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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达之知


  在汤斌升任内阁学士以后的四个月,海内最重要的一名巡抚出缺——江苏巡抚。
  江苏巡抚本来是汤斌的同年余国柱。他是湖北大冶人,中了顺治九年的进士,授职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内升行人司行人,又做过一任山西的考官。到康熙十五年经过考试,授职为户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还有放出去办实际政务的可能,如“巡漕”、“巡盐”、京师中的“巡城”等等,而给事中则纯为言职,以明朝的惯例,在本科范围之内,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余国柱当上了户科给事中,在筹粮筹饷方面,颇有建议,刻苦地方,以为军用,正当三藩乱起之际,他的才具颇为皇帝所赏识,同时也为明珠所罗致,很快地成为心腹。
  当时的朝中,分为两大派,一派首领是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为“顾命四大臣”之一的索尼的第三子;索尼的孙女儿,被立为皇后,所以索额图以勋臣而为国戚,颇见重用,康熙九年就已当到保和殿大学士。
  明珠则出身“海西四部”中,最后被太祖征服的“叶赫”部,姓“那拉”氏,由侍卫起家,一直在内廷当差,虽居高位,但势力远不敌索额图。等到撤藩议起,索额图反对,明珠赞成,就这一个意见上的分歧,成为失宠与得宠的关键。强者消,弱者长。彼此的势力由分庭抗礼而凌驾以上,到三藩之乱将平定时,索额图自觉无趣,请求解职;至此,明珠就几乎没有对手了。
  余国柱因为是明珠的心腹的缘故,官运扶摇直上,康熙二十年年底,由左副都御史,外放江苏巡抚;明珠的贪是出了名的,而余国柱则是他搞钱的第一号爪子,假公济私,自己也刮了好多钱。这样一个人到了富庶甲天下的江苏,自然饶不过地方,到任不久,就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为苏州织造,增设机房四十二间,制造宽大的缎匹,想趁此机会,增加织造经费,以便从中侵吞。
  皇帝有个特别的想法,能够容忍贪污,只要用心办事就行;办事不力而贪污者,才会获咎。当然,又能办事,又清廉的,必获重用。对余国柱的贪污,他是知道的;虽不加以惩罚,但也不准他骚扰地方,所以降旨说道:“宽大缎匹,非常用之物,何为劳民糜费?所奏不准,并予申斥。”
  这样当了两年多的江苏巡抚,地方上怨声载道,明珠深怕闹出事来,而且又要他在京帮忙,因而建议将他内调为左都御史,留下来的江苏巡抚一缺,由九卿“会推”。
  九卿按资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内阁学士孙在象,一个是浙江藩司石琳。奏报御前,皇帝对这两个人选都不同意,特旨派一个人接任江苏巡抚。
  这个人就是刚当了四个月内阁学士的汤斌。
  这时的皇帝正巡幸塞外,在跸路的黄幄中,召见扈从的明珠说:“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照我看,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这样,做的事也这样。以前派他当浙江考官,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好了。”
  恩命到京,无不意外;因为他除公务以外,从没有私人的应酬,明珠在什刹海的巨邸,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冷官,忽然会放作天下第一肥缺的江苏巡抚,岂不可怪?
  在汤斌自己,同样也深感意外;然而更多的是感激知遇!棒旨涕零,又不免恐惧不胜;彻夜思维,决定用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来答报君命。
  “太太,”他跟他的马氏夫人说,“我今年五十八了,还有这样的机遇,是从古以来少有的。去日无多,一天要当两天用,万一死在任上,家事都要靠你主持。”
  说到这话,即令有升官的喜事,也不能遮掩汤夫人的哀伤,“好端端地,老爷说这话干什么?”她也是贤德刚正妇人,所以虽在垂泪,却又毅然答道:“老爷请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奉养婆婆,管教儿女,都是我的责任。”
  “你能这样替我挑起担子来,真太好了。”汤斌欣然之余,又歉然说道:“四十多年夫妻,你不曾跟我享过一天福;如今到了苏州,那里是有名的繁华之地!”
  一听这话,汤夫人就懂了,带些好笑的神气说:“老爷当我这一趟想到苏州去享福?真正是‘门缝里张眼,把人看扁了’!”
  “是,是!夫人至明,下官清罪。”汤斌学着昆腔的道白,一躬到地。
  不苟言笑的“老爷”,居然有此戏德,在汤夫人的记忆中几乎找不出来,不由得瘪着嘴笑了。
  “皇上要到八月底才能回京,我总要见了皇上才能动身;还有一个多月的工夫,正好把史稿赶一赶。”
  汤斌自从当了明史馆总裁官,任事更勇,负责撰写天文志、五行志、历志,以及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的群臣列传,还有太祖本纪及后妃传;明知一个月的工夫,绝不能完工,但却不肯借此推倭于人,依旧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赶写。幸好长成的四个儿子,都能替得了他的手,抄缮、查检之役,也省了他许多工夫。
  九月初皇帝回京,立即召见汤斌;他磕了头,谢了思,只听皇帝问道:“汤斌,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到江苏去?”
  “臣愚昧,恭请圣训。”
  “吴中财赋之区,不过从前明以来,赋额就特重;如果地方官再予取予求,百姓就太苦了。你的操守我信得过,想来一定不负我的付托。”
  “是!”汤斌答道:“臣已约束家人,到任以后,绝不敢妄取民间一文钱。”
  “你居官清廉,境况清苦,我是知道的。我给你五百两银子,贴补你的家用。”
  “臣清贫自守,蒙皇上天恩,使臣得以甘旨无缺;臣母亦感激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说着,便又磕头。
  “你的母亲是继母?”
  “是!”
  “这才是。”皇上表示嘉慰,“为人子的,奉养生身之母,是天经地义,谈不到孝字;二十四孝,都是继母。你到江苏,能够身体力行,自然可以移风易俗。”
  “臣职司民牧,这一层不敢忽略。”
  “听说你从前在关中、岭北,对振兴文教,很用了些心,”皇帝说道,“吴中风俗奢靡浇薄,你这一次去,要替我着力整顿。”
  “是!臣谨记在心。”
  “你预备哪天走?”
  “臣请训以后,立刻就走。”
  “好!”皇帝点点头,“我马上也要动身了。”
  这是说皇帝已下了南巡的诏令,目的是去看江浙的运河海塘;与漕运及农田有关的国计民生,但恐不兔糜费地方。汤斌意念到此,便试探着说:“臣当星夜赶到任上,预备接驾。”
  “我这次南巡,不是去览江南之胜,你到了任上,传我的话,不需过于铺张。”
  “是!”汤斌异常安慰,“圣德如天,臣不胜钦服之至。”
  “你下去吧!后天再‘递牌子’,我还有话。”
  等汤斌退了出去,随即便有侍卫来传旨——这名御前侍卫名叫纳兰性德,是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惊才绝艳,所作的词,可比之于李后主,是皇帝最亲信的贵族子弟;他奉旨传示,御赐鞍马一匹,彩缎十匹,白银五百两。于是汤斌敬谨拜受;具折谢恩。到了第三天,又遵照皇帝的面谕,进宫递俗名“牌子”的“绿头签”请见。
  一早递进牌子去,直到巳刻才传谕进见;皇帝赐了三幅御笔的条幅,写着几首御制的诗,说是“见字如见我”。等汤斌谢恩退出,皇帝又命纳兰性德追了出来,撤了四样御膳,命汤斌在南书房食用。
  九月十一起程,先从陆路南下,十月初二到了淮安府清江浦,这是有名的一个水陆交会的大码头,已经有差官在那里备了船在等了。
  两名差官是护理江苏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王新命所派的,一个是文官,江宁府的通判王祥永;一个是武官,抚标——巡抚直接管辖的亲军游击李虎,带来了巡抚的关防,八面可以先斩后奏的“王命旗牌”,以及人马银钱的四柱清册及所有的重要文卷。
