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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寒春苦夏的混饨之初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
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
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
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
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
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
编辑——《走向混沌》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
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
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
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
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
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
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
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
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
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
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
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
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
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当然他的死
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
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
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
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
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
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
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
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
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走向混沌》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
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
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
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
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
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
  你何日归京?
  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
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
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
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
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
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
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
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
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
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
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
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
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
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
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
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
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
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
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
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
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
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
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
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
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
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
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
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
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
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
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
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
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
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
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
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
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
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
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
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
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
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
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
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
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
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
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
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
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
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
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
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
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
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
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
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
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
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
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
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
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
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
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
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
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
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
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
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
年轻人》、宗噗的《红豆》、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
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
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
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
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
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
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
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
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
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
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
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
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
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
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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