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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于涛没有消息。
  也许他很忙,忙着那些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的事情。
  连续两天,我把自己收拾停当就坐在电脑前面,手边是采访机,于涛的声音反反复复地回荡在我的周围。
  我尽可能要求自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把我们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写下来。不是说是一个故事吗?不就是一个用第一人称来表达的故事吗?我要求自己不要把我认识的于涛和这个故事中的男人重合起来。
  但是我做不到。
  我从心里不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故事,一对虚构的男人和女人。甚至,我想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几个让于涛有些不自然的电话。甚至,我希望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就是于亚兰。无论从一个小说作者的角度,还是从我对于涛的好奇,或者就是我在短短的接触之中对于涛的直觉,我想,那个女人应该是于亚兰。
  他曾经是爱她的,至少她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他们曾经彼此有过承诺吗?于涛没有告诉我。假如我要写这样一本小说的话,这个开始我无法设想。但是,从我已经知道的事实来看,他们的确无须一个正式的开始,从小小的男孩子因为听到女孩子说自己不想活下去而心生怜爱以至为她挺而走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
  男人和女人走到一起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一方同情另一方的境遇,或者相似境遇中的两个人同病相怜。
  然而似乎为了这样的原因走到一起的男女通常又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最终分手。
  于涛和于亚兰是怎么样的呢?
  我把于涛的录音带倒来倒去,我想从中发现我一度忽略而实际上他已经交代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找到可能给我联想的缝隙。但是,不能不承认,于涛讲故事的条理非常清晰,他非常知道什么是该告诉我的、什么是他必须暂时或者永远隐瞒的。人是选择记忆的,语言表达更是选择之后的选择。
  惟一可以认为有些泄露的地方,就是于涛说他曾经想和于亚兰结婚,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一个适龄的男人想娶一个自己熟悉和怜悯的女人有什么不妥当吗?
  我有些想念于涛,当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我想听完他的故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明白了他是那么渴望对我诉说的同时,我发现我自己同样地渴望倾听。
  我想走近他。
  可是,已经两天了,于涛没有消息。
  从我坐的位置向左边看,就是每次看着于涛离去的那扇窗户,红色的玫瑰已经开始枯萎,头低垂着,仿佛迟暮的女人,韶华不再,只剩下一个尴尬的身份。
  每个女人都会有这么一天,于亚兰、我、以及那些一度风华绝代的人,莫不如此。
  生命的凋零让风光过和从来不知道风光是什么的女人在最后的时刻空前地平等。
  我淹没在一个男人的叙述中,没有晨昏。
  我知道我是在等他。
  关闭电脑,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奇特的老太太善于描写阴谋和阴谋被戳穿之后人的失落,而我期待的是让自己沉浸在她精心构置的情节之中,时间可以飞快地过去,明天会迅速地到来。
  明天,于涛就回来了。
  从窗户射进来的昏黄天光已经不足以让我看清书本上的字迹时,我听到了电话铃声。
  “林玲?”
  “于涛!你在哪儿?”
  “在上海。特别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没给你打电话。
  我明天早班飞机回来。“
  他的声音是那么平静,以至于我为自己最初的兴奋感到害羞。
  “我知道。”
  “你在干什么?”
  “看书。《东方快车谋杀案》。”
  “这么恐怖的故事。”
  “是阴谋故事。”
  好像已经看到了于涛平静微笑的表情。
  “你没写东西?”
  “没有。整理你的录音带。”
  电话里传来一阵强烈的干扰声。是于涛的手机。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今天晚上我没事儿。”
  电话挂断。
  打电话的人是谁?
  一个出差在外处理公事的人接到任何一个电话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听到他的手机响起的时候马上想到的人却是于亚兰。
  我不会问于涛的。
  故事将继续下去。
  我在小客厅的电话旁边放了一杯冰水,准备好录音带和采访机。
  我要把我和于涛的全部对话都录下来。一个故事中除了应该有一对男女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旁观者。我就是那个人。
  于涛的电话。
  “林玲,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是。”
  我按下采访机的开始键,磁带悠然转动。
  “其实我更喜欢在电话里跟你说话。面对你,再加上一个录音机,多少总有些不自然。”
  “你不是希望我替你写出来吗?”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见到你,知道你的职业之后,我就想把这个故事送给你,你会比我写得好。将来我看的时候,也会像一个旁观者看别人的事情一样,了解了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边。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我告诉过你吗?别看我已经39岁了,做生意的人,朋友好像也特别多。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挺少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活着而没有知己,是不是挺可悲的?
  “等等,我去拿烟。”
  电话里一片悉悉卒卒的声音。
  一个人活着,而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有什么可悲呢?
  大多数人好似都是这样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因为不了解而亲近着渴求了解,但是真的被别人了解了,会有什么好下场吗?一个人没有被了解自己的人伤害过,一定以为被了解是一件美妙的事。
  “林玲?你在吗?”
