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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果然,鹿传霖跟清锐早就约好了,而且当面告知蒋式瑆,第二天一早在都察院会面,等他见了两官一下来,立即到汇丰银行查案。
  依旧是两轿一车,前后护拥,到了东交民巷。少不得还要投帖,坐在轿子里的鹿传霖,在等着汇丰银行的洋人出迎,结果出来一个中年人,走到轿前随随便便问道:“两位大人,要见我们的洋管事希礼尔先生?”
  “对了!我跟清大人是奉旨来查案的。”
  “喔,请吧!”那中年人自我介绍:“我是这里的买办,姓杨。”
  于是两位一品大员在银行门前下了轿,被引入客室,已有一个洋人在等着,走上来伸手相握,然后摆一摆手,表示让坐。
  杨买办亦老实不客气,坐在宾主中间,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希礼尔问:“他们来做什么?”
  等杨买办将话翻译过去,鹿传霖答说:“我们奉到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劻的存款。请你们把存户名册拿出来看看。”
  恰如那桐所料,希礼尔一口拒绝:“存户的名册,照定章不准公开的。”
  “不看名册亦不要紧。”鹿传霖很快的让步,“只告诉我们,庆亲王在你们这里有多少存款?”
  “什么人在本行存款,照定章亦是不能宣布的。”
  这一下,鹿传霖有些生气了,但不敢发作,“那么,”他问:“你们跟庆亲王有没有往来?”
  这一次希礼尔的回答很清楚:“根本没有见过这位亲王。”话说不下去了,鹿传霖问清锐:“秋翁,你有话问没有?”
  “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那么,蒋都老爷你呢?”
  “我奉旨跟两位大人一起来,上谕上并没有准我发问。”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话说?”
  “是!”
  “好!那就走吧。”
  此一行也,比前一天扑个空还要没趣,只好回到都察院,商量复奏。
  “只有据实陈奏。”清锐答说:“洋人不讲理,上头也知道,不会怪咱们查得欠精细。”
  “据实陈奏!不错,据实陈奏。”鹿传霖说:“就请老兄这样主稿吧!”
  于是清锐找人拟了一个奏稿:“本月初二承准军机大臣交到谕旨,御史蒋式瑆奏,官立银行请饬亲贵大臣入股,以资表率一折,据称汇丰银行庆亲王奕劻有存放私款等语,着派清锐、鹿传霖带同该御史,即日前往该银行确查具奏,钦此。遵即到署,传知御史蒋式瑆,一同前往汇丰银行,适值是日礼拜,该行无人。复于初三日再往,会晤该行管事洋人希礼尔及买办杨绍渥,先借考查银行章程为词,徐询汇兑、存款各事,迨问至中国官场有无向该行存款生息?彼答以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询其帐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诘之该御史所陈何据?则称得之传闻,言官例准风闻言事,是以不揣冒昧上陈。谨将确查情形,据实缮折复奏。”
  名为“确查”,其实皆为片面之词,但“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这句话,很有力量,暗含着人尚未见过,何来存款之意在内。折子上呈,折底早有巴结奕劻的人,抄送到府。奕劻一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只待王竹轩一到,便好提款,改存别家银行。
  蒋式瑆当然也知道了复奏的内容。冷笑着说:“这叫什么确查?完全是为庆王开脱。将来不出事则已,一出事看这两位大员,吃不了兜着走!”
  “何为出事?”有人问说。
  “将来查出来庆王确有汇丰存款,那该怎么说?如果此刻复奏上‘谨将确查情形’这一句,改为‘谨将未能确查各缘由,据实复奏。’庶几近之。照现在说法,将来查有存款实据,清、鹿两公不是欺罔,就是包庇,其罪不轻。”
  这些话传入奕劻耳中,暗暗心惊,因此等王竹轩一到,奕劻命载振告诉他,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提款,二是销帐,务必不露任何痕迹。
  王竹轩满口答应着去了,第二天回复:“洋人的意思,提款即不能销帐,销帐即不能提款。两者择一,特来请示。”
  “提款不销帐,这话说得通,销帐不提款,怎么行?帐都销了,存款在那里?”
  “喔,这是我没有说清楚。”王竹轩歉意地笑一笑,“洋人的意思,尊款改个户名,仍旧存在汇丰,至少存三个月。至于‘庆记’的户名,保险销得一无痕迹。”
  “那行!你看改个什么户名呢?”
