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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塞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鸡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欢欢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做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眼。老板娘只爱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花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爱探人阴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浪荡的阿春,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出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出生地,用“势利眼”相看,她对阔绰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物,并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
  四、爱唠叨,多管闲事。老板娘显然是个外向人物,很喜欢同人打交道,搭讪聊天,难怪“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她向顾客吹说她以前是多么美的一个美女,便是她“多话”之一证。那些广西同乡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欢品头论足,说人是非。她噜噜苏苏评议李老头子和秦癫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顾太太(卢先生的房东):“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其实,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还不是津津乐道别人的“阴私”:什么秦癫子“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痴”啦,又批评阿春“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胜枚举。当顾太太告知她卢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两人如何大白天里赤精大条的性交,她嘴里虽然嗔怪顾太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却也听得好感兴趣的。
  除了上述这些中国社会的中老年妇人常犯的“通病”,又因为老板娘是一个小生意人,深知维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现实的眼光和作风,总是以“赚钱过活”为第一要务。她抱怨来她店里吃饭的小公务员,“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李老头子上吊后,“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自了一顿”。因而抱怨道:“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好难得碰见卢先生这么一个桂林同乡,来店里包饭,当然她要特别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每礼拜又亲自下厨一次,特地为他做一碗免费的冒热米粉,好亲切!好有人情味!却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么已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原来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儿做媒来了!卢先生的拒绝,使她气急败坏:“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现实动机的。后来卢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为了去替他掉一把泪,而是想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饭店的两百五十块钱。最后她决定拿走那幅桂林水东门外花桥的照片,还是因为“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
  我们还注意到,卢先生的房东顾太大,平时是老板娘的麻将搭子,两人往来甚密,总是一同说长道短,论人是非,又谈又笑,不亦乐乎。可是老板娘到卢先生房里找东西抵押饭钱的时候,顾太太原先的“满面笑容”却变成了“冷笑”,说道:“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便爱理不理的掉头走开。而老板娘,环顾卢先生空空的房间,暗想:“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人常是这样的,特别是生意人。平时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冲突,就冷言冷语,互相猜忌。这真是逼真不过的写实!
  然而,现实生活撇开不论,老板娘却也有一颗温暖的心,和人情味。卢先生被表哥欺骗,理想破灭之后,“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李老头子、秦癫子、卢先生死后,老板娘都为他们烧钱纸,这固然是为了求回自己店门的吉利,却也不能说没有人情的成分在内。一日,卢先生脸色灰败,只扒一口饭就往外走,她便“赶忙追去拦住他”,问个究竟。后来卢先生两礼拜没来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关切,总是掺杂着爱管闲事的成分,但总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虽然如此,在小说全文六节段中,只有一节段,真正展示出隐含在她现实个性里的那么一点“柔肠”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园纳凉,偶然遇见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节。
  由于卢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戏,这个曾是“大戏迷”的老板娘,突然间兴起了一份乡愁。她说好说歹央求,卢先生终于调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窑》。这出桂戏,是讲唐朝大将薛平贵征番邦,被虏,在番邦与公主结婚,他的发妻王宝钏在寒窑中苦守十八年,才等着平贵回窑。老板娘听着卢先生以清润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突然间“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她之感觉“刺心”,当然,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命运。她把自己联想成王宝钏,苦守到老,却又觉得连王宝钏都不如,因为人家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远等不回来的了。她和卢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会,听着他随便拉弦,居然朦朦胧胧睡去。梦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由此可见,虽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里梦过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经先走了”;虽然她劝秀华改嫁时,能够凭着理智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里却还保留着一个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会回到她身边来。尽管她每日在现实中过活,总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灵深处却暗藏一份说不出口的悲哀。当她因听到卢先生拉桂戏而偶然触动这份悲哀,突然之间她好像性格完全改变,变得严肃起来,高贵起来,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叙述“语气”传达这一印象)。这,正和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童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暂时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气一涤而净,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于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关切地(不是多管闲事地),问起卢先生关于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卢先生拉桂戏这一节(全文六节中较短的第三节),除了上面解释的含义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叙的卢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贵,就不单暗示老板娘在梦中苦等失踪的丈夫,也暗示卢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恋爱的罗家姑娘。(当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台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终于等着了薛平贵。可是卢先生、老板娘等人,却空空的白等一场。这,当然是很具有反讽意味的。
  《花桥荣记》的悲剧主角,当然还是卢先生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老板娘的琐碎叙述描绘中,归纳得知他原是一个斯文尔雅,具有异常温柔心肠,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洁净善良,坚贞不渝的中年男子,叙述者平日见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护一大队小学生过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卢先生比喻为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可见他是一个颇具女性温柔气质的男人。后来他唱桂戏,“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这也暗示他多少有点女性化的倾向。
  居台十五年内,他紧紧拥抱终有一天能和罗小姐相聚成亲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寻常的耐心,坚贞自守,满怀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从不自怜自艾。比如他唱《回窑》后,老板娘还会“吁了一口气”,感叹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可是卢先生,却连一声叹息都不发,只“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表哥从香港传给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积的希望,提升到最高潮。他两手“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他以为是罗家姑娘写的信,其实是他表哥伪造的。作者如此暗示,卢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紧捏之理想,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不能实现的幻想。
  当他终于领悟受骗,这一现实之重棒,把他的理想击成粉碎。他丧失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就是暗示他丧失积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这份丧失,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过错或罪咎,却是由于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骗”。所以他受表哥欺骗,即意味受命运欺弄。以象征含义来解释,表哥就是诡谲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或“魔”。难怪卢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后,卢先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一个人。他变得自暴自弃,凌辱自己洁净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弹弹”的阿春厮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卢先生长久压抑的“肉性”。他之低头屈服于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嚣张作势,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灵”,把“灵”歼灭。改变以后的卢先生,温柔气质没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没有了(拿小学生出气),弦子也不拉了(“弦子还挂在墙壁,落满了灰尘”)。他变得自怜起来,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头发胡乱染得漆黑,脸上用雪花膏涂得粉白。这种悲枪可悯的无用企图,却使老板娘想起一个五十大几的老戏子,唱扇子生,化装表演“宝玉哭灵”,可是遮盖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里直难过。
  “灵”的丧亡,就是人性尊严的丧亡。卢先生捉好,被打伤咬伤,就是作者以身体之遭受残虐,影射灵魂之遭受残虐,以及人性尊严的碎裂扫地。卢先生伤愈后,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头发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对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难怪“他一进来,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佬,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这篇小说既然是从老板娘的观点写成的,作者当然不曾探入卢先生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可以想像卢先生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憎厌痛恨这个改变以后的自己。领小学生在街上走路,一个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来,他就认定是在笑他。他觉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对这一个女生泄忿,其实就是对他自己泄忿,被人架着拖走时,他还双手乱舞,嘴冒白沫,大声喊骂:“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却是丧失了人性尊严的自己。
  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sentimental),过于戏剧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tone)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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