  “在。”
  “那,我接着给你讲我和于亚兰吧。
  “我们俩真正又开始有联系,是在她上班以后。
  “我们都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家境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谁自卑的问题。
  “于亚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吧,虽然朴素。
  “参加工作早的人,恋爱都开始得早。我上班不到两年,就开始有人张罗着给我介绍女朋友,她应该也是一样。
  “我小时候可能是浆糊吃多了,待人处事都笨。后来我看一本什么书,说相同年龄的女人往往比男人要成熟。大概是真的。
  “有一次我们单位发电影票,一人两张,我国家在胡同口碰见她,就给了她一张。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俩挨着。
  回家的时候也一起走。我特别傻,跟她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在百货商场卖布的。她就问我,要不要去见面。
  “我说是师傅介绍的,肯定得见。不过那个人好像是初中毕业,我不太满意。我自己没文化,还喜欢有文化的人。
  “于亚兰就不说话了。
  “送她到她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写了点儿东西,让我看看,看完还给她。
  “那是我一辈子第一次接到情书。就算是情书吧。其实没有一个字跟爱情有关。她写了红绸带的事儿,说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把我当成她最好的朋友。说她现在的工作很单调,她怎么怎么不甘心。还有一些希望我们俩能互相帮助之类的话。现在看起来,那根本不叫情书。
  “我还是读懂了。心里挺激动的。于亚兰从小各个方面就都比我强,她长得又好看,能看上我,用别人的话说,那是我的造化。
  “我也想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我不会写。我从小连一篇及格的作文都没写过。我不知道怎么办。
  “第二天上班,我就跟师傅说,我不能去跟那个女孩子见面了,我妈说我还小呢,再等几年,现在家里也没钱给我娶媳妇。
  “那天上班,我还是搬东西、送货,可是觉得特有劲儿。下班的时候,工作服没来得及换我就跑了。我知道那天于亚兰是正常班,我就到饭店门口等她。
  “她出来看见我,好像特别不好意思。我把那封信拿出来,说看完了,还给她。她脸憋得通红,说我要是觉得写得好,就送给我了。
  “这样就算是说明白了。我们俩开始正式谈恋爱。
  “那个时候谈恋爱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一起玩儿的。就是下了班,我去接她,或者她到单位门口来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坐车回家,或者沿着马路走走。休息的时候,我去帮她家干些平时没人干得了的力气活儿,她给我煮一碗面条吃。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很。快乐的。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结婚,两个人把交给家里剩下的钱存在一个存折上。我开始不抽烟了,连9分钱一盒的烟也不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胡同里看木匠给一个准备结婚的小伙子做家具,手艺真好,我就跟木匠说,等过一两年,让他再到这个胡同里来,给我也做那么一套。我跟于亚兰也是这么说的,说等我有钱了,给她做一个电影里演的那种大梳妆台。
  “林玲?你觉得我够傻的吧?”
  很平淡的情节,距离现在这个拥有网络、跑车和大哥大的时代有一种非常遥远的感觉,但是,我的眼睛是潮湿的。
  这样的许诺我也听到过,是在刘超辞职开化妆品商店的时候,他跟我说:“林玲,我有钱了,就不让我老婆上班,每天坐在电脑前面,写她愿意写的东西,也不用问人家稿费给多少。”
  那个终于离开我、被我认为是真正的初恋的男孩子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时候。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送给我一支没有牌子的口红,他说:“林玲,以后,我给你买法国的CD……”
  也许当一个本性质朴的男人爱上女人时都是这样的,想给对方一个舒适的生活,或者想让对方在一个舒适的、衣食无忧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爱他。那时候我想像中的幸福婚姻不就是我在有着淡淡的音乐声的家里、做好了晚饭、打开所有的灯、等着一个爱我的人回家吗?
  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想的也不过就是和他在一起过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啊。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有多少人能拥有?
  即使是拥有了,又能维持多久?
  我妈和我爸离婚之前,只要他们两个人都在家,就永远是战争的状态。
  有一次我下了课回家,看见我妈哭着在看一封信。
  我很少看到我妈哭,她跟我爸吵架的时候,眼睛里经常是燃烧着怒火,可是那天,她的眼泪汹涌地流下来,看见我回来,她想掩饰都掩饰不住。
  我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偷看了那封信。是我省当年写给我妈的情书。没有一个有关爱情的字,是我爸跟我妈商量有关他的工作调动。我爸写了很长的一段,讲解他为什么选择离开机关到下属的一个厂,因为工厂是在第一线,福利比机关要好一些,这样可以多出一些收入贴补家用。我爸说他不想我妈每天节衣缩食地生活,他要尽可能让我妈过得宽裕一些。
  一个男人肯为了一个女人吃苦就是在说“我爱你”,大概从看到我爸给我妈写的信的时候,我就这么认为了。
  也许夜晚本来就是一个适合倾诉的时分,我把我爸和我妈的这件事告诉了于诗。
  “可能人在爱的时候就是这么具体的,不是傻,至少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淡淡地说,但是我的声音不肯听从我的意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爱一个人其实是特别具体的,具体的在一起、具体的关心、具体的共同劳动和享受。至于像‘我爱你’那样的话,说一遍就足够了。”
  于涛对于亚兰,说过“我爱你”吗?
