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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工资的消息,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被人们口头加工得越来越美好。每过一天就像过了一个世纪,大家翘首以待。
  甘平已经把她和伟白即将增加的工资数额打进了她的财政预算,他们似乎不应算穷人,按着报上公布的市民生活费人均统计指数,他们要居中等偏上。但他们却总是处于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之中。哪一样东西不需要钱呢?况且,她可能真属于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如果世界上有一种“过日子学”之类的书,她一定会掏出仅剩的钱去买一本。这能怪她吗?妈妈从来不用精打细算。可她过了一辈子优裕富足的日子。谁教给过甘平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的艺术?埋怨牢骚谁都会发,但日子总得过下去。节流既不可能,开源就成了唯一的希望。每月十五日,他们会接到用计算机打印好的袋子装着的工资,数额相符,一分不少,但也一分不多。这是一股永不枯涸的泉水,流量稳定,涨落有时,甚至人死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像惯性似的。可面对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太涓细了,无法灌溉这样一片干旱的土地。甘平和伟白没有别的挣钱门路,他们不会养蜗牛,不会养蝎子,祖上也没有传下什么貌不惊人实则价值连城的宝物,也没有什么从小远涉重洋如今回来寻根的华裔亲戚,他们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铁饭碗内容物的增添上了。
  然而,长工资的名单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好像是份绝密文件,而且迟迟不见公布。世界上的好事总是多磨,但焦急的人们开始惴惴然起来,每日到处打听。现代人自有现代人的烦恼。中国猿人也有他们的幸福,只要火种不灭,人类不是就延续下来了吗?
  甘平安静得像一粒白色药片。她自信自己的勤勉与才干,肯定会在那份绝密的名单之上。
  张文夫妇还住在她家。在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甘平实在不想再留他们了。爸爸妈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去赴张文的便宴。一顿海参全席,她吃得索然无味。她讨厌这种一遇强敌便连脏腑都吐出来的软体动物。但伟白却殷勤地挽留他们又住下了,还说他们“姥姥”也是这个意思。
  住就住吧,好在他们早出晚归地跑买卖,彼此应酬的时间并不多。
  不知怎么,伟白对做买卖也来了兴趣,得空便围着张文问个没完。也许是想松弛一下为长工资绷得快断了的神经。
  张文并不想说。哪个买卖人能把做生意的诀窍和盘托出呢?出于某种动机,他讲了些认为应该让伟白夫妇知道的事——
  没做买卖之前,我是个养路工。只有这种又苦又累的活才能轮到我们这种人头上。在山的最高处,有几间破房子,那就是道班——我们养路工的家。吃的用的全靠不定期的交通车从山下运上来。生活很苦,有时几个月不见油星儿,再具体的怎么苦法,我都忘记了。我记得的,就是我在公路上走。天是黄的,到处是风沙;地是黄的,到处是沙石。在这天和地的夹缝里,我牵着骆驼往前走,用骆驼拉着一种像轮子似的东西把路耙平。
  一天百十里,一年下来,比红军长征走的路还远了。我裹着件没有面的老羊皮袄,腰里捆着根旧电线,又结实又暖和,天天跟骆驼说着话,在路上走啊走啊……只要天上不下刀子,我们就得出去走。如果不是我后来得了一次很重的病,也许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了。
  也不是太大不了的病,就是发烧,大概有四十多度吧,山顶上海拔高,不赶紧送下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可我们的交通车谁知什么时候上来。大家商量着拦个便车,把我捎下去看病。第一辆是大轿车,先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听到说不知道,就说挤不下了。下一回来的是辆面包,明摆着车里有地方,可还是不让搭,说要到前头捎时鲜的山货。一连几辆车,都是这样屈服后头卷着尘土,跑了。弟兄们这个骂娘啊!我躺在那儿,烧得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糊涂的时候,自然是什么也不知道,明白的时候,我咬牙切齿地想:我明天就上班养路去!甭管出多大力,流多少汗,我也得把路整得跟地瓜地的垄沟一样。