  汤斌这就算接了印,设首案望北磕头谢恩以后,立刻开始执行江苏巡抚的职务,在船上细看案卷。六天六夜工夫,赶到苏州,正式开印视事,第一件事是奏报到任日期,说是“自谓终老邱壑,蒙我皇上,召自田间,备员侍从”,五年之内,超擢为内阁学士,“自顾何人?遭逢圣主知遇之恩,直古罕闻,感激涕零,常终夜不寐。”这是实话,从清江浦下船起,他就曾有两天,彻夜治公。
  在汤斌还不曾到任时,皇帝已在九月二十八,自京师启跸南巡,事先曾有诏旨,说明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民生疾苦;一是察看河工——皇帝从亲政以后,就以撤藩、治河、通漕之事,列为大政的首要,三藩之乱既平,皇帝决定要清除黄河溃决之患。
  这一次南巡,先由陆路南下,十月初六到济南,初八到泰安,登泰山巡览;然后由大路向南,过临沂在郯城驻跸。
  这里是山东边境,已临近江苏,一面驿马飞报。汤斌与总督王新命,准备接驾;一面由河道总督靳辅,先期在郯城迎候,备皇帝顾问。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与汤斌同一年人仕,但他是以“官学生”的资格,考取为国史院编修,由于勤慎奉公,升迁顺利,在康熙九年已当到安徽巡抚。
  那时的黄河自明朝万历年间,治河名臣潘季驯以“筑堤束水,借水攻河;蓄清扫黄”的办法,整治安澜以后,已历时八十年,中经明末的大乱,河道失修,归仁堤、王家营一带决口,淮安、扬州两府的田地,淹没无数;接着桃湖县、高家堰等地,又溃决三十余处,淮水灌入运河,而黄水则逆上至清水潭,清口变为陆地,徐州以东所谓“下河”所经的七州县,一片汪洋,加上滨临东海的宝应、兴化等地,灾区达十八州县之多。是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水患。
  河道总督王光裕治理无功,于康熙十六年解职,继任的就是靳辅。他带了一个幕友一起到任,此人名叫陈潢,字天一,杭州人,真所谓“学究天人”,饱读经世致用之书,冥想深思,周谘博访,对治河有独到的心得,然而怀才不遇,满腹牢骚,在北游途中,经过邯郸吕祖庙,想起黄粱一梦的典故,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出语豪迈不凡,终于遇见了识家。
  靳辅正膺新命,人觐后出京赴任,在邯郸由题壁一诗,邂逅陈潢,接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罗致入幕,一起到了淮南,踏遍黄、淮、运三河交错的地区,白天跑得脚上起了水泡,晚上宿临时搭盖的茅蓬里,每每谈到深宵。陈潢对潘季驯的论理有极深的研究;认为前明自潘季驯去世以后的五十年,治河风气一变,不背寻求黄河故道,顺势导引,以致下游淤塞,不能归海。上游则多宣泄于四旁支,水势虽缓,而淤塞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为了通漕,往往又尽先疏溶旁支,舍本逐末,以致治丝愈棼。
  因此,陈潢主张“顺河性”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如果有灾患,一定要研究成灾的原因,从根本上去着手。他不主张为了省钱,因陋就简,图一时的安逸,认为这一来河工堤防容易败坏,结果为节省反而浪费。他又认为治河无一劳永逸的可能,唯有用“谨小慎微”四个字,时时刻刻加以防备。如果有什么地方溃决,先巩固两面堤防,不使扩大,然后修复故道,从引河中疏引河水,归入正流。这些议论都非常平实,在急功好利的人看,是无法人耳的,但靳辅是讲求实效的人,知道他这些话是出于真知灼见,所以极其信任。
  陈潢跟顾炎武是一样的心情、抱负,平时游踪所至,一定要访察“郡国利病”,早知黄河下游,人海那一段的地形,此时陪着靳辅实地视察,同时广泛访问乡里父老,确实掌握了情况、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做法。
  “紫公!”靳辅号紫坦,所以陈潢这样叫他,“泰州、安丰、东台、临城这些地方,形如釜底,倘或溶深海口,就是打开一道缺口,一到潮涨,海水倒灌,下游泛滥,上游亦无可宣泄,绝非长策。”
  “是的。”靳辅深以为然,“我本来就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港深海口,还是筑提束水,以攻海潮。你现在这一说,我的主意定了!”
  所定的主意,就是以筑堤为主,他在一天之中,拜发了八个奏折,提出了治理黄河下游的全部计划,预定二百天完工,每天用民夫十二万三千。工程费总计二百十四万八千,筹措的方法是借征直转,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康熙二十年钱粮的十分之一;工成以后,由涸出田亩及经过商船,分别纳费偿还。
  皇帝同意靳辅的计划,但三藩之乱方炽,军务至上,部议动用民夫过多,会影响军务的需要,主张择要兴修,于是重拟计划,改为四百天完工,可以减少人力一半。皇帝批准了修正的计划,旨到之日,立即动工,其间因为经费超支,许多细节,有所修改,但筑堤的工程是成功的,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慢慢地水都退去了,有田可耕了。
  然而整个河工是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所以至今不能说是完工。皇帝在郯城召见靳辅,一决定亲自到黄河北岸去视察一番。”。
  此时苏州正在忙着接驾,由王新命与汤斌会同主持。依照部里发下来的公文,苏州将是皇帝南巡驻跸的主要地点之一;由北面人城,需要开一条极宽的晔道。
  “这一开,起码要拆除几千户人家的房子,”汤斌在实地勘察后,这样对王新命说,“事属万难,只好不开。”
  “不开怎么行?”王新命大摇其头,“出警入跸,自古就是这样的定制,不开跸道,且不说有损天子的威仪,而且难保没有人犯跸,那时候怎么办?”
  “保护圣驾,当然警戒要严密,与开跸道的关系不大。”
  “怎说不大?”王新命指着鳞次栉比的人家说,“这里面随处可以藏奸隐究,万一疏虞,冷不防冲了出来,岂是儿戏的事?”
  “王公!”汤斌这样说道,“拆数千民居,以开跸道,我总觉得期期不可。皇上此来,问民疾苦,不但早有上谕,且亦见诸行事,昨天有人来说:亲见皇上在高邮堤上,抚慰修堤的民工,圣德如天,或者反不以拆民居开跸道为然。王公,这一层请再思。”
  细细一想,王新命的原意有些动摇了,他害怕的是责任,“如果皇上怪罪,何词回奏?”他问。
  “有罪归我承当。王公。”汤斌很快地说:“若蒙诘责,请你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这一个疑难,总算由汤斌一肩承挑而解决,于是他即日就道,赶到淮安去接驾。船行的工夫,不肯白白消耗;实际上亦不容他有偷闲的机会,文案山积,就在船中处理;六天六夜,不曾上床,看到倦不可当时,只合一合眼,不久又见他手中握笔,埋头于案牍之中了。
  因此,一到淮安,被召人行宫时,皇帝大吃一惊,“汤斌!”他问,“你可是病了?”
  “启奏皇上,臣顽躯粗健。”甲
  “那么,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此当是缺少睡眠所致。”
  “身子也要紧。”皇帝说道:“俗语道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须为我,为百姓珍重。”
  “是!”汤斌感激与惶恐交并,伏身谢恩。
  “你在苏州,不必预备什么!”皇帝说道,“今天已经十月二十了,我得在年前赶回京去;明天就由扬州、仪征直赴江宁。回京的时候,再看情形;如果能到苏州走一走,也不必预备,更不可骚扰百姓。”
  “是!”汤斌万分欣慰,“臣仰体圣意,务绝纷华,力求俭朴,已饬臣属下,唯以一片实心,上答至知。”
  “这才是!”皇帝说道,“你就回苏州吧,略为料理料理公事,赶到江宁等我,河工上的事,我要好好问一问他们。”
  “是!”汤斌退出行宫,随即上船,解缆向苏州而去。
  回到苏州,忽然接得镇江知府专差飞报,御驾行程改变了计划。皇帝原来由运河南下,与扬州由长江折而往西;这一夜泊舟仪征,忽然西北风大起,往江宁是逆风,往苏州则是顺风,所以临时决定,扬帆而东。
  于是乘沙船启程,第二天一早到了镇江,幸金山寺盘桓了一整天,当夜开船;沿运河往东南走,过丹阳、常州、无锡,都未停留,顺风顺水,一昼夜走了三百六十余里,在浒墅关泊舟。汤斌和王新命,都赶到船上谒见。
  “不想在这里又见面。”皇帝笑道,“冬风得便,让我能一览灵岩、虎邱之胜。”
  “是!”汤斌这时不能不实说了,“臣死罪,不曾预备跸道。”
  “喔!”皇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督臣原曾拟修治跸道,臣以需拆除民居数千,而且日子上也来不及,故而不曾预备。臣请罪!”