  “所以,从我确定要跟于亚兰在一起之后,我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挣钱。
  “那时候经济方面已经开始逐渐比过去活起来,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机会也比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多了。
  “我在原来那个单位挣不到什么钱,我就开始帮一些朋友干活儿。夏天帮个体户卖西瓜,跟着别人到广州去进走私烟、回北京卖,到外地收购那种狐狸皮的围脖,回来卖给北京的工艺品商店,这些我都干过。我还倒过指标。当时不是有人出国吗?回来的时候有买免税东西的指标,好多人不买,就把指标卖给我,我再卖给那些想买免税电器的人,从中间赚一个差价。还有很多,总之为了挣钱我什么都干,其中当然肯定也有不太合法的事情吧,不过问题都不是很大。
  “可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每次都是眼看着要挣到钱了,出一档子事儿,钱就没挣成。到广州进烟,回来才发现烟是假的;收狐狸皮,先给人家款,没提货就找不着人了。反正特别倒霉。总是白受累。
  “那时候于亚兰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北京已经有那种比较高级的涉外酒店了,于亚兰因为在这一行里也算是L 作了很长时间,有了一些经验,就调到了一个四星级酒店的客房部工作。她的收入一下子就比原来高了很多。
  “于亚兰一直安慰我,说没关系,她现在收入比原来好了,我们先结婚,结了婚之后可以慢慢来。
  “我挺感动的,但是我不愿意。我是男人,男人不能输给女人,这是我从小的信念。我跟她说,等我挣到50O0块钱就跟她结婚。那个时候,50O0块钱就能把结婚需要的一切都办齐了。
  “可我就是挣不到5000。”这中间,她爸去世了,她受的打击特别大。
  “我们俩一起把她爸的骨灰送到八宝山灵堂,她站在那儿不走。也不哭,就是不走。她问我:“你知道我爸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吗?‘她那个样子,我什么也不敢多说。她告诉我,她爸是累死的,因为常年的缺营养、缺钙,她爸把能省下的都给她省下了。她爸想让她上大学,想让她读书,可是又没有那个能力。
  “那天站在她爸的骨灰盒前面,她给我讲了好多我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她爸每天要干的一件事就是给捡回来的东西分类,把能卖的搁在一边。但是有一样东西她爸从来不卖,就是收来的旧书。有些书已经特别破了,没头没尾,她爸还是一页一页地抚平了让她看看有没有用。小时候,别的孩子都有小人书看,她没有,很长时间,她看的就是她爸收回来的旧书。
  “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条红绸带,记不记得我妈带着我去她家那次。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了呢?她说那天我们走了之后,她爸一个晚上都没说话。第二天,她下学回家,发现床上放着一条花裙子和一条红绸带。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跟她爸说,歌咏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些东西用不着。她爸说:“以后,有爸在一天,就一天不会让你受委屈。‘“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坚强的,而且,从小吃过苦的人性格都比较坚强。可是,那天听于亚兰说她爸,我还是有点儿受不了。我跟她说,以后,有我一天,就一天不会让她受委屈。
  “她盯着她爸的骨灰盒,半天,才说:“于涛,你答应我,以后,我们的孩子不会像你和我似的。‘我说当然不会。
  “我其实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拼命想办法挣钱,不光是为了我们俩能过得好,也是为了将来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我没受过太好的教育,但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实现我没实现的东西。”
  于涛好像哽住了似的。
  我数着时钟上的秒钟,大约过了10秒钟,他的声音重新出现。
  “你看,现在我可以说是有足够好的条件培养10个孩子都没问题,可是我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
  “所有这些都和于亚兰有关,是吗?”
  我脱口而出。
  那么于亚兰离开于诗之后,他就没有遇到过他想娶的女人,那么于亚兰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个恋人?
  我迫切地想知道后面的事情。
  于诗似乎在重重地把一口烟吐出去。
  此刻他在异乡的一个不知有多少人住过的酒店房间里,守住电话,和我一起回顾他的过去。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讲述于亚兰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充满着眷恋和怀念,我不得而知。
  但是,穿过长长的电话线,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不平静。
  这绝对不是一个像他告诉我的那样在心里编织了很多年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林玲,你着急了,是吗?”