  “悉听尊意。”
  载振想了一下说:“用‘安记’好了。”
  “是!这手续我去办。”王竹轩说:“请振贝子把庆记的存折跟图章给我。”
  到得第二天,王竹轩送来一本“安记”的新存折,是二个月的定息存款,另外两枚图章,一枚“庆记”,一枚是他代刻的“安记”。
  一场风波,轻易渡过,存款分文无损,更觉痛快的是,批复清锐、鹿传霖复奏的上谕,斥责了蒋式瑆一顿,说“言官奏参事件,自应据实直陈,何得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臆陈奏,况情事重大,名节攸关,岂容任意污蔑?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姑示薄惩。”
  蒋式瑆是由翰林院编修“开访”,考选而得的御史。“回原衙门行走”,即是仍回翰林院去当编修,实际上等于降调。在奕劻父子看,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因而很见王竹轩的情。
  王竹轩却是逊谢不遑,跟载振走得更近。这样过了两个月,忽然到庆王府辞行,说是调回上海了。谆谆相约,如果载振因公南下,务必到上海稍作盘桓,容他好好做个东道。处得好好地,忽然热辣辣地要分手,载振心里倒难过了两三天。
  及至存款三月期满,奕劻一天想到了,觉得还是提出来,放在手头为妙。于是派了一名亲信侍卫名叫哈石山的,持了存折图章去提款,结果空手而回,满脸沮丧。
  “怎么回事?”
  “款子叫人提走了。”
  奕劻大惊亦大惑,“怎么会呢?”他说:“你别是走错了地方了吧?”
  “没错儿!不就挨着德国使馆的那家银行吗?”
  “嗯!他们怎么说?”
  “说存折已经挂失了,另外发了新折子。这个折子不作数。”
  “不作数?”载振大为困惑,那么图章呢?”
  “图章换过了。这个,也不管用了。”
  “谁换的?”
  “那,那,没有问。”
  “不用问,大爷!”有个很懂银行规矩的帐房插嘴说道:
  “是受了骗了,是王竹轩干的好事。”
  照此帐房的推论,王竹轩要动手脚毫不费事,关键是将“庆记”的存折与图章交了给人,也就等于将六十万两银子双手奉上,伏请笑纳。至于“安记”的存折与印鉴,最初是真的,但王竹轩既然存心不良,可以预先钤印在两份空白书表上,一份用来挂失,申请发给新折,一份申请更改印鉴。这一来,存在王府的存折及“安记”那枚印鉴,便成了废物了。
  怪不得王竹轩会调到上海,原是早就筹划好的步骤。怪来怪去只怪当初,一顿脾气发掉了六十万银子,只好认吃哑巴亏。
  但奕劻却没有他儿子看得开,又因为是哑巴亏,一口气闷在心里发泄不得,更觉难受。整天拉长了脸,什么高兴有趣的事,亦不能使他破颜一笑。
  心境与奕劻相反的是蒋式瑆,从王竹轩那里分到二十万银子,虽较原定各半之约,少了三分之一,亦已心满意足,半夜里从梦中都会笑醒。当然,有了钱不妨敞开来花,反正他发过妻财,排场远胜过“借京债”度日的,所以阔一点,也不容易看得出来。
  这是蒋式瑆自己的想法,别人看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新盖一座住宅,光是那一带水磨砖砌的围墙,气派即不下于王府。在京里当翰林,又是放了广东的考官,四川的学差,还能发财吗?在这个疑问之下一打听,奕劻父子大上其当的真相,以及蒋式瑆夫妇之间的诟谇,便都掀出来了。
  于是,有一天清晨,蒋家的下人,发现围墙下挤满了人,走去一看,水磨大砖上写着鲜红的十六个大字,是一副对仗工稳的对联:“辞却柏台,衣无懈豸;安居华屋,家有牝鸡。”也不知是用的什么特制的洋漆,怎么样擦洗亦无法消退。于是蒋式瑆的脸也拉长了。

       ※        ※         ※

  为了六十万银子损失,庆王府的门包又涨价了。而且,规矩更严,绝无通融,没有门包便不能进门。也有些不打听行情的老实人,看到庆王奕劻的煌煌手谕,高贴在壁,严禁收受门包,竟信以为真,以致枉劳脚步的。
  有个进京公干的河南学政林开谟,公毕回任,照例遍谒显要而辞行,最后只剩下奕劻一处,去了三次未见到,不免口发怨言。
  “京里各位大臣都见过了,只要见一见王爷,就可以动身了。那知道这么难见!”
  “要见也容易。”庆王府的门上微笑说道:“意思到了,自然就往里请了!”
  “意思到了?什么意思?”
  门上看他象是个书呆子,便老实说道:“我就说给林大人吧,得赏个门包。”
  “管家你看!”林开谟指着壁上的条谕:“王爷有话,我怎么敢?”
  “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林大人,你这个钱也不能省。”
  林开谟倒不想省这笔钱,无奈未曾预备。如果派人回客栈去取,未免耽搁工夫,因而不免踌躇。
  正当此时,一辆蓝呢后档车疾驰而至,车帷掀处,出来一个红顶狮补的徐世昌,一见林开谟便问:“老世叔还没有出京?”