  “请什么罪!”皇帝十分欣慰地说:“你干得好!这才是我的意思。”
  王新命一听这话,暗叫一声:好险!如果不是汤斌阻止,一定大拂圣意;而老百姓更要唾骂,搞得两面不讨好,非丢官不可。
  “你们回去吧!明天我骑马到苏州。”
  皇帝善于骑射,舍舟策马,迎着晨曦,由阊门入苏州;老百姓夹道跪香,而街道太狭,以致御驾不易通过,弹压的差役兵丁,不断拿皮鞭子抽打叱喝,皇帝大为不忍;一面阻止,一面下了马步行,传旨:百姓不必跪接。
  苏州的百姓,兴奋若狂;从古以来,正统之君曾巡幸江南的,数不出几位,民间不断提起的,是“正德皇帝下江南”,名为“亲征宁王宸濠”,其实是任性来玩一趟,一路骚扰,无所不为,以至于有幼妇少女的人家,无不是白昼闭门,夜不安枕。这一次听说皇帝南巡,虽知道不会成为明武宗第二,但天威不测,又听说江南总督有拆民居、辟跸道的主张,但是由新任汤巡抚压了下去,到底不知道皇帝的意向如何?万一龙颜震怒,总是百姓遭殃,所以跪香之际,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现在看皇帝是这样和颜悦色,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不信亦不可,事实摆在那里,皇帝欣悦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能装得出来,也教人感激涕零;想想七品官儿的县大老爷是如何威风,就知道皇帝的笑容多么宝贵了。
  皇帝是真的高兴,因为他此来就是要收服民心;而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在想,如果不是汤斌坚持不拆民居,那么他今天到苏州来,就绝不会受到这样的爱戴;即令自己有爱民之,依然不能为百姓所了解。照这样说起来,汤斌实在应该奖励,应该重用。
  于是,皇帝特赐汤斌御书狐裘的蟒袍、美酒;并撤御撰命太监送到巡抚衙门。
  等皇帝巡幸了拙政园、瑞光寺,驻跸织造衙门;第二天启驾,又命汤斌随扈至江宁。
  在御舟中召见,除了垂询江苏的政务以外,皇帝还问起几个人,第一个是苏州织造曹寅。
  “臣到任未几,与曹寅只见过一面,所知不深;”汤斌据实回奏:“听人说起,曹寅居官,颇能实心效力,对地方亦没有什么骚扰,平时颇好翰墨,结交的名士甚多。”
  结交名士,原就是皇帝交付曹寅的任务之一,因而皇帝又问:“苏州的名士,可是跟曹寅常有往来?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臣对此并无所知,不敢妄奏。”
  皇帝点点头,嘉许汤斌肯说实话。“熊赐履呢?”皇帝问道:“近况如何?”
  熊赐履也是理学家,颇得圣眷,但他的理学还是在口头上的居多,遇到利害关头,不免露了狐狸尾巴——康熙十五年,与索额图、杜立德同为大学士;有件陕南总督的奏疏,熊赐履“票签”错了,深恐为皇帝所谴责,为求弥补,撕了一张属于杜立德所用的“票签”改写,把原来的草签嚼烂了吞在肚子里。他这样做法,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为一个在旗的内阁中书所发觉;等杜立德追究其事,那内阁中书说出实情,杜立德大为不满,告诉了索额图,面奏皇帝,交部议处。
  吏部议奏:“熊赐履票签错误,欲倭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有失大臣之体,应革职。”皇帝虽对熊赐履的印象不坏,但他深知任何旷古绝今的贤主,只要不重视法纪,偏听袒护,就绝不可能出现盛世;因而以异常遗憾的心情,批准了吏部的奏议。
  熊赐履罢职以后,不回湖北原籍、侨居江宁;皇帝宽厚,命江宁织造常加接济;此时问到汤斌,也是一番念旧之意。
  汤斌到任不久,而且还未到过江宁,自然不会了解熊赐履的近况,照实回答。皇帝便又问起另一个人。
  这个人叫于成龙——同时有两个于成龙,而小于成龙曾受老于成龙的提拔。老于成龙字北溟,是山西永宁人,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榜,顺治十八年赴吏部报到选官,选上了广西罗城知县。这个地方在万山丛中,瘴疠甚烈,而且都是瑶人、苗人,扩悍无比;以前是化外之地,新近才隶人版图,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是罗城破天荒的一个县官,自然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汉宫。
  于成龙持着孔孟,行必忠,言必信,所以蛮貊之乡,居然能大行其道,农田水利,教育社仓,次第兴起,在官七年,与瑶苗相亲如家人父子。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总督卢兴祖特荐,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经明末之乱,张献忠杀人如麻,几千里人烟萧条,合州老百姓只有一百多人,赋额只有十五两银子,而大兵过境,供应浩繁;这样一个地方,于成龙有本事在一个月以后,能够增加到一千户人家,免摇役,办农贷。搞到欣欣向荣时,他又调了差,这次是当湖北黄冈同知。
  同知是武职文官,手下有兵,职司治安;黄冈有一处岐亭,出强盗,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历任同知都无法捕治,于成龙化装成一个乞丐,深入盗窟,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把他们做的案子、藏匿的处所,打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门,发兵逮捕,如瓮中捉鳖,捉了来审问;叫强盗抬头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同起卧的那个“乞丐”,自然不须狡赖。经此一治,黄冈就再无强盗立足的余地了。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遇上吴三桂造反,大军征剿,命于成龙在岳州造浮桥,刚刚造成功,山洪暴发,冲毁了浮桥,因而丢了官。后来因为招抚盗贼的功劳复职,以后一路扶摇直上,升道员,升福建按察使,升藩司,康熙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召见,嘉许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直隶时,属下的另一个于成龙,正当通州知州,此人字振中,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当直隶乐亭知县起家,也是个极好的好官;所以老于成龙调任江南、江西总督时,特地奏调小于成龙,升任江宁知府。
  老于成龙已经死了,皇帝此时所问的是小于成龙。汤斌一到任就听说此人能于而清廉,善政极多;当时便极口称赞。皇帝便说:“我预备要升他的官。他跟靳辅同旗,如果和衷共济,河工一定会大有起色。下游到底该不该溶,我亦不能听靳辅的一面之词。你回任后,细细打听地方父老的意见,看是怎么说法?定了定旨,我派于成龙去帮靳辅,务必要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踵事增华,开几条大路,造些大房子,而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汤斌衔命回任,立刻遵照旨意,亲自赴沿河各地,问民疾苦。
  老百姓对地方兴革,什么是批政,什么是好事,大致都是众口一词,唯独对治理黄河,意见不一,有的说筑堤束水的好,有的说应该溶深海口,因此对靳辅的评价不一,而不满他的,却居多数。
  这就使得汤斌很诧异了,无论如何靳辅的勇气毅力,清廉勤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治河七年,功绩俱在,这样的人,还会不得百姓拥戴,岂不教天下清官和好官寒心?
  访问得多了,汤斌终于明白了老百姓对靳辅的不满,是因为他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将下游涸出的土地,改为屯田,老百姓领种必须纳粮。虽说为了偿还工程费用,但频年灾荒,还属于与民休息的时期,汤斌亦觉得靳辅的做法,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对于靳辅的另一个计划,汤斌却是衷心赞扬。从来治黄河,必兼治运河,因为黄河不但与运河相通,而且有一段是黄运不分的;这一段是起于淮阴西南的清口,往西北一百八十里,借用黄河为运河,然后在宿迁以北再人运口;这一百八十里风涛险恶,南来的漕船,一不小心就会沉没。靳辅的计划,就是要避去这一百八十里的风涛之险,他预备从宿迁北面的骆马湖,开一条渠,到张庄地方,定名为“中河”;这一下,运河的船只,出清口几里路,就可越黄河而北,自中河人运河,比较方便安全得多了。
  这时参与河工的还有一个于成龙,他由江宁知府擢升为安徽按察使,奉旨帮助靳辅治理黄河上游;他的意见与靳辅不同,认为开中河毫无用处,仍以疏溶海口为宜。汤斌也参与会议,因为对治河还未有深切的研究,所以无从判断其是非,只能奏请朝廷裁决。
  河工虽然紧要,到底有专人在负责,不至于使汤斌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他的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要办,第一是清理田赋;江苏赋额特重,苏州、常州两府的赋额,与大省一百多县的总额相等,每年征收不足,欠额愈积愈多,部里要求新旧并征,以致十天之中,倒有七天是比期;老百姓固然欲哭无泪,各州县官亦受累无穷。彼此为了顾惜功名,或者皮肉少吃苦都是正赋不完,先送红包,希望不要追比得太紧。这一来,新旧两欠就永没有完得清的时候。
  汤斌知道了这些情形,特地召集属下县官到省,开诚布公地说:“你们送上官红包,由于上官是巧宦,将来升了官可以照应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来做江苏巡抚的——一就是我,已经绝意升迁;我将来亦不会升官,亦无法照应你们。那么,我倒请问你们,何苦拿了公款来贿赂我?过去的不谈,从今以后,一起改过,如果你们称职。我能提拔你们的一定提拔:如果不称职,只要不闹亏空,即令考成不好,罢官回去,还可以安享余年,想想看,你们常常提了前任官员的妻于,查问产业,追比亏空;他们的亏空,就是送上官红包闹出来的。如果不改,你们的妻子又会为后任追比,何苦来哉?”