  后来、来了辆军车,听我们说完,二话没讲,司机助手腾出驾驶位子,自己去蹲大厢板。西北的冬天,大厢里能把人活活冻死。养路工都是粗人,不会说感谢的话,只知道一件又一件地往大厢里垫老羊皮袄,给解放军絮了个窝,把我抬进了驾驶室。从那以后,我对当兵的特别好,我那个店,一到星期天,你瞧好吧,头上脚下全是一片国防绿。有人说,当兵的光棍多,冲着大红来饱眼福。我看倒是冲着我来的。我从不欺瞒他们,不像有些个体户,专抓当兵的大头。不然,再漂亮的女人,看上一回两回也就得了,谁还老来。
  这说的是后话了。那会我在家治病,还没好利索,继父又逼我上山。我们是干一天给一天的钱。我已经不小了,偏不听他的。他瞪眼,我的眼瞪得比他还大,他也管不了我。
  我在街上乱逛。满街的招牌,这公司那中心,花花绿绿像雨后的毒蘑菇。怎么人们都一窝蜂地做开了买卖?我开始研究这事。其实就是为了赚钱,经商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西北和内地有地区差价,做生意的利润更高。我年轻,不怕吃苦,自认为脑瓜子也还活泛,为什么眼看着别人发时,自己就不试一试呢?养路工我是再不想干了,苦累姑且不论,在人们眼里毫无地位。我从小看继父的冷眼,长大了又遭世人的轻视,我难道就这样一直混到死吗?有人会说,你可以当兵立功,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都是骗人的鬼话!我能当兵吗?有着那么一个不光彩的继父。上大学,更是没门,别说我考不上,就是考上了,家里也出不起学费。天下好像大得很,其实留给我们这种人的,只是一条极窄的缝……
  我决定从这个缝钻进去,大不了失败了重回山上当养路工!那个行当永远缺编,什么时候去都受欢迎。
  做买卖赚钱的决心,我是下了,只是一没本钱,二没铺面,我打算先打进一家店铺做伙计,然后再篡夺它的领导权。我开始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国营的、集体的、私人的,都转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肯雇我。山里风大,吹得我像个放羊的,没人相信我能做买卖。我一赌气借了一提包书,又回到山上去做了养路工。
  都是什么书?什么书都有,服装的、裁剪的、烹任的、化妆的、百货的、化工的……一边牵着骆驼一边看。几个月后,当我重新下山的时候,我已经“鸟枪换炮”了。
  我走进大红她妈开的这个店,说要见店里主事的。大红说她就是。我已经知道了待业知青开业,可以免税三年,她就是再能干,也得有幕后操纵之人。所以我说要见主事的,而不是立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正说着大红她妈走过来了。怎么形容我这位丈母娘呢?说好说坏都不合适,随你们想去吧,无非是那种家庭妇女式的女掌柜。听我说明来意,她一指门外:“你要能把这批货给我卖出去,我就雇你。”
  我一看,一块破烂不堪的纸上写着:快来看快来买!跳楼货!不惜血本甩卖……底下的货名和价钱可就看不清了,贴出来的时间不短了。什么东西,值得老板娘和她的漂亮女儿跳楼?我顿时来了兴趣。等打开库一看,我也傻了眼,从贴出广告到我进来,或者说从买进那天到我进来,她们连一分钱的货也没卖出去,看来,这母女俩真得跳楼了……
  “你别拿人开心好不好?广告上的话哪有当真的!”大红假嗔着打断了张文的述说,“也不看看几点了?姨夫和姨妈明天是要准时上班的。”
  “我倒忘了。你们吃公粮的人,不像我们,时间是自己说了算的。”张文有些歉意地说。
  甘平和伟白回到自己屋里。
  “看来,张文也不容易。”伟白若有所思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谁容易呢?甘平没说话。
  “我跟你说个事,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伟白严肃地掉转了话头。。
  甘平为之一惊,随之又有几分气恼,搞政工的人似乎有职业病,凡事不弄玄虚就显不出其重要性。能跟张文海阔天空聊半夜之后才谈的话题,谅也不是什么十万火急。
  伟白见她不吭声,以为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接着说下去:“这次的调资名单已经内定了,马上就要公布。名单里没有你。”
  甘平呼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不可能!”
  “我还会骗你不成?消息绝对可靠!”
