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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观汉先生归去来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台北国际机场人口处的门敞开了,一个瘦小的身躯,踽踽地走出来。迎接他的朋友中,从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然而,只凭着照片上的印象,我们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地呼唤,热泪,在肩头倾泻,我们不敢相信这不是梦寐。
  三年的信件往还,九年零二十六天对我的苦苦营救,他——孙观汉先生,第一句虽然是千方百计含笑说的,但也含着咽噎:“想不到我们今生还能相见。”
  他是想不到,过去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海外报纸都刊出我被枪决的消息。每次消息,都使他心如刀割,打越洋电话向台北的梁上元、陈丽真,探询真相。当传言最厉害的时候,他甚至疑心她们在骗他。我更是想不到,因为我虽然幸逃一死,却已被决定葬身绿岛。
  然而,一切都不是梦寐,我是去年(一九七七)四月一日突然被释的。又是一年,在他发现我终于无法出国后,他决心自己从美国来台北,看看我和我的一些传奇性的朋友。在他动身前,曾一再嘱咐:“因为时间太短,不要打扰任何人,包括我的阿哥。”所以,没有一个过去相识的老朋友知道他的归来。
  ——名和利,那些芸芸众生所追求的,观汉先生早已视如浮云(这种情操,有人无法理解)。在台北期间,观汉先生只跟行政院院长孙运璇见了一次面,再跟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秘书长郑振华见了两次面。那是因为下飞机时,郑振华恰恰也在飞机场接人,和观汉先生蓦然相遇。
  我们把观汉先生安排在中美招待所,后来因冷气不够冷,难耐台北的炎热,我们再把他搬到华华饭店。在他逗留台北的十七天中,他的房间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所。我们这些人包围着他,无所不谈。从匹兹堡天气太冷,谈到台北交通紊乱。从小说创作,谈到身在德国的虞和芳跟正在排印中的选集。从我自称有美妙的歌喉,谈到身在美国的薛俊枝;看她的剧照,听她在加州演唱《武家坡》的录音带。
  分别地,现汉先生跟包围着他的每一个人谈话——跟梁上元谈以后应不应继续写作;跟刘秀一、张香华谈她们的诗,结论是任凭她们怎么解释,他仍是故意表示不懂;跟寒爵谈他的杂文;跟罗祖光谈他如何带我的女儿到绿岛看我;跟陈丽真谈她十年来为我受到的惊恐;跟姚安莉谈她的果蝇,她是病虫害专家;跟杨秀治谈她的梅花绣,又跟她去淡水海滨;又跟谈开元去看了一场京戏。
  此外,观汉先生到梁寒操夫人家,吃一顿在国内外都属罕见的烤乳猪。又到吴觉真家吃要自烧的菜。又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史紫忱。史紫忱握住他的手,重复地只说一句:“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像一群顽童,有一种无法控制的骄傲。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群聚的地方,都有千万人杯盘交错,互相以知己自许。更有千万人若兄着弟,互相誓言是道义之交。然而,有谁能像我们这群男女老幼,孩子般地无猜,孩子般地热情,孩子般地傻气。
  大家跟观汉先生之间,辩论、争执、大声吵闹、大声喧哗,也低声啜泣、互相慰藉,说些孩子们的话。女孩子为他唱歌,录了好几匣录音带。又为他去市场和电台,搜集古老的歌曲唱片。
  我和观汉先生,更有太多的回顾,太多的千言万语,但他却闭口不谈他对我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帮助。当我忍不住词不达意地表示我的感激,和朋友们忍不住对他的义薄云天流露敬慕时,他只是淡淡地说:
  “如果值得纪念的话,那就是,我为柏杨流过太多的眼泪。”
  有一次,我向大家轻松地报告我如何在绿岛监狱“放风场”上拣烟屁股时,大家都笑着听,观汉先生却哭了。从此我不再多说那些已不能挽回的往事,包括我残废的右膝——薛俊枝托观汉先生带给我一个小电毯,供阴冷天气酸痛时之用。我把小电毯收起,告诉他已经渐痊。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找不出一个可以和观汉先生相比的人。左伯桃、羊角哀庙享血食。管仲、鲍叔牙标榜史册。刘关张的结合成为留传后人最久的佳话。吴汉磋、顾贞观的乌头马角,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不过,他们原来已都是亲密的朋友。只有在西洋历史上记载一件,那就是法国的左拉。当屈里弗斯被“诬以谋反”,囚入监狱后,跟他素不相识,在行业上也风马牛不相干的文学家左拉,发表千古不朽的《我控诉》一文,最后在权势的迫害下,逃亡海外,但他奋斗不懈。跟观汉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正义、真正、公道、人权。
  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歔。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 may b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 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may be dead 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 are right,but you could be dead 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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