  江苏的州县官,在任往往不满四年,移公济私,挖肉补疮,只求敷衍得上官在眼前不要追比赋追得太严;卸任时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无暇计及。尤其是余国柱当巡抚的那两年,只求大饱私囊,根本不顾属下的死活;现在大家听得汤斌这一番大破积习、扫除阴霾而见青天的话,无不振奋鼓舞,磕着头说:“这一下有活路了。”
  但是,汤斌也知道光是他不要钱,还是不够的,所以又找了司道来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这是要刷新整个风气,我不能容许‘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大人的告诫,属员一定听从。”有个道员说:“只是属员有属员的困难,也得求大人体谅。”
  “你说。”汤斌这样保证,“只要真的有困难,我一定替你们设法消除。”
  “京朝官员,过境甚多,供应浩繁,赔累不起。”
  “要如何供应?莫非顿顿要吃海菜席?”汤斌又说:“供应过境官员,一荤一素就可以了,准予在公款开支,其余夫马等等,一概按照规定办理。如果有噜嗦需索的,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我自有办法处置。”
  “这就是了!”那道员欣然说道,“有大人担待,属员乐得省事。”
  由于汤斌的清廉耿直,言行必符,早已为京中官员所知,因而公差路过江苏,都绝了妄念,鼓掉而过,一概不扰。司道州县既不必糜费招待,更不必送什么红包;自然也就不必动歪脑筋去“找外快”。江苏的政风,在短短几个月内,丕然一变。
  官员清廉,百姓的负担减轻,完纳钱粮,当然踊跃;汤斌又一再奏请减赋,免除旧欠。凡是能够使得百姓获得实惠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同样地,足以骚扰地方的举动,无不禁除。
  有个县分,上了一张禀呈,说是这一县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出产甚丰,照例应报部列为贡品——进贡到京,备皇帝食用。
  汤斌接到禀呈,批了两个字:“不准!”
  “不准!”是不准报部。想出这个花样来的是一名积年书办,藉此想立个名目,好假公济私,从中侵吞;巡抚衙门的书办跟他有勾结,他向汤斌进言:“大人,这是例规,地方上出产了好东西,照例要进贡。”
  “例自人作。”汤斌这样回答他:“宽一分则老百姓受一分之益。而况莲子、芡实,不是年年丰收;一报部就成了定例,遇到歉收的年分怎么办?”
  就因为他这样处处顾念百姓的利益,所以半年工夫,就受到江苏人极深的爱戴,令出必行,心悦诚服;到了这样的地步,汤斌知道可以着手来移风易俗了。
  苏州妇女好人庙烧香,崇奉淫祀。这是汤斌在京里,就听人说过的。改革风俗,他首先从此人手。
  汤斌在京里与有名的诗家号渔洋的王士祯相熟,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授职扬州推官,一做做了九年,对于江南的情形,极其熟悉,汤斌受命赴江苏之前,曾特地向他去请教江苏的民情风俗。
  王渔洋对于苏州相当不满,他说:苏州人有嗜好,斗马吊牌,吃河豚,敬五通神。又说:苏州妇女人寺庙烧香,招引游蜂浪蝶,最是伤风败俗的陋习。
  汤斌不愿先人之见亘在胸中,所以王渔洋的话虽记在心里,却不愿一到任就出告示,雷厉风行地禁止;同时刚接印就忙着接驾,随后又扈从到江宁,忙得连公事都在船上办,自然顾不到此。
  接上来是报灾、勘灾、清理漕粮,奏请减免缓征,这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要务,当然也没有工夫去问,如何妇女人寺庙烧香,会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这时细细访查,才知道王渔洋所说的“三好”,除了吃河豚是个人轻生以搏口腹之欲,与人无尤亦无害之外,其余斗马吊牌,敬五通神,其害不可胜言。妇女人寺庙烧香,实在是“冶游”,无怪乎伤风败俗了。
  汤斌曾经微服私访过,烧香妇女的装饰,首先就让他看不入眼。如说敬神还愿,虽是迷信,但是持一片虔敬,也还罢了;浓妆艳抹,顾盼生姿,这哪里是来烧香?上焉者,借“烧香”之名,禀明翁姑,名正言顺地出来游逛;下焉者,简直就是来觅外遇。
  而且烧香应该只在佛殿,事了就走,毫无沾染流连才是,苏州妇女不然,往往“随喜”到增资禅房,曲径通处,花木深深,头皮剃得又青又亮的年轻和尚,穿着簇新的玄绸僧服,算是“知客”僧,侍茶进斋,陪着说笑。然后是写缘簿,大把的银子施舍,逗留终日,是不是结上了“欢喜缘”,往往是无可究诘之事。
  因为寺庙是靓妆艳服妇女集中之地,所以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地痞流氓,每日必到,“小人闲居为不乐”,何况本来就没有安着好心,于是争风吃醋,哄吓诈骗的情事。层出不穷。至于调笑戏谑,到两情相悦时,或则私奔,或则苟合;这些风流罪过,更是不在话下。
  香火一盛,必有赛会,这是店祝神棍的生财大道。也最容易歆动深闺幼妇、怀春少女,既然叫“赛”,就必得争妍斗胜,别出新裁,在杂陈的百戏中,出人头地—一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花样,有一种肉身提炉,明晃晃的一只铜钩,穿臂而过,钩子上是一条长可及地的链子,悬着一只擦得雪亮的铜香炉,烧着檀香,手臂平抬,昂步而过,那一副英雄气概,衬着裸露的上半身,宽阔胸膛,雪白皮肉,这一副风流气魄,真教幼妇少女,心里有十七八个吊桶在起落。而铜钩扎处,血痕斑驳,更教一寸芳心,怜痛不止。于是目挑眉语,哪怕是三贞九烈、闺训谨严的大家女眷,也忍不住烛前月下,悄然思量。这都是由于妇女受到寺庙烧香引出来的魔障。
  献肉身提炉的这些无赖少年,十九好勇斗狠;学了些花拳绣腿,自以为不可一世,瞧贤之怨,动辄加以暴力。其中还有专靠为人打架为生的,苏州人文弱的居多,有些人与人有仇,愤无以泄,而自己又不敢跟人挤上一拚,便可以花钱雇用这些无赖去打人,打到对方告饶为止,名叫“打降”。打降的少年,为了得人钱财,表示卖命,每每棵着上半身上阵;此辈又喜纹身,胸前背后,手臂手背,刺出各种龙蛇斑驳的花纹,以示英武,这却又是容易为荡妇淫娃动心的一端。
  至于沉湎于马吊纸牌,又不仅废时失业;最坏人心术的是,一面打牌,一面唱曲,而曲文则无不描写私情,文雅的风情暗写,粗俗的淫猥不堪,虽有妇女同座,照唱不误,不以为怪。自然,借此淫词艳曲作挑逗,是常有的事。
  苏州还有一样风俗,深为汤斌不满,对于丧事,悖越礼法,丧家和吊客,往往毫无戚容,尤其是高年长亲寿终,名为“福寿全归”的“喜丧”,灵前设宴唱戏,吊者大悦。送殡执绋,看不见“麻衣如雪”,十九是彩服,汤斌不胜感慨地说:“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风微!”
  “在我任内,绝不许有这种颓靡的风俗!”汤斌跟吴县知县刘滋才说,“不过不教而诛,亦所不忍。我想先请你约集地方绅士到我这里来,加以劝导,再出告示严禁。如果办不通,我就不能不采取激烈手段了。”
  刘滋才是能干的官员,依照汤斌的意思,约了绅士一起见汤斌;经过苦口婆心的解说,地方绅士无不内惭、散出归去,先从各人自己做起,约束女眷,不准进寺庙烧香。刘滋才出了告示,又派隶役在各处寺庙巡逻;不准妇女进入。这一个改革,很容易收效。
  但在城外就不行了。尤其是苏州城西十里的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神”所盘踞、五通神不知起于何时,又有“五显”、“刘猛将”、“五方贤圣”等等名目,在苏州是家家奉把的神道。于是巫师、巫婆,借五通神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神话,敛财诱色,无恶不作,这样已有数百年之久。
  在上方山,就更加荒唐了,俗称上方叫“肉山”,山下宋朝范成大的故里石湖,称为“酒海”,仅凭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想见那里是如何一种淫奢的地方。
  上方山的香火终年不绝,迎神赛会,亦是层出不穷,此外还愿唱戏、酬谢丰收唱戏、久旱灾荒、祈求雨雪亦要唱戏,酒食相邀,男女混杂,搞得乌烟瘴气。五通神庙的庙祝极富,因而以放债为副业,据说借了五通神的钱营商,可以致富;所以不需周转,亦来借债。还债时要烧香唱戏,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上方山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歌舞笙簧,彻夜不断。
  五通神像古时“河伯娶妇”那样,亦为娶阳间妇女为妻;绝色妇女偶有寒热之类的症候,立刻就有人断定,说是“五通神看中了”。
  这一来,她的家属就不替她治病了,眼看她渐渐病重,至于死亡。也有些妇女,会跟母亲嫂子悄悄说起,在梦中曾恍惚与五通神同上阳台。像这样的情形,每年总有几十家。
  哪里是五通神入梦,是些神棍假借名义,诱奸妇女——骗局拆穿了一次,被害妇女的家属告到当官,汤斌知道了这事,怒不可遏:“光天化日之下,岂容此淫昏之鬼横行!”他对刘滋才说,“更不容神棍、巫师假借名义作恶。你替我严办、严禁!”
