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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组织，正和别的民众抗敌团体一样，至少要表现：（一）同志们的精诚团结，和（二）对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竭尽心力。团结出于热诚，热诚产生工作，工作才是真实的力量，真实的表现。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 既提到他的影响，我们便不能不指出它的缺点，以期改进，增进它对抗战宣传的力量。最明显的：（一）对当前的各项文艺问题，它虽尽量的发表各样不同的主张与见解，以期引起商讨的兴趣，可是它还未能作到有系统的商讨，因而所商讨的也就不易得到结论。（二）它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因此，它还未脱掉往日一般的文艺刊物的通病——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没能顾到社会问题与文艺的配备。（三）它未能多注意对青年练习写作的扶助与指导。（四）它未能充分的介绍与批评新书。是的，它还不是我们理想的刊物。然而，这些缺点，并不是完全出于编辑委员的疏忽，而是也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会员散处四方，邮递又极迟缓，征稿很难及时的来到；加以印刷所生意多而印工少，又须提早交稿。与此类似的困难还有许多，都使编辑人有心无力，无法缩短实际与理想间的距离。出版部现已决定将周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匀出一些工夫，弥补一年来编辑上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是不得已的好办法，多一些时间，我们就能稍为从容，多一些商讨的机会了。我们的诗刊，抗战诗歌，本定于今天出版，可是因种种的困难不能如愿。 在别的方面，出版部因钱少人少，表现得实在不甚多，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目前，出版部正忙着抗战文艺出国运动。我们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我们不能出钱，也不求报酬，我们只愿尽心尽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引起全世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助援。这个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帮忙与奔走，我们希望多多有人来参加。 因为人少，因为大家都忙，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以研究部在前几个月中，很难安静的坐下去工作。在最近数月中，研究部成立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座谈会，计划各部门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座谈会正为给国际宣传处编撰一些到国外宣传的小册子，而开始检审一年来抗战文艺作品。因此，研究部就成立图书室，搜集战时的文艺著作。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与通俗读物工作委员会也都组织起来了，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自然是因为办事上便利而另成单位，在骨子里，它们仍是分担着研究部的工作的。 恐怕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我们并没有忽视或忘了这问题，只是因事实上的困难想办而办不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刊上并没能指导青年们以读书及写作的方法。会刊上既缺乏这种指导，而研究部连文艺讲习会这类的工作也未及举办。关于讲习会这类的事，我们早已想到，而且对青年团体也有过一点试验及协助。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今日的青年，不但爱读文艺作品，而且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单单的给他们讲演几次，即使他们听得很满意，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可是，谁有工夫去切实指导青年写作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爱好文艺的青年，就是他已经练习写作了，而写得不好。文协最应帮忙的正是这种青年，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文艺的发展，我们都该设法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笔由不准确者准确，使他们的思想能有条有理的落在纸上。至少我们得有个函授学校一类的组织，专办这件重大的事。我们有人，可是为办这件事，必得把乐意帮忙这件事的生活维持费找出来。这是件需要专人专心来作的事。 关于组织部，我们最感困难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分会的。按会章上的规定，有会员十人以上得组织分会。象成都、桂林、香港等地方，都有不少会员，所以本会便指定几位会员，筹备成立分会；现在已都成立了。人少的地方，本会也尽力的联络，分头成立通信处，如北碚、嘉定等处。不过，因战事关系，会员们分散到各处，有许多可以成立通信处的地方，本会无从晓得。同时，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于是便领导着许多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我们深知各地发动青年的重要，而且极愿意文协的力量能透达到各战区各方面去；可是，同时，我们又须顾及会章。我们在十分为难中只好函告改为通信处；假若必须维持分会名义呢，就应先把愿入会的人的名单交付总会审查，有了十位会员，分会自可存在，可是很显然的，会员的资格限制既严，而审查又不便通融，结果是费了事而仍无变通的办法。 有的地方，本有不少会员，而分会的组织却是文化协会的样子，把非文艺工作者也收容在内。对这样的分会，本会的指示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具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 上述的关于分会的困难，根本起于会章上对于会员资格的规定。会章上规定的甚严，而在社会上也许希望它稍宽一些。我们以为严一点有益于将来，宽一点不过是为适应现在办事上的方便。假若我们不便为一时之计，而忽略了永久的稳固基础，当然是以严格的照章办理为是。说到要严格，我们以后收会员不但须在入会表上写明有著作，而且须交来著作，同时审查。这件事深望在大会上有个决议案。 和分会问题有联带关系的，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大会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组织部的负责人到各处去联络。虽然我们时常与各分会各通信处通信，可是我们到底不能详知各地方的情形，也不能切实的指导。各地方的文艺家，并不都是因有了文协而开始工作，不过有了文协，他们更坚定更热心。所以文协必须尽力于广大的团结，与积极的推动工作。就是对于来到本市的会员，组织部也因没有交际专人，而对招待与联络都感不足。虽然我们有晚会与茶会等机会互相见面，可是究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多于会员与会之间的关系。还有，文艺界同仁还有少数人尚未入会，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律欢迎入会；可是因为缺乏联络，就也许有人以为不便自动的入会，这不但使我们在办事上吃亏，在精神上也受了些损失。 以上是略述本会各部的缺陷与困难，在开大会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去想一想，对理事有所建议，务期使我们的事务在艰苦中，发展到使我们满意的地步。有了文协，全国文艺界确实的成立了一家人。有了文协，文坛上确实不再见到为一点私事而争辩的文字。有了文协，各地的同人原来已工作着的都工作得更努力，没有工作着的，都闻风而起，工作起来。文协是一个力量，它的影响已从国内达到南洋及外国。我们一方面须检讨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也须认识自己的力量，既不自傲，也不自馁，以工作表现团体的精神，以团体发展工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与社会上能多在财力上协助我们；我们很自信，多一分钱便能多作出一分事来。 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检讨，在今天各报纸上都有很精到的评论；我们感谢大家坦白的批判并接受那些宝贵的意见，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这简短的检讨，是纯对会务而发的。会务能合理的进展，文艺工作自然会得到有力的推动。在这新旧理事交替的时候，我们深信这种检讨是有着积极策励的热诚，与努力更新的期望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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