  “为什么?不是说人人有份吗?”甘平已经记不得“按劳分配”之类的话,只觉得受到莫大的歧视。
  “话是那样说罢了,你怎么能事事当真。因为你是大学生,比同工龄的工人已经高了一级,所以这次没有你。这话也不算错,总之不是因为你个人有什么表现上的问题,你也得想开点。”
  想开点,这是能想开的事情吗?她着急地问:“这消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早知道了。”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路
  “现在告诉你,你还急成这样,要早告诉你,你除了多着几天急外,有什么好处。”伟白一副关心体谅的样子。
  “照你说的,我该怎么办呢?”甘平确实没了主意。
  “既来之,则安之。等到下次调级,你已和大家拉平。到那时,不用你争,不用你抢,自然会分你一杯羹的。”
  甘平气得几乎落泪:“这是不公正的!我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勤勤恳恳。
  伟白用枕巾给她擦擦眼睛,劝慰地说:“你呀,太急脾气。世界上的许多事,偏是急不得恼不得,哪有那么多公正可讲。眼前就是例子,张文他们可以成千上万地拿着钱不当回事,我们却要为六块钱一级的工资在这里大伤脑筋,咱们是比他们笨,还是比他们懒,这公正吗?不公正!但你没办法。做为一个小小老百姓,你根本不可能和组织上抗衡。只能是忍受下去,顺其自然。而且,你没长上级,领导上便要格外关注你的表现,会不会闹情绪?说风凉话?甚至甩耙子不干了?这种时候,你尤其得谦虚谨慎,比干日更加勤勉………”
  伟白还在喋喋不休,甘平知道他是好意,但她听不进去。她要找个地方讲理去!她要为自己报不平!她不稀罕万元户大把的票子,但她珍惜自己六块钱一级的工资。钱和钱是不一样的!
  夏末秋初的夜晚,像一盆逐渐凉下去的温水,令人于温罪之中觉得不舒服,不痛快。甘平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披起衣服走出卧室。
  小小客厅里,红红的烟头闪动着,飘下点点火星。
  “你也没睡?”甘平有点丧气地问,她原想自己安静地呆一会。
  “买卖人,伤心劳神。”张文轻轻弹了弹烟灰,不经意地反过来问甘平,“你和姨夫好像吵架了?”
  甘平一惊。这房子的墙实在是太薄。
  孤立无援的窘境,使甘平淡忘了老一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她乐意有个人能倾听自己的心里话。张文其实是有意等在这的,他极想知道他以为是极乐世界中的烦恼。于是,官宦之女与乡下穷寡妇的儿子,在融融的月光下,面对面坐下了。
  初时,张文一直沉浸在幸灾乐祸的快感当中。六块钱,让这位小姐难成这般模样。他几乎抑制不住地想大笑一阵。听到最后,他有些代为打抱不平了:这不是长工资,是用六块钱拿人开心。他那颗不安分的抗争之心,使他顺嘴滑出一句话来:“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完!”
  这句和伟白的劝说完全风格不同的话,颇使甘平受了感动。她的鼻子又是一酸。
  “我也想找个人讲理去,可是找谁呢?”
  “谁官大跟谁干!”连张文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快地从牙缝里又挤出这样一句。是说自己呢?还是挑动这个大官的千金反叛呢?
  甘平却当作一个很认真的主意听进去了。她知道厂子是“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厂长个人是有很大权力的。“可是,我怎么说呢?为了六块钱……”甘平还是迟疑着。
  到了这种时候,还要如此遮掩虚荣!张文又生出鄙夷之心。这世上成千上万自以为清高的人们耻谈钱字,可离了钱他们又寸步难行。他真想抛手不管,由着甘家小姐清高去,但他在最初听到“姨妈”、“姨夫”为六块钱发生不快时就悟到了一个天赐良机,这下轮到他来救救甘家后人了。在甘平没到这小客厅之前,他曾面向西北,从内心唤了一声:“妈妈,从此我们将平起平坐地面对甘家了。”
  “甘平,你如果需要给厂长表示点意思的话,我张文可以……”
  已经彻底失去“姨妈”头衔的甘平正想着明天见了厂长该如何措词,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使她差一丁点儿像她妈妈一样地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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