  “是。”刘滋才说道:“不过回禀大人,禁者自禁,信者自信,一时的雷厉风行,终恐故态复萌。”
  “何以见得?”
  “数百年的积习,人心受惑已深,不是一纸告诫,一时严查,所能收功。”
  “这也说得是。”汤斌想了一下说:“我自有区处。”
  第二天一早,汤斌处理完了公犊,传呼已升为抚标参将的李虎,到得后堂,吩咐他选二十名亲军,听候差遣,然后传轿到上方山。
  上方山正在锣鼓喧阗地唱神戏,吴县知县得到消息,赶紧派出隶役到山上弹压,驱散香客闲人。大家一打听,说是“汤大人上山”,心里无不疑惧——历任巡抚也有到上方山来拜五通神的,如前任巡抚余国柱就来过不止一次;但汤斌绝不会跟五通神攀交情,那么,此来是为了什么?
  汤斌给苏州人的感觉是既怕又敬且爱,所以心里惴惴然,却又为他深深担心,怕他不卖“上方山老爷”的帐,会有灾祸降身。所以都避开了窥视着,但愿汤斌只是兴到逛山,逛完就走。
  等轿子到达山门,汤斌跨出轿来,四面一看,随即喊道:“李虎!”
  “李虎在!”
  “把什么五通神的泥土木偶替我拉下来!”
  “喳!”李虎答应得很响亮,却站着不动,满脸惊疑为难之色。
  “去啊!”
  “大人,”李虎嗫嚅着说:“沐恩不敢。”
  汤斌心里很生气,但转念就心平气和了。看着庙外群情惶惶,奔走相告的百姓,心里在想:如果五通神,迷惑人心不是如此之深,又何用自己来拆淫祠?不必怪李虎。这样想着,便一言不发,大踏步往里走去。行得不多数步,只听后面人声嘈杂,转眼一看,一大群百姓正忧容满面地赶了上来,见了汤斌,一齐跪倒。
  为首的一个白须老者,磕着头,用哀恳的声音说道:“青天老大人,千万慎重!老大人爱民如子,三吴黎庶,敬之如父,不敢不犯颜直谏。神道得罪不得,从前也有几位大人,得罪了神道,一回去立刻就有灾祸。崇祯十四,小人二十岁那年的知县老爷,也是冒犯了神道,还不曾下山就中风在轿子里。青天老大人千万动不得,请上轿回衙门吧!”
  越是如此,汤斌的决心愈坚,微笑摇头,“不要紧!”他说,“灾祸我一身当。”
  “大人的灾祸就是三吴百姓的灾祸!”
  话说得如此恳切,汤斌不能不感动,决定因势利导,希望说服,“你看我可是固执刚愎的人?”他问。
  “大人绝不是那种人。”
  “那就是。五通神是淫昏之鬼,这件事我想了又想,绝非心有成见。我不信有何灾祸。”汤斌又说,“这两年水旱灾荒,民生疾苦,岂可将有限金钱,浪费在这伤风败俗的荒唐淫祠上。我今天决定要革陋习,严办神棍;你们不必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都起来!”
  等百姓站了起来,汤斌又引经据典,讲了一套“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和祭典须虔诚简朴的大道理;无奈数百年根深蒂固的迷惑,绝非一时的解释所能消除。汤斌看看空言无益,便命亲军守住殿门,大踏步走上前去,毫不考虑地将五通神的左臂一拉,只听“克哒”一声,泥屑纷落,一条断臂已经在他手里。
  百姓无不惊骇失色,有的发抖,有的默祷,有的跪了下来,喃喃念佛,与汤斌的神色自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还不动手?”汤斌向亲军大声下令,“你们受命于我,‘冤有头,债有主’,如有灾祸,有我挡着,与你们绝不相干。”
  看巡抚已经动手,神色如此凛然,言语如此透彻,再想到五通神降祸,固然可怕,现任巡抚,有八面旗命王牌,掌握着生杀大权,万一由于违令的罪名,喊一声:“捆下去斩掉!”也不是好玩的事!
  这样考虑下来,胆子便都大了,李虎在此时亦只得豁出一切,领头行动,带着亲军,把神案移开,将五通神抬了下来,放在当地。
  “跟我来!”汤斌说了这一句,提着泥塑木雕的那条断臂,首先走了出去。
  一走走到山口,下面就是称为“酒海”的石湖,汤斌使劲将那条断臂抛了出去;回头看了一下,示意照样行动。
  “五通神老爷,我是上命差遣,迫不得已!”李虎默默祷告:“汤大人是好官,你老人家看老百姓分上,饶过他一遭。如今请你先到酒海去住几时。有机会再塑金身,我一定出钱出力,补报今天冒犯的罪过。”
  说罢,挥一挥手,八名亲军合力往外一甩,将五通神抛人石湖,只见湖面起过涟漪,渐渐扩大消散,五通神就此失踪了。
  这时吴县知县刘滋才已经赶来伺候,见此情形,跪伏在地,不胜钦服地说:“大人为民除害,实为千古快事。百姓一时迷惑,久而自知,大人请回衙门吧!”
  “好!”汤斌听刘滋才这么说,料知他必能体会自己的意思,彻底执行命令,便又吩咐:“尚有妖像木偶,不妨火而焚之;淫祠拆除,木料移作建学宫之用。除恶务尽,不可疏漏。至于神棍及淫祠执事请人,如果改过自新,不妨网开一面。”
  不但苏州,其他各地,特别是风俗相近、交通方便的松江府属,亦有类似的淫祠,汤斌一律照此办理,土偶拆毁,词村移修学宫,神棍庙祝许其改过自新,不然严办。
  汤斌到任还不过半年的工夫,但威德俱着,下属奉令唯谨,果然有办不到的困难,照实申复,亦必有满意的指示。所以这一道命令下去,数百年名山胜地的酒肉之臭、乌糟之气,一扫而空。老百姓先为汤斌和自己担心;看看汤大人每月朔望在义仓、社会,聚集老百姓讲“孝经”,依然精神抖擞,声音洪亮,不要说是灾祸,连个小病小痛都没有,这下才为自己也放下心来,都赞叹说:“果然邪不敌正。”又说:“汤大人命大福大,将来一定要入阁拜相,所以五通神不敢难为他。”最玄妙的是,据说上方山上掘出来一块石碑:“肉山酒海,遇汤而败!”这个以迷信破迷信的传说,流行甚广,收效甚宏,五通神的气数终了,合该如此1就没有人再怕它,也没有人再提到它了。
  这时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汤斌接到部文,举行“大计”——考察百官,在明朝是六年一次,逢己、亥两年举行,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人清改为三年一次,由吏部规定办法,分行各省举行。特别优秀的官员,由地方大吏,特疏“举荐卓异”。汤斌接到公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江县知县郭琇。
  此人是山东即墨人,字华野。以“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江苏,奉委吴江知县,才干卓越,颇有政声,但有一样名声不好:“郭大爷就是喜欢钱!”吴江的百姓都这样说。
  汤斌对待属吏,一向先教诲、后责成,真的不上进、不改过,才上疏奏劾;所以听得郭琇的贪名,下了一道公文,召他上省面谈。
  吴江密迩苏州,郭琇一到就上巡抚衙门,汤斌在花厅接见,看他年纪甚轻而衣饰朴素,不像是个饮食起居讲究享受的人,于是这样问道:“听说你在吴江苛敛,不法之财很不少,是不是都寄回山东买回置产去了?”
  “请大人行文山东巡抚衙门彻查,如有一分郭琇所置的田地,我甘受重典。”
  “那么你并无贪污的事实?”
  “有!”郭琇答道:“前任巡抚,是大人的同年,为人如何?大人深知。如果我不能填他的贪壑,就得丢官,丢官就不能替老百姓做事了。”
  “这也算一项道理?”汤斌笑道,“你自己不觉得强词夺理?”
