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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        ※         ※

  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
  “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
  “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那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致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决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
  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铃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做: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地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住。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作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勾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着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蛋。”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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