳过去，自幼儿养成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不能不算个重大的问题！全北京有多少位儿童文学作家呢？很少！儿童需要多少读物呢？很多！ 我曾接到过一位中学和一位小学教师的信，问我：终日和孩子们打交道，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怎样才能够写出小说与话剧呢？我的回答是：您了解儿童，为什么不给儿童写些故事呢？工农兵也有孩子，孩子都迫切需要一些好故事。孩子是国家的宝贝！ 各位代表，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教师不是也把文学范围看得非常狭隘、以至忘了近水楼台，而想去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么？据我看，中小学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应当是青少年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强大的支援力量。我们切盼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试写一些作品，功德非浅！ 各位代表，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创作题材可并不一定取自北京。只要写的好，写哪里的事都可以。不过，我有个建议：咱们都多看看北京。北京是我们的首都，也是举世注目的名城。我们有责任认识这座名城，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它。看的多且深了，能够写出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巨制，固然很好，即使未能深入，多看看也还可以写出些散文与诗歌。北京有新兴的工业，也有驰誉全世、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北京的农业也丰富多采，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还生产翠绿王瓜的菜圃，还有善产芍药、玫瑰的花农与出产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园。北京有不少有名的农村人民公社。北京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园林，并且有新建的池塘水库。北京是文化之城，学校多，艺术团体多，琴棋书画，万紫千红。只要我们多去看看，说不定这里或那里就吸引住我们，乐意安顿下来，进行创作。 还有，因为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所以它有不少在昔年、在别处无从见到的事体。许多全国性的会议、展览、竞赛，在北京举行，都值得我们好好写些短文或诗章。 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应放弃写工农兵的重大任务，而专去写些风花雪月。这是说，为写重大题材，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取得表达的能力，写人就能写人，写花就能写花。我们应当时刻不忘去写重大题材，同时也时刻不忘去积累知识，锻炼表达能力。想写大作品不见得就能写出来，抓紧机会去写些短文是真工夫，这些真工夫会使我们实现那远大的愿望。老想写而老不拿笔，眼前便总是那张白纸。抓住机会就写，纸上就有了黑字，便是成绩。我们是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幸福，北京有多少东西可看可写呀！是呀，北京的各行各业里还有多少值得我们歌颂的先进人物啊！ 在前面，我们谈到一点现代题材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是现代人，理当写现代题材的作品，责无旁贷，不等待谁来要求。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可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现代题材。我们有责任描绘今天的英雄人物，启迪来者。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代，切盼我们的伟大事业一脉相传，一代胜似一代。我们作的是前无古人的新事，必须交代给后人，以便以新的启发更新的，使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万古长寿！ 我们不应该怕写现代题材。新人新事就在我们的目前。我们能说对眼前的事物比对秦朝的或汉朝的更生疏吗？那说不通。写历史题材，须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大概比现代题材更难写。也许有人说，新中国一切皆新，史无前例，所以十分难写。我看也不尽然。《红楼梦》写的是那一时期的现代题材，以言内容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言形式，在它之前并没有一部“老红楼梦”可供参考。可是，《红楼梦》还是写出来了，而且是那么伟大！ 建国十三年来，的确写出不少现代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很出色的小说与剧本。这证明我们已经闯过了难关。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当然，这些作品中也有不很精采的，这也不足为怪，更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我自己就写出过很不像样子的东西。难道我就该因此而“退学”么？我知道，失败一次就长不少经验，创作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事。哪一时代都有失败的作品，并非我们特有的困难。 失败有许多原因，主要的一个是以不知为知。我自己就犯过这个毛病。去了解一些情况较比容易，认识人很难。我往往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开始动笔，热情可嘉，但易失败。没有人物的故事只能是一段新闻。我们下乡下厂，访问了许多人，了解了不少的事，可是一动笔写，就不知怎么办了。毛病就在“访问”上。专凭访问，无从真认识工人、农民，或任何人。专凭访问，我们只能明白点某人在某件事中干了什么，无从知其全貌。这样，人物便无从站立起来。专凭访问，我们便偏重把事情编成一串儿，而人物只是来当当差。这样，事控制了人，人便是几个影子而已。我们可以这么说：专凭访问，不易创造出人物来。我们必须与人物成为知已。除非我们真认识了人，我们就难免以不知为知。我们怕写现代题材主要是因为写不出人来。这是关键所在，必须从此下手解决。去多认识人，“三教九流”广泛接触，不要老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转。字认识多了，读书方便；人认识多了，创作方便。另外，我们必须有几个真朋友，或工或农或战士。在我写《骆驼祥子》之前，我只听到一位朋友说，有一位很好的车夫三次买车，三次丢车，生活难以改善。这就够了。我生在寒家，我们的亲戚明友中就有好几位是车夫。因此，为写那部小说，我无须去访问他们；我早就认识他们，他们一向与我家有无相通，休戚相关。 梅阡同志把“祥子”改编成话剧。在话剧中，他把小说中对人力车怎么拉，车夫怎么练腿，怎么跑等等细节全都删去，而开门见山，便写人与人的冲突。他作的对。若是第一幕光写车夫练腿，第二幕只有几位车夫拉着车在台上跑来跑去，准保到第三幕，观众就全走光了。这说明，观众要看人与人之间冲突与斗争，不要看二人默默地拉大锯，或一个人站桩练气功。戏总是戏，不因为写现代题材而不要艺术的抉择与洗炼。我们都热爱社会主义，看见一座新式的货栈或机械化的木材厂都很兴奋，愿意介绍给大家。这用意很好。不过，报导并不是戏剧。什么题材宜于报导，什么题材适于写戏，我们必须详加考虑。在舞台上介绍生产过程或说明技术问题是不易引人入胜的。我们必须创造人物。 同志们，不要轻看我们的成绩。建国十三年来，我们写出多少剧本、小说，与诗歌呀！我手下没有统计数字，假若有的话，那个数字必是惊人的。在这些作品中，很多是写现代题材的，而且有不少代秀之作。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已译为外文，得到国外读者的好评。这些作品是一种新的香花，从社会主义土地生长出来，吐着新中国人民手创的工厂与田园的香气，放出我们大好山河的革命光彩。我们应当鼓足干劲，继续创作，使这新的香花更香更美。 载一九六三年《北京文艺》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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