  “遇见大人这样的上官,才能讲理、”郭琇说道:“我请大人宽我一月限期,倘仍如以前一样,请大人立置典刑。”
  “可以。我给你一个月限期。如果不改,请你自劾。”
  郭琇连声答应。回到吴江县衙门,亲自动手,率领仆役,将大堂内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堂召集三班六房说:“以前的知县郭琇,已经死了;现在是另外一个知县郭琇。如果你们假借名义,在外胡作非为;你们要想到,现在是不要钱、不怕死的新郭琇当知县。”
  大家都知道郭琇的脾气,凡事不说则已,说了一定做到,因而各具戒心,相约敛手。而郭琇也是一点都不肯放松,明查暗访,不准属下舞任何弊。这样一个月下来,特地上省,禀见巡抚复命。
  汤斌看到郭琇的手本,开中门亲自迎接,一见面就说:“老兄的毅力决心,可佩之至。我一定要奏报朝廷,特予褒奖。”
  “多谢大人成全之德。”郭琇深深下拜。“郭琇能够无忝所生,都出大人之赐。能容我补过赎罪,已经感激不尽,何敢再邀褒奖?我今天来见大人,一则是复命,二则是有所报答。”
  “不敢,不敢!请坐了细谈。”汤斌猜想郭琇的所谓“报答”,一定是对地方的兴革,有所建议,所以欣然接待。
  郭琇倒是有一番建议,但与地方政事无关,“这一个月里,我不断想到,廉吏易为亦不易为;遇到大人这样的长官,做一个廉吏不难。推己及人,大人许我为廉吏,朝廷可许大人做清官?我不能不关心。”
  “多谢厚爱。”汤斌答道,“圣主在上,没有不能做清官的道理。我望六之年,捧檄复出,正因为时逢明主,是大有可为之时。老兄这话,我倒真要请教。”
  “圣主在上,佥壬在侧。大人可许我直言,可容我毕词?”
  “当然,尽管请。”
  “前任余抚台与大人同榜,但知其人之深,大人恐不如我——。”
  郭琇从余国柱谈起,谈到权臣明珠;余国柱在江苏的搜括。为明珠所授意。此外则皇帝宠信的南书房翰林高士奇;熊赐履的门生、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揽权索贿,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的口号,“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淡人则是高士奇的别号,由此两句口号,可以想见其中的卑鄙龌龊。举世滔滔,众浊独清,便成为反常的现象;因此,郭琇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朝中用事的大老,能不能容汤斌一尘不染?第二、倘或开口索贿,汤斌如何应付?
  “我报答大人者,即是提醒大人这两句话。”郭琇说道:“大人不曾体会得贪读之心,不知此辈的险恶;江苏膏腴之地,为此辈的利薮,岂肯容大人在此做清官?如果所欲不遂,一定设法排挤大人去位。圣主在上,固然不错,但耳目毕竟有限,难免不受蒙蔽。这一层,大人可曾想过?”
  汤斌静静听完,久久不答;踌躇又踌躇,才慢吞吞地答道:“蒙老兄如此厚爱,论理料事又是如此透彻,我就跟老兄实说了吧,最近有人来跟我说,我奏报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积欠的钱粮,改为分年带征;睢宁、沐阳、邳州、泰州,以及西淮、扬州、徐州等地水灾,豁免前两年的欠赋,减了本年的新课,都靠明相国的力量,江苏百姓,宜有报答,他们要我四十万。”
  “如何!”郭琇拍着大腿,“大人如何答复?”
  “我能答复他什么?唯有置之不理。”
  “这绝不是办法。”郭琇说道:“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你说!”
  “我与在籍绅士也曾谈过,几乎异口同声,不愿大人为难。”郭琇很谨慎地说,“大人如果不便出面,尽可不闻不问。”
  这话说得语气暧昧,汤斌一时不解,细想一想有些明白了;他当然知道老百姓的爱戴,巴不得他长生不老,一辈子当江苏巡抚,所谓“不愿大人为难”自是意指朝中有人索贿,由地方来应付;这应付无非是凑成一笔巨数,填京朝大官的贪壑。这话如果明说,知道他绝不能同意,郭琇所说的“尽可不闻不问”,正就是此意。
  想是想明白了,总有些令人不信。前明好官获罪要钱来折赎,部民醵金相援,如他老师孙奇逢救左光斗的故事,已经难能可贵;地方百姓凑钱来替长官行贿,那可以说是千古创闻,而况数目又如是之巨!
  这样想着,觉得表示态度,亦属多余,便即笑道:“老兄一月之前方自洗堂庑,如何又管此闲事!”
  这一说,郭琇就无法再往下谈了,但心迹不能不表明,“大人,”他说,“若非与大人有关,我何苦管闲事?”
  “盛情可感!”汤斌说道:“但望与我一样坚持,就是爱我了。”
  “谨遵台命!”
  郭琇果然言而有信,等吴江的绅士,得到风声,与苏州方面联络,有了成议,来见郭琇,请他代为禀达巡抚时,郭琇婉言拒绝,与朝中贪官,绝不妥协。
  郭琇那里碰了钉子,苏州知县刘滋才那里亦碰了钉子,大家还不死心,居乡的绅士以曾任大学士的宋德宜为首,聚会商议,决定请藩司章钦文出面,七府一州共凑四十万银子交给他转送余国柱。
  兹事体大,章钦文不敢擅自作主,特地去见汤斌,用江苏绅民,只为求得汤斌无事,可以为民造福,所以送这笔钱是为自己打算,与汤斌无干之类的话,希望打动他。哪知汤斌一点水都泼不进去。
  “此事有三不可,蠲赋出于天恩,如今变成江苏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实不至,一不可。我生平自矢,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等于买官来做,良心何安?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给了他了,将来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因此,不但我不能理他,你们亦不能理他,否则造成陋规,害苦了百姓,我必指名严参。”
  这一来,没有一个人敢再管这件事。余国柱派来的人的失望,自然可想而知。
  三年大计,汤斌认为该当举荐的,除了郭琇、刘滋才以外,还有松江知府鲁超、上海知县史彩、通州知州边声扬、高淳知县张象翀、六合知县洪炜,但或者钱粮催科,尚有未清,或者因为盗案未破,不符部文规定,结果只能举荐一个松江府儒学教授陆在新。他是苏州人,举人出身。府、道、按、布各长官,都有优异的考语;汤斌亲考,列举事实,共有四条,除了勤于训诂,每月在明伦堂集合生徒讲学课艺,寒暑不更以外,还有三项卓异的行谊。
  陆在新也是讲理学的,但绝不是腐儒,除了淡泊自甘,敦品励行以外,又留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世务,农田水利,如何应兴应革,都能讲出一篇很深刻的道理来。至于约束松江府的秀才,最使得地方官感激的,就是不准秀才出入衙门、干预公事——江苏的劣绅最多,相沿成习,最喜欢干预公事;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言语冲撞,亦不能打他的屁股,利用这些优于一般老百姓的地位,包揽讼事,关说人情,包缴漕粮,生财之道多得很,地方官当然头痛,如今有陆在新管着,可以省了许多麻烦。
  陆在新为人极其热心,口才又好,所以经常接受府、县的邀请,城里城外,讲解上谕,宣扬政令,对地方立推行政务的帮助极大。在义学讲书,每日有课,极其辛苦,照例是有贽可收的,而陆在新一概不受。所以汤斌在叙明事实以后,下了这样的考语:
  此一官者,为学力追先贤,司教克端士习,更能阐明孝经小学之旨,使共识明伦敦本之修,有许风化,不愧儒林,所当特举,以备拔抉擢。
  以江苏地方之大,好官之多,三年计典,唯一能登荐牍的,只有陆在新一个人;而又是出于汤斌的保举,所以皇帝格外重视,特旨召见,亲加考间,果然是品学俱优的人才,御赐蟒袍,放到江西文风最盛的庐陵去当卸县,颇有政绩。
  汤斌在江苏没有一天不想到的一件大事,就是各地的灾情;这年——康熙二十四年,淮安、扬州、徐州府所属二十多州县,自五月到八月中,飘风露雨,接踵而至;此处古称天下的泽国,黄河、淮河、洪泽湖、高邮湖一齐涨大水,同时山洪暴发,水连天,天连水,一片汪洋,百姓几乎无路可逃。伤心惨目,汤斌还是第一次看到,站在城头上淌着眼泪,竟像傻了似地。
  回到驻节的一条小渔船上,汤斌吩咐连夜回苏州。天黑灯昏,风骤雨急,秋天竟如严冬,汤斌冻得瑟瑟发抖,风湿病大作,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船家看不过,说找个避风的地方油一夜,明天一早再走,汤斌不肯,非要加紧赶回苏州不可。
  一回巡抚衙门,连湿衣服都顾不得换,立即找了藩司章钦文、按察使丁永誉、苏松督粮道来商议放赈。
  “如今第一大事是办米。今年湖广、江西大熟,米价甚低,我们派人买米来办平粜。”他问章钦文:“你看哪里有公款可以动用?”
