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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台

作者:耿龙祥

  我们厂里的墙报,是党委书记题的名字,叫作“明镜台”。
  去年春节前几天,我们几个过去打过游击的老干部接受了一项任务,每人要为“明镜台”写一篇文章,总题目叫作“想当年”。
  当年的经历虽然丰富,有些经历因为日子隔的久了,生活变化太大,印象也都淡薄了;有一些虽然记的比较清楚,情节又太复杂,很不容易写。只有“妈妈”送我出大别山的一幕情景还比较好写,我就决定写它。
  这里所说的“妈妈”,其实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穷苦老大娘。
  我受了伤,部队把我安插在她的家里。按当年的说法,叫做“打埋伏”。我在她家里住了三个月,她把我当作亲生的儿子看待。我伤口一好,她送我出山归队,以后就再没见过。事隔十年了。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才大体写成。结尾一段是这样的:
  “下大雪,刮北风。一路上,妈妈总让我走南边。她用自己的身体,替我遮着风雪。到了小河边,一只小船在等着我。
  妈妈把我紧紧抱住,从怀里掏出三个窝窝头,塞进我的口袋。
  她流着眼泪对我说:‘希望你……’”妈妈希望我怎么样呢?她当时仿佛说了很多话,可是我再也记不起来了。要用三两句话传达出那大意来,更是困难。
  我的写作的“灵感”,不知到哪里去了。
  墙报星期一就要出报,星期天我还在盘算这最后两句话。
  正好也是个大雪天。我约定墙报干事三点钟来拿稿。吃过中饭,我关起门,坐在自己房里的沙发椅上,苦苦地深思起来。
  我的妻坐在我身边,替我们刚满周岁的宝宝打着第四件毛衣。
  保姆刘雁红,抱着宝宝,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
  我们这个小宝宝,有一副怪脾气,睡觉非要保姆抱着,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走动还不算,还非要不断地唱着什么。要是不抱,不走,不唱,他就哭。一哭就能憋得大半天换不过气来。幸好这位保姆是农村里来的,身强力壮,最能劳动,最有耐性,又有一个和软的喉咙,又会随口编出歌来。她走的那么轻巧,唱的那么自然,一点不扰乱我的思考。她走着,唱着:

  北风阵阵紧
  白雪满天飞
  阿姨怀中暖
  宝宝睡觉喽

  她的歌声使我想到了当年妈妈送我到小河边的情形。刚刚想出点眉目,她忽然停住了,对我的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阿早去拿牛奶,到这晚还不回来,我去迎迎她。”
  妻说:“你等一等,我把这针打起来。”
  阿早,是刘雁红的六岁的小女儿,也跟她住在我们家里。
  住在这个城市里真别扭,牛奶厂不管送牛奶。因此我们每天要打发阿早去给宝宝取牛奶——来回要走二里路。我曾感觉到这样不大好。妻却说:“她在乡下也要做事的。多给她们两块钱就是了。”可是在这大风大雪的天气,让她出去跑路,而且是泥泞的路,实在有点不对。所以这时我说:“把宝宝给我,你迎她去。”妻说:“你快点写你的吧。等会儿还要上街给宝宝买热水袋呢。”说着她向刘雁红瞪瞪眼,刘雁红也说:“你写吧。你的工作要紧。她不要紧的。”她继续走着,继续唱着:

  北风吹倒树,
  白雪盖大路,
  阿姨望阿早,
  宝宝睡得好。

  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两点了。
  妈妈说了些什么希望呢?将才想出的眉目,又紊乱了。房里的煤炉呼呼地响;房外的寒风也呼呼地响。雪花纷纷飘落在窗玻璃的外面,化成水珠,向下淌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保姆又停住了脚步和歌声,对妻说:“唐同志,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还不回来,我实在不放心。她只穿一件小棉袄。”妻说:
  “你等一等,还有几针,打起来,宝宝明早要换。”
  刘雁红叹了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

  北风绞白雪,
  白雪结成冰,
  阿姨心发冷,
  宝宝睡的稳。

  也不知因为煤炉的火太大,也不知因为心里烦恼,我感到热,热的浑身发毛,就把大衣和呢制服全脱掉了,单穿着毛线衣,还要不时摇晃两条膀子,像拉钻一样。“阿早还不回来。”雁红的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当年风雪中的老母亲,和现在风雪中的小女孩,两个形象老是在我脑子里纠缠在一起。
  刘雁红第三次停下来,对妻说:“唐同志,就请你抱一小会。
  阿早走了三个钟头了。”妻也不耐烦地说:“叫你等一等等一等的,就剩这几针。你吵的妨碍他的写作。”
  刘雁红更长地叹一口气,继续走着,唱着。可是她已经编不出歌词,只是哼着:“宝宝睡觉喽,宝宝睡觉喽。”
  约定完稿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刻。我拿笔在纸上乱画,画了好多个老母亲的模样,也画了好多个小女孩的模样。幸好墙报干事还没来。我想,也许不要我这篇了吧,那正好。我为什么非到“明镜台”上去露露脸面呢?
  可是,就在这时,门把手咔咔一响,忽地冲进一个大汉,正是墙报干事——“明镜台”的主编人。只见他从头发到棉鞋全部结上了一层冰冻,全身直抖,话也说不清楚,只叫:
  “烤火,烤火……阿得得得……”我以为是厂里失火了,钢笔一丢,就想往厂里跑。只听他又说:“一个小姑娘,掉,掉,掉下河沟……”我全身颤动了一下,只听宝宝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也受了惊吓似的。妻连忙问道:“淹死了吗?在哪儿?”墙报干事跑到煤炉跟前,又喘又抖,哆哆嗦嗦地说:
  “没有。在工人……医院。”
  这时我才看见,刘雁红脸色铁青,抖战的比墙报干事还要厉害。她把宝宝塞在妻怀里,替他将包被裹紧了,一声不响地冲出门去。
  妻一面哄着毛毛,一面向干事说:“那个小姑娘手里拿没拿奶瓶?这要真是阿早,我们宝宝明早上吃什么呢?”
  等到墙报干事的衣服烘干,刘雁红抱着脸色苍白的阿早回来,天时早经断黑。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拿起钢笔,在“希望你”下面加了几个虚点,另起一行写道:“妈妈的希望,我一点也记不起了。但是,我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从此我就对我自己,对我妻子,都有了意见。我们都是国家的干部,而且是在工厂里工作,然而我们把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忘记了!我要找时间跟她好好儿谈一谈。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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