  原来林开谟的父亲叫林天龄,同治初年的名翰林之一,曾入选在弘德殿行走,不过所教的是为穆宗伴读的恭忠亲王长子载澂。当时少年亲贵中,载澂的资质无双,而淘气亦算第一,戏侮师傅,无所不至,每每学林天龄那种大舌头的福州官话,隔室相闻,可以乱真。林天龄情所不堪,坚决求去,老恭王为了表示歉意,设法放了他一个江南考官。有个门生镇江人,名叫支恒荣,后来点了翰林,是徐世昌会试的房师,所以徐世昌成了林天龄的小门生,算起辈分来,自然该叫林开谟为“世叔”。
  “我来见王爷。”林开谟答说:“那知道王府还有……。”
  “我知道,我知道!”徐世昌不让他说下去,“老世叔,你等一等。”
  等不多久,门上来说:“王爷请!”这自然是徐世昌一言之功,而门上的脸色不会好看,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        ※         ※

  送走了徐世昌与林开谟,奕劻接见一个等候已久的访客。
  此人名叫周荣曜,身分相当奇特。
  周荣曜戴的是暗蓝顶子,官居四品,但他一直是个书办,粤海关管库的书办,手眼通天,发了几百万银子的大财。从李鸿章、谭钟麟到德寿,历任两广总督,大都对他另眼相看,但从上年夏天起,便遇到克星了。
  这个克星就是岑春煊。他一到任,先参武官,后参文官。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生玉革职充军,千总潘继周军前正法。文官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在广东有能员之称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岑春煊参他“声名狼藉,请革职看管”,一面出奏,一面拘禁,出告示接受控诉。那知裴景福也很厉害,不知使了什么手腕,竟无人出面检举。于是裴景福自请罚锾助饷,岑春煊无奈,只得照准。释出以后,裴景福走错了一步,私下逃到澳门。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岑春煊几番交涉,不得要领,一怒派兵舰到澳门,非提回裴景福不可。结果引渡回省,奉旨充军新疆。
  岑春煊有参属员的瘾,三日一小参,五日一大参,最后参到了吴永头上。
  吴永是辛丑回銮那年,放的广东高廉道。岑春煊到任,改调雷琼道,曾为韩愈、苏东坡谪居之地的海南岛,即为辖区。此一调在吴永已觉委屈,而岑春煊意犹未足,一个折子参了十一个人,以吴永居首。
  照常理说,通折参劾,自然是列名越前,处分越重,从无例外之事,居然出现了例外!岑春煊对吴永所拟的处分是“请开缺送部引见”,而以下十名,重则查抄遣戍新疆,轻亦革职永不叙用。这样做法,看起来似乎不忘昔日香火之情,其实用心甚深。
  因为,岑春煊知道吴永的帘眷未衰,如果处分拟得太重,慈禧太后会不高兴。如今与情节重大的劣员同列,且居首位,暗示吴永的官声,比应该抄家充军的人还要坏,而故意减轻处分,是仰体上意,曲为回护。倘或以下十名皆获严谴,则居首的吴永,又何能独轻?
  那知慈禧太后一看这个折子,颇不以为然,问军机应该如何处置?庆王不答,瞿鸿玑开口。
  他已很有意结纳岑春煊,所以正色陈奏:“国家两百多年的制度,封疆大吏,参劾属员,没有不准的。这个折子当然照例办理。”
  “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想来他做官亦不会坏。这个折子,我看留中好了。”
  “岑春煊所拟吴永的处分太轻,送部引见以后,皇太后如果要加恩,仍旧可以起用。”
  “这又何必多此一举?”
  “跟太后回奏,”瞿鸿玑说:“岑春煊折子里面,还有好几个人,情节重大,似乎未便因为吴永一个人,把全折一起留中。”
  慈禧太后微感不悦,“我只知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错不了的,象吴永这样的人,岑春煊都要参他,天下该参的官,可就多了。”她停了一下,右手微拍御案,加强了语气说:“岑春煊向来喜欢参人,老实说,亦未必情真罪当。
  这个折子,我还是主张留中。”
  “岑春煊实心任事,如今又在整饬吏治的时候,他的这个折子如果留中,会助长贪墨之吏的侥幸之心。而况,全折以吴永居首,想来其中必有不堪的情事,如果皇太后能面加训诫,亦是保全吴永之道。”
  瞿鸿玑自觉这话说得很冠冕,可以为岑春煊争得个十足的面子。那知他对吴永的观感,恰与慈禧太后深印心版的记忆相反,谁说吴永不好,在慈禧太后便不以为然。持之愈力,恶之愈甚,终于激得老太后勃然变色!