  “公款是有,但未经奏准,不能动用。”
  “转眼严冬,等奏准了再去采办,米运到已经是明年的事,灾民早已不能活命。”汤斌又说:“反正办平粜是本钱可以收回的;到时候归垫,有何不可?这件事,我完全负责,将来上头有处分,我一个人承担。”
  “为救百姓,没有让大人一个人担处分的道理。”章钦文说,“我拨五万银子出来,请大人指派采办人员。”
  “你们公举!肯实心办事,清廉能干的才合格。”
  即席推定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经政、苏州府海防同知刘三杰,委任为采办委员;米款亦议定在前任巡抚疏浚茆河,特开捐例,溢收的款项内,动支五万两,随后平粜归垫。
  于是连夜办公文,下委札、扫点起程;汤斌派了一名戈什哈通藩司,说李、刘三人动身以前,他要找他们谈一次话。李经政、刘三杰便约齐了一起去禀见。
  “你们是司道公举的,操守才干,我都相信得过。”汤斌问道:“你们是一起采办,还是一个到湖广,一个到江西?”
  “卑职两个已经商量过了,两个人一起办事,一则,遇事有个商量;再则彼此监督,务必仰体大人嘉惠灾黎的仁心,每一文钱的米。都到得了灾民嘴里。”
  “有此存心,我听了很高兴。不过灾情紧急,你们要多多辛苦。还有,买米怎么买法,你们想过没有?”
  李经政和刘三杰相顾愕然,拿钱买米,还有个买法,怎么买?李经政想了想答道:“湖广、江西两省的公文,已经办好了。到了那里自然是先投文,请两省帮忙,召集米商议价。”
  “不是,不是!”汤斌摇着手说:“这一来就慢了。饱汉不知饿汉饥,讨价还价,大费工夫;说不定还有不法恶吏,从中操纵把持。所以投文可以,不必期望那两省帮忙。”
  听这一说,果然有些道理;看来买米确是有个买法,刘三杰便看一看李经政,老实说道:“我看请汤大人指示吧!”
  “对!”李经政对汤斌说:“请大人示下。”
  汤斌点点头,屈着手指,从容说道:“第一,你们一到先打听市价;第二,打听好了,找米商自己打交道,能便宜就便宜,不能便宜照市价买;第三,随买随运;第四,买到一半不要买了,你们等在那里听消息。”
  “是!”
  “还有件事,学程、朱讲究不欺的人,不肯做的;只是阳明之学,讲究推求本心,本心可质天日,做也不妨户
  无端发这么一段议论,所为何来?李、刘二人只好顺着长官的语气,同声称是。
  “你们到那里要说一半真话。说一半假话。真话是说淮扬灾情之重,百姓之惨;假话是说此地米贵如珠,一斗一金。”汤斌问道:“你们懂我的用意不懂!”
  说破了怎么不懂?假报行情、迹近欺人无怪乎说学程朱的人不肯做!
  因为其中别有妙用,李经政和刘三杰改变了计划,一个到江西,一个到湖北,一面买米,一面照汤斌的指示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这一半假话,打动了米商的心,一两银子一斗米,那就何必在本地卖米?到灾区去卖!
  于是运河、长江中风帆相望,触目尽是米商;到了淮扬,才知大上其当。有些米商不服气,扳高不售;无奈“货到地头死”,你不卖有人卖,米多得是。汤斌一看这情形,通知章钦文,转告李、刘二人,江苏的米甚多,价钱亦不贵,不必再在产地买米。
  接到章钦文的通知,李经政与刘三杰哈哈大笑,都觉得精明的商人,也会中了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的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由此悟出了阳明之学的体与用,如果说汤斌所设的一计是诡道,则王阳明平宸濠,为了先声夺人,让叛逆惊疑迟徊,有所瞻顾起见,假造公文,说起兵多少万,分途围剿宸濠,岂非更不可取?
  “持正体第一!”李经政这样对刘三杰说,“欲行诡道时,尽不妨行。只是诡道亦须无碍于善类。”
  “是啊!”刘三杰深深点头,“其实湖广、江西的米商,闻风而集,钱还是有得赚的,只不是求取暴利而已。”
  “灾民头上取暴利,于心何忍?汤大人亦绝不会客商人求取暴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能用这样的手段,令人无从求取暴利,这才是为政的上乘功夫。”
  汤斌就是在这样实实在在,时时刻刻不忘记百姓的施政中,获得了属员的敬仰。平粜的米款,连运费只花了两万六千两银子,很快地归还了公库。当然,光是这些米是不够的;只是先动公款买米的奏疏一上,足以看出灾情紧急,皇帝特派一名侍郎专程到江苏勘查,灾情果然严重,特准动用凤阳、徐州、淮安三府公仓的余粮,及历年的积谷,普施赈济。秋冬水退,灾民重理田园,但河患始终存在,皇帝决心,加紧整顿黄河下游。
  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子喘大气,几乎昏厥。
  就因为这一番告变的汗马功劳,三年工夫他由员外升到侍郎;当然,这也由于明珠的提携。因此,这一次他奉派到江苏会同汤斌勘问民情回京;到宫门递折请安以后,随即先去见明珠。
  这天下极大的春雪,明珠正约僚友在后园玩赏,其中自然有余国柱。明珠跟萨穆哈会面谈话,少不得也有他在座。
  “‘豆腐汤’怎么说?”明珠问。
  “他说:应该疏溶海口。”
  “为什么呢?”明珠讶然,“靳紫坦的法子是一劳求逸之计,很不错啊!”
  “就因为屯田的缘故。”萨穆哈说:“凡是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他都不赞成。这是老汤亲口跟我说的。”
  明珠和余国柱面面相觑,有片刻默然——明珠支持靳辅,并不是因为靳辅的计划,让他佩服;而是靳辅的计划,在他们大有油水可捞。
  首先是筑堤束水,动用的公款将达五百万,先拨一半亦须两百五十万,“部费”先扣两成,就有五十万。
  其次,河堤两旁涸出的土地放领,明珠准备派出专人去办,其中的“浮收”,大有可观。现在由于汤斌支持于成龙,大好构想,将成画饼。
  “你看,怎么办?”
  “自然不能说实话。”余国柱便教了萨穆哈一套话,让他面奏皇帝。
  “光是这样也不行,于振甲那里也得下一番工夫。”
  “这也容易。不必跟他商量,反正他就要回去;相爷就把他的工款多报些好了——这是对不出来的事。”
  明珠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的办法。
  “倒是‘豆腐汤’!有他在江苏,什么事都不能办。而且还得防其他省分学他的样!”
  这句话把明珠说动心了,光是汤斌不肯送红包,还不要紧;大家都学他的样,不卖京里的帐,那是件令人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他圣眷正隆,动他不了,又如之奈何?”明珠又说,“我找徐健庵来商量商量看,也许他有妙计,亦未可知。”、
  就这当儿,一肚子坏主意的余国柱,想到了“绝妙”的一着棋,兴奋得失去常度,乱摇着手,急促地说:“慢来,慢来,还不到用得着徐健庵的时候。”
  “怎么?”明珠一看他这神态,便猜到他心里,“你定有奇计?”
  “虽非奇计,至少也是上策。我看不如——。”
  他低低地与明珠耳语了一番,才说得两句,就听明珠抚掌称善:“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妙!妙!”
  于是两个人促膝密谈,直到算无遗策,方始罢手。第二天上朝,等皇帝御门听政已毕,单独召见明珠,面议最机密的国政时,他找个空隙说道:“皇太子今年十三岁,以前朝的成例,应出阁讲学,伏乞皇上将简高才硕德的醇儒,以为辅导,天下幸甚。”
  皇太子名叫允礻乃,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是仁孝皇后所出;生下允礻乃几个时辰,因难产而崩。皇帝伉俪情深,所以不久就将这嫡出的皇二子立为东宫,皇太子生得相貌英武,颖悟非凡,深得皇帝钟爱;此时听得明珠的陈奏,觉得确是宗社大计,不可轻忽,便连连点头,表示嘉许。
  “论学问,徐乾学自是好的,但品德不甚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徐乾学曾教过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书,明珠当然不能说他不好,但亦绝不能说他好,否则所谋就不成功,因而不置可否,直接拿另一个人来比较。
  “若论学问优良,品德醇美,徐乾学自然不及汤斌。”
  “你这是公论。”皇帝坠入明珠的谷中而不自知,“正跟我的意思一样。”
  “奴才忝窃相位,荐贤有职。皇上如以为汤斌可以,何不内召大用?”
  “嗯。”皇帝答道,“我想用他为礼部尚书,管理詹事府。你拟一道旨意来看。”
  “是!”
