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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续两夜没睡好,星期一天快要亮的时候我才睡着,护士把体温表塞在我的嘴里我还在梦中。一睁眼就看见老丁回来了,正在换衣服。我匆匆起床,洗漱完毕,接着就在走廊里散步。我凭直觉知道老丁已经跟在我的背后了。这时,有一个人从电梯里飞出来。
  “一只花蝴蝶!”——老丁在我耳朵背后说:“她是14床,胆结石。”
  那是个穿着丝质连衣裙的姑娘,肩膀上飘动着编织的白色楼花披肩,随着一股香水味儿,一闪就飞进了我们隔壁的病房。一瞥之间,我注意到她是个浓妆艳抹的少女,脸上打了粉底,抹了胭脂,描了眼影,涂了口红。总之,她的脸和她的花衣服倒是很协调的。
  “早!”老丁这才正式向我问好,同时把我拉进病房,一同走到他的床前。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越早公共汽车越空,几乎是坐了一趟专车,阔极了。”
  我注意到老丁的小床头柜上有一个不小的包袱。问他:
  “师母给你预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不是!”他神秘地笑笑,打开包袱。因为老丁从来不请假回家,破天荒第一次,全病房里的人都坐起来看他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来,连垂危的21床也勉强睁开了眼睛。使大家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既不是下酒菜,又不是饼干、点心,竟是一大卷发黄了的旧报纸。一个个又都兴趣索然地躺下了,而且重新闭上了眼睛。只有我兴趣倍增:
  “啊!这都是些老古董吧!”
  “不是,这是新古董。你不要急,看这些古董以前,我要对你讲讲为啥我要保存这些新古董。先要把我在1957年的故事讲完。对!该说组织上对我的处理了,这在当时是顶顶重要的头等大事!车间党支部书记对我讲:叫、丁呀!厂党委对你的错误做了很宽大的处理。’我心里厢想:我的错误?错在啥地方呢?错在我要组织一个十万会员的裴多菲俱乐部?不对呀!我没有组织过什么俱乐部呀!连想也没想过!可这些话我不能讲出来,一讲出来就是向群众反攻倒算。我只能讲:‘多谢党组织的关心爱护。’‘不戴帽子,下放农村。’‘我,下放农村?’‘当农民毋是也很光荣吗?我们是一个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工农不分高低。当然,还有差别,在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差别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从来不否认差别。工农的差别不大,只有一张纸头厚薄的差别。不过是:工人在屋顶下劳动,皮肤比农民稍稍白些。农民在露天里劳动,光照比工人得到的多一点。工人吃供应粮,农民吃自家种出来的粮食,应该讲,农民更加方便。你到了农村,在人民公社生产队当社员。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公民的权利你全都有,特别是劳动的权利。看得出,你心里厢不太服贴,这就不好了。要想通,不想通还要犯错误。对党。对群众绝对不能怀疑。党会错吗?党绝对不会错,群众也不会错。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则是幼稚可笑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想想看,即使党处理错了。我讲的是:即使,实际上这个即使是没有的。你可以放心,安心。对,即使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差。百万分之一的误差刚好落在我的头上?你想想看,个人的得失和党和国家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光辉前途比起来,算啥?微不足道嘛!’可不,他的闲话讲的多么好呀!我是一个小青工,我的命运比起党和国家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光辉前途,算啥!屁都不算。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就又亮堂了,又热烈起来了。竟当着支部书记的面热泪盈眶,大声唱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支部书记很感动:‘这就对了。到了农村,农民兄弟一定会讲:你到底是从工人阶级队伍里出来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问支部书记:‘最后的定性是……’‘你放心,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帽子,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不是分子。懂吧?放心去吧!我相信,你当然不习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这个称呼,你今后只要努力改造,一定会把那个反字拿掉,很快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如此这般,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就到了崇明岛,在岛东面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了!生产队长一见面就和我争辩了一场。他硬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一定不是‘人’,一定是‘分子’,应该归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中。我请他仔细看看随我到达的档案材料,清清爽爽写的是‘人’,而不是‘分子’。他一口咬定是各级党政机关写错了,官僚主义太多!我采取猪八戒的办法,倒打一耙。‘你讲讲清爽!党政机关官僚主义太多,太多的意思是比很多还要多。毛主席说:正确的和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党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你讲:太多!这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很像咧!还说我是分子!?啥人是分子?’倒打一耙真有效,他真的有点紧张,除了不再争辩我到底是分子、还是人的问题以外,还借给我一间江边的泥屋,以示缓和。泥屋很好,好就好在紧靠江边,四面通风的另一面是空气新鲜。泥屋可以用烂泥补,就地取材,不用钱买,加工方便。工人阶级出身,这点小事难不住我。1958年大跃进,没日没夜地干。到了1959年,土地越来越瘦,收成越来越少,工分值越来越低,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只值两角钱。我的处境越来越坏,不是分子也是分子。