  “难道岑春煊说坏的人,就定准是坏的?我知道岑春煊的话,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吴永一定不会坏的!由此推想,别的人亦未见得准坏!”她连连击案,“留中!决计留中!我是留中定了!”
  这模样竟是与瞿鸿玑呕气。不但庆王奕劻,面如土色,连重听的王文韶与鹿传霖亦觉胆战心惊。瞿鸿玑碰了这么一个自入军机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钉子,那张清癯的脸,自是更显得苍白。
  退值回府,瞿鸿玑少不得将廷争经过,驰函广州。岑春煊自然觉得无趣,不过倒是学了个乖,知道以后要参人,必当细叙劣迹。参吴永是弄巧成拙了,倘或胪列罪过,慈禧太后即便有心庇护,至少要经过派员彻查这套遮人耳目的手续,不至于全折留中,便宜了另外那十个人。
  另外的那十个人之中,就有周荣曜在内。侥幸逃过这一关,依旧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岑春煊始终放不过他,迟早还会动手,趁这前折未准,后折未上之间,若不早自为计,祸至无日。
  因此,他不动声色地在暗中作了打算。第一步是派人到京加捐一个四品衔;第二步找内务府的门路,结纳了李莲英;
  第三步才是亲自进京活动。
  人还未到,已有八十万银子汇到京里,但这样的阔客,却住在东河沿的一家普通客栈中。衣饰朴实无华,尽量避免招摇,而出手惊人,庆王府的门包送了五百两,比他人多七倍之多。因此,颇有人替他在奕劻面前说好话,而奕劻亦就不以等闲视之了。
  及至一见了面,奕劻不免诧异,亦有些失望,实在看不出周荣曜有何长处?加以语言隔阂,更觉话不投机,所以椅子尚未坐热,主人就端茶送客了。
  这个官场中的规矩,周荣曜是懂的,急忙站起身来,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红封袋,双手捧上,说一句:“王爷备赏。”
  奕劻不接,只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
  周荣曜是经过指点的,知道这句话在奕劻有时候一天要说上好几遍,正如王府的门上所言:“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自己的“钱可也不能省”。便将红封袋放在桌上,行礼辞出。奕劻送了几步,等周荣曜谦请“留步”时,哈哈腰回身便走,顺手捡起红封袋,用两指拈出银票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竟是四万两的一张特大红包!
  于是他对周荣曜的观感复又一变,当然也会想到,出手如此,必有所欲。正好那桐来访,顺便就提到此人。
  “粤海关有个姓周的,你见过没有?”
  “见过。”那桐答说:“人不坏。”
  “他进京来想干什么?”
  周荣曜进献的数目,那桐是知道的,他也很得了些好处,自然要尽些心力。“周荣曜出身虽不高,人很能干,精通洋务,善于应酬。如果派到那一国去办交涉,倒是一把好手。”
  “他是想当公使?”
  “派到小国,似乎不碍。”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这要等机会。你既然跟他认识,必有见面的机会,托你带句话给他,我会替他留意。”
  “是!”那桐略停一下说:“他也跟我说过,倘蒙王爷栽培,另外还有孝敬。”
  奕劻又想了一会儿,“事情很难,再说吧!”他又问:“你是从署里来?有什么消息?”
  这所谓‘署里”是指外务部。瞿鸿玑虽以会办大臣兼尚书,但在军机处的时候多,反倒是不兼尚书的会办大臣那桐,每天到部,对于日俄的战况,比较清楚,而且经常跟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见面。这时候奕劻问起,随即答说:“正要跟王爷来请示,内田来说,日本决定设立满洲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叫大山岩,总参谋长叫儿玉源太郎。另外在大本营还有个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内田说,日本对战事很有把握,而况对俄开战,是为中国争回东三省。中国不应袖手旁观……。”
  “这话就不对了!”奕劻打断他的话说:“第一、中俄订有密约,照万国公法,应该出兵帮俄国,如今以辽河为界守中立,无形中等于帮了日本。第二、慰庭不已派了他的顾问坂西,化装中国人,经常出关到日军营地去联络,试问,还要怎么样帮日本?”
  “我也这么跟内田说。内田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要看看中俄密约;第二、想请中国准他们在关外招红胡子,替他们打俄国。”
  “第二点不行,那会招是非。第一点,不妨准他,不过也得先奏明了。”
  “是的。”那桐略停一下又说:“招红胡子的事,内田跟我说,他跟慰庭接过头了,慰庭答应暗中帮他的忙。”
  奕劻立即接口:“既然慰庭已许了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怕俄国抗议,不妨给日本去一通照会,要他制止,这不就在表面交代得过了?”
  “好!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        ※         ※

  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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