  “还有于成龙。”皇帝又说:“海口暂时停开,等看今年的水势再说。于成龙在安徽的政绩很不坏,我想升做直隶巡抚。”
  这一下,下河的治理,完全可以听信靳辅的主张,在明珠当然求之不得,便恭恭敬敬地答了句:“皇上圣明。”
  于是先后发布了两道上谕,擢升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另外一道关于汤斌的是这么说:
  谕吏部:江苏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特授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这道上谕一发,徐乾学首先就觉得诧异,同时也觉得很不安。高士奇肚子里的货色,他不怕;看见李光地,已视为劲敌;于今再来一个汤斌,真正招架不住,相形见细了。
  因此,他去谒见明珠。恰好又有余国柱在座,三个人谈起这件事,明珠都推在皇帝身上,说是他自己挑中的,并没有什么人保荐。
  徐乾学也是有名的老奸巨猾,听明珠的口风,知道其中必有文章,汤斌能够调离江苏,他家子弟在昆山又可以遇事出头,恢复以前的势力,这自是一件好事;但调到京里来,于己大为不利,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教他失去圣眷;今后不妨从这上面着手,想他一条借刀杀人之计。
  心里把主意打定了,表面却不动声色,反说上许多汤斌真道学令人可敬的话;同时又隐隐讽刺了李光地一顿。就这样把话题阐扯了开去,一点痕迹都不露。
  上谕到苏州是三月二十,开头就说:“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简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接着便提出汤斌的名字——读到这里,心头一懔,立刻便觉得双肩沉重得无法负荷。
  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汤大人高升”,没有人不替他高兴;但不是高升为总督,而是到京里去当尚书,苏州人真个“如丧考妣”,又痛又急,双泪交流;整个苏州城像沸了的油锅,街谈巷议,都在谈汤斌调升的事。
  汤斌走了,哪里再有这样一位好官?刚刚过了两年好日子,若是调个像余国柱那样的人来,如何得了?当初金圣叹哭庙,说是抗逆朝廷;如今要把朝廷特简的好官,留在苏州,这总不犯法吧!于是乡绅们纷纷集会,商量如何“攀辕”?
  “皇帝真正是好皇帝,只要晓得百姓舍不得汤大人,一定会俯顺民意,收回成命。就怕下情无从上达;能达到御前,时机也已经晚了。”第一个人说。
  “这是三吴百姓,祸福所关的大事。朝廷派来的官,刮地皮的,我们不能撵他,那是以下犯上;遇到好的,总也要让我们说句话。”第二个人说,“如今是非常之变,应有非常之举,才能感格天心,震动朝廷。”
  “这话说得不错。”第三个人附和,“留是一定留得住的,只怕我们决心不够。”
  “怎么样表示决心?”第四个人说,“汤大人在潼关、在江西,老百姓也是不放他,结果只好夜里溜掉。所以要表示决心,先要表示给汤大人看,让他老人家心里有数,江苏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放他走,也许他自己就会上折请求留任。”
  “这话对!”有个小伙子跳起来说:“我们罢市!”
  “罢市?这——”老年持重的,不以为然,“这不太好吧!”
  “不是好不好,要问对不对?”那个小伙子又说,“只有这样子才留得住汤大人。在我,汤大人如果真的走了,我的生意也不想做了,罢市的意思在此。”
  这个道理说不通,但大家都觉得事出非常,应有激烈的反应,这一点无论如何不错。罢市就罢市,为了汤斌,少做两天生意也无所谓。
  汤斌听得这消息,大为不安,特地邀约士绅到巡抚衙门劝导。无奈这不是三数乡绅可以改变得了大家的意志的;因而一方面舌敝唇焦,苦劝放行;一方面声泪俱下,苦苦挽留。
  除了静悄悄罢市三天以后,苏州百姓又聚集辕门,号哭挽留;同时在通衢要道,设下几匦,预备筹集路资,派人上京叩阍,要求汤斌留任。看看事态严重,汤斌不能不出告示了。
  含泪和墨,杨斌在无限激动中,写下这样一张告示:
  本都院抚吴三载,一饮一食,无非百姓脂膏;而地方刑名、钱谷、簿书鞅掌,昼夜拮据,未尝暇逸,心虽无窃,力实有限。
  今蒙圣恩优擢,辅导东宫,职任重大,本当闻命就道,因钦件部案,限满当结;稍稍料理,即星夜北上。尔百姓念本都院爱民有心;本都院救民无术。罢市挽留数日,聚集院署,哀号之声,至不忍闻。
  本都院与尔百姓,一体相关,实忍因本都院之行,遂使尔等士废读书、农废耒耜、商度贸易?本都院为之寝食不安。本都院于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颇真,入朝之后,或至尊顾问;或因事敷陈;或九卿会议,当尽力凿凿言之。
  念况圣主眷财赋重地,以简公忠清惠,才德兼全大臣,十倍于本都院者,来抚兹土。尔百姓何用多虑?
  本都院平日告诫尔百姓之言,历历俱在;即朔望率尔百姓,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亦欲使尔育姓知君臣大义,朝廷恩德;自今以后,领尔百姓,孝亲敬长,教子训孙,忠信勤俭,公平谦让。事要忍耐,勿得安兴词讼;心要慈和,勿得轻起斗争。勿赌博、勿淫佚、勿听邪诞师王之说复兴淫祠。早完国课,共享天和,此本都院倦倦望于尔百姓者。
  本都院身在京华,此心丸当往来于此地。本都院见尔百姓,如此情状,既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又不忍遽然而去;但君命不敢留,辅导东宫之任,亦不敢辞。惟尔士归书舍,农归田畴,商归市肆,使本都院之心稍安,无复纷纷扰乱可也!
  最后两句话,情见乎词,几乎懊恼得不耐烦!于是有那比较理智的,认为这样坚留不放,有害汤斌。因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如果迁延不克,小则误了程限,有罚薪之类的处分;大则会引起朝廷的误会,以为汤斌有意恋栈,故意发动百姓,搞出这套花样。而且也有知道朝中妒忌汤斌的甚多;如果趁此机会,暗进谗言,那就真的“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因此,汤斌才得略略安心,昼夜赶办有期限的案件,将钱粮簿册,弄得清清楚楚,连同钦颁关防,王命旗牌,委派苏州府的同知,以及当初送关防来的那个抚标中军的武官李虎,专程送到总督王新命那里,接着束装起程。
  行李中最珍贵的一样东西,是一部苏州官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装了八个书箱,因此要征八匹骡子来负载。而汤斌已经非常不安,说为了他自己的行李,累及地方。
  临行之日,苏州百姓,塞道遮留,号哭不止。古往今来,从江淹的《别赋》到说不尽的恨别的诗篇,何曾道得尽此一别的哀痛悲伤,万般难舍?汤斌倒还可以支持,在轿子里的汤夫人却哭得双目尽肿,恨不得下轿说一声:“我留在这里不走了!”
  就在汤斌离任的第二天,士绅集议,那一笔自设在通行大道的钱匦中,随缘乐助而得的,预备派人上京叩阍作旅费用的款子,如今用不着了,却又无从去退还原主,该当如何处置?
  “替汤大人造一座生祠!”有人这样大声说。
  此议一出群情响应,于是在胥门外临运河的行要之区,觅得一方空地;地主听说是要建造汤公祠,自愿捐献,不收地价。见贤思齐,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土木作,亦自愿亏本承建;木商和砖瓦行亦纷纷半卖半捐,提供建材。汤斌尚未到京,他的生祠,已经动工在兴建了。
  “今年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有个八十多岁的老者,策杖来观施工,问同行的一个少年说:“六十年前丙寅是哪一年?”
  那少年扳着手指算了一会答道:“六十年前的丙寅,应该是前明熹宗天启六年。”
  “不错。那年也替人建过一座生祠,正好六十年,巧得很!”
  “有这回事?我倒不知道。”
  “你年纪轻,自然不知道,”老者拈须沉吟,六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抚今追昔,感慨无限,“那年苏州城里也出了大事,只是事情完全不同;魏忠贤毒遍天下,东林君子,惨死狱中,东厂番子矫诏到苏州来捉吏部主事周顺昌,引起公愤,百姓不期而集的,总在一万人以上,杀了几名番子——。”
  “喔,”那少年抢着说道:“这一说我明白了,虎邱的‘五人之墓’,就是为了这一案,被捕殉难的。我还记得那五义民的名字是: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一点不错!”老者欣然,“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那‘五人之墓’,原来就是一座生祠,是魏忠贤的生祠,题名叫做‘普惠’,是巡抚毛一鹭拍魏忠贤的马屁,搞出来的花样,祠当中供一座魏忠贤的像,用沉香木所雕,眼目口鼻手足,都是活动的;肚子里塞满金银珠宝;头上还开一个洞,可以插四时香花。讲究得很。”
  少年大笑,“讲究是讲究,也很滑稽。”他笑停了又问:“以后呢?”
  “以后,”老者答道,“天启六年九月建的普惠祠,第二年八月,熹宗驾崩,客、魏垮台,普惠祠当然拆掉,原址就作为五义民的墓地。奸邪得势于一时,败起来快得很!五人之墓,至今香火不绝;如今的汤公祠,在汤公生前,是祷祝他长生的生词,将来殁而为神,自然照样享受香火,俎豆千秋,永世不休。一个人不要争一时,要争千秋,汤公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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