不许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生活、劳动,天天要和五类分子一起接受训斥,汇报反动思想。最重的活路分给我们这些分子干,劳动强度和劳动量大得金刚都承担不起。两个哥哥本来一年半载还有封信给我,从此以后,音信全无。我当然晓得,他们是在和我划清界限。我的身体和精神开始往下垮,每况愈下,以至一蹶不振。想起来,都怪我太认真,认真地干活,认真地痛苦,认真地期待……‘杠犊’!你懂吧!这就是上海话的‘傻瓜’。‘杠犊’!后悔莫及!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在农村……一句话:猎狗不如。虽然一无所有,心里还藏着期待,你看怪不怪!我总是在期待……佛教认为:生的终点是灭,聚的结局是散。期待啥?从生到灭,从聚到散。中间只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过程看起来干差万别,实际上是大同小异。而且最后归于大同,啥人能避得开灭,避得开散呢?在世界上,顶大、顶苦、顶难的功夫就是期待,期待和等待还不尽相同……自以为有预见的人才有期待,盲目者也还有等待,等啥?他们常常是不晓得的!盲目者多。期待天晴,期待落雨,期待开花,期待结果,期待厄运快点过去,期待好运快点到来,期待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从天上落下来,期待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快点死……太苦了!”说到这儿,他这才把话题转到他那些旧报纸上,他拍拍那些旧报纸继续对我说:“在有期待的时候,我经常积攒重要报纸。你看,这就是我积攒的各个时期有重要信息的报纸。保存旧报纸比保留书籍安全,谁敢说保存党报不对呢?在文革中,我曾经接受过一件美差,在公社造纸厂纸浆池监督劳动。那些从知识分子家里抄来的书,每一本都要经过我的铁锨再落入纸浆池。我每天偷偷拿一本,塞在裤裆里,晚上看完,第二天再丢进纸浆池。其中有许多书,都盖有文化界名人的私人藏书章,有巴金、傅雷、郭绍虞、刘大杰、秦瘦鸥……等等。那些日子,真过瘾!啥人讲文化大革命一点点好处没有呀?身为牛鬼蛇神,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革命的权利,就有了博览群书的时间,甚至还有偷偷学英语的机会哩!书本至少悄悄给我打开了一个躲避风浪的港湾。”他搓着手,竟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些许得意来。
  我小心地翻了翻那些发黄、变脆了的旧报纸。每一张都登载有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和政府的决议、公告和公报,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毛主席指示和最新指示,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批判文章的作者如: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京沪两地写作班子的大作。他继续说:
  “这些文章可是和任何一个小民百姓都不无联系呀!可以说:性命攸关……即使现在,你翻翻看,你一定会感慨万千。对比来看,特别有味道。如果没有这些看起来冷漠、枯燥、概念,似乎没有生命的文字,就不会有当代史,就不会有这么许多悲欢离合、妙趣横生的故事。当然,会有另外的故事。啥故事?不晓得。肯定没有比我们用十亿以上的人口通力合作演义的故事更加闹热。”他沉默了一会儿,“文化大革命结束得太像中国传统历史言情小说的大结局了!‘痛定思痛忠臣平反大昭雪,大快人心奸佞败露下天牢。’‘凄凄惨惨节烈小姐十魔九难,扬眉吐气落魄公子金榜提名。’‘马屁精声败名裂,有情人终成眷属。’鞭炮卖完,老酒喝光。连雄螃蟹都连带着遭殃,人人都要吃三公一母。吃螃蟹能捎带着把坏人、野心家吃光么?我所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激动,我兴奋,我欢喜,我想唱歌,可唱哪一首?好像哪一首都合适,哪一首也都不那么合适。后来,我走出崇明岛,走进上访者的队伍里。时而希望,时而失望。时而一片阳光,时而阴云压顶。每一个机关都有一个相似的窗口,每一个窗口里都有一个相似的人,他们用相似的声音讲相似的闲话,给我一张相似的纸头。纸头上印着几行相似的文字:你的问题我们会加以研究,并将处理意见转给你所在的原单位,由你所在的原单位妥善解决……云云。我找到原单位,原单位竟然没一个人认识我,才甘年呀!他们许多人的样子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哪能会不认识我了呢?是他们的变化太小?还是我的变化太大了呢?后来我才晓得:相对来讲,幸运的人比不幸的人健忘得多。我是为了争取一张纸的高低吗?我是为了从露天走进屋顶吗?目的是模糊的。想来,我最直接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口气。太长时间的憋闷了,总想伸一伸压得太弯了的腰。就为这个,我几乎把劫后余生都给送掉了。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他的‘国际联盟’提案被参议院否决,气愤成疾,奄奄一息。一位哲学家面见威尔逊,对他说:‘您现在以为重要得要以生命为赌注的事情,过了一百年,一定会变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安心地去吧!’我和我的奋斗当然不能和威尔逊相提并论,但我比他幸运。他在垂危的时候经过别人的提醒也未必想得通,我自己在没有垂危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并不明白,像是发了热昏一样天天跑,天天求。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人,居然向我觐见的各级首长宣讲中央组织部长、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哪天、哪次会议上关于落实政策的讲话,因为首长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当然十分理解,他们太忙,没时间读书看报。只有我们这些被冤假错案压得难以翻身的人们,才勤奋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碰巧,原单位的新厂长是我原车间一位电工的小儿子,经常到车间里来玩。我当然不认得他了。他反倒认识我,并且听过我关于裴多菲的‘演讲’,真是额骨头高呀!不怕县官,就怕现管。他为我办理了回厂手续,过去的所谓问题,一风吹。‘1957年对你的批判和处理都是胡闹!给你头上硬加的七个字是错误的,拿掉,恢复原来那个工字,工人。好了吧!轻松了吧?’‘太轻松了!我的腰可以稍稍伸伸直了。工人阶级,领导阶级。’人大容易激动了!只是一个名称,就真的如此重要吗……?当然,那时候就是那样重要!”
  医生查房,暂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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