  “我想了解你。前几天,我把这些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可是,现在,于涛,你知道吗?我已经在故事里面了。”
  “可以说是跟她有关吧。
  “我努力挣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病了,肾炎。
  “肾炎是不能结婚的。
  “我一病,什么都停下来了。我的生活就以养病为主。
  “那时候于亚兰经常哭,说我跟她爸一样,也是因为太想让她的日子好过起来累成这样的。她这个人很讲情义。
  “只要她有时间,肯定陪我去医院,她照顾我比我妈还细致。
  “那时候她的工作已经相当好了,每天在酒店那种环境里,接触的人也越来越体面。我知道有人追她。她漂亮,又没结婚,被人追求是再正常不过的。那些追求她的人,有的有钱、有的有地位,反正都比我强。她把这些都告诉我,我能说什么呢?我就是一个穷小子,现在还得了这种病,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如果说跟于亚兰在一起那么多年,我有过自卑感的话,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体病假,每天在家无所事事,吃饭、睡觉和等她下班就是全部了。我坐在我家的院子门口,看见于亚兰穿着当年还很少有人穿的西服裙走过来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吗?我不知道。我心里没底。一个男人不能给自己喜欢的女人带来好的生活,那么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一直跟着你呢?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俩没戏了。当然,于亚兰自己什么也没说过,她没流露过一点儿要跟我分手的意思。可我就是忍不住那么想。我觉得她不是属于我的,不属于我们家住的这条胡同,如果说过去她因为出身的原因必须跟我们这种人为伍的话,现在她已经有条件走出这条胡同,而且永远也不用走回来了。
  “我第一次跟于亚兰说了分手的话。她哭了。
  “那天是在我们家。我妈吃完饭就出去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妈一直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就是默认了吧。但实际上我妈不是特别喜欢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妈跟我说过几次,都被我堵回去了。我妈说于亚兰身上有一种气息,对我不好,会纠缠我一辈子,还说我们俩之间只有冤孽,没有姻缘。我认为是老太太的胡说八道,根本不当回事儿,结果还真被我妈说中了。
  “我跟她说想分手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实在是因为不想连累她跟我受苦。
  “她一直哭。说她从小长这么大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吃苦她不怕。她说得对。两个人相爱的时候,为了奔一个好日子一起吃苦也是幸福的,只有一个人每天沤在艰苦里面没有目标才觉得苦。
  “但是,我是男人,我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一种俯视,还有点儿像施舍,我受不了。我说还是分开吧,跟着我这么一个倒霉蛋是不会有好生活的。”
  于涛停顿着,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敢问他。
  录音带在空转。阳台外面已经是一片黑黝黝。人的视线在这种明暗之中不能超过两米,连自己都不能看清楚。
  “林玲,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于涛的声音忽然之间变得非常无助。那不是属于39岁男人的声音。
  “怎么了?”
  “我觉得你已经知道了后面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特别想知道。”
  打火机反复地响了几下。他的手在发抖吗?
  我静静地等待着。
  我知道于涛会把整个故事给我讲完,因为我知道到了今天,对于倾诉者和倾听者来说都已经是欲罢不能。
  “有时候我不明白,人一辈子得做多少违心的事儿、说多少违心的话?有些事还是一直要做,那些话还要反复地说。
  “我这人不会说话,而且,那种情况下,我也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话。我还是坚持说分开吧。于亚兰只是哭,哭得我特别难受,好像心里有一个小人儿,拿着一根绳子正在把我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绑起来,越绑越紧,一边绑着一边往上吊着,怎么也放不下来。从那以后就放不下来了。”
  我听见于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于亚兰有一个表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是那种发狠、恨不能要玉石俱焚的样子。
  “我是靠在床上的,她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她就那么咬牙切齿似的看着我,说:“于涛,你真的那么想挣钱吗?‘“我说是。我想挣钱是为了我们俩,也是为了我家,我妹已经上高中了,学习特别好,我不能让她放弃,我们家5个孩子,怎么也应该出一个大学生。
  “于亚兰狠狠地点了点头。她那样子挺吓人的。她说;‘于涛,你要是一辈子没有发财,你就一辈子不跟我结婚吗?’”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心碎。她脸上挂着眼泪,眼神特别绝望。我怎么说呢?从小我就懂得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爸可能都没注意过我妈,他出车很少回家,回家就是睡觉,等他基本上不怎么出车的时候,我妈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他根本就顾不上,活命是第一位的。我不愿意我和于亚兰也重复那样的生活,每天就为了生计发愁、奔波,可能我也是穷怕了的那种人吧。而且,我不相信两个人同甘共苦这种事情,时间短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
  “林玲?”
  那种熟悉的呼唤再次传来。
  我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好像于涛在黑暗中向我伸出手来,好像他非常需要我在这个时候握住他告诉他我在,我距离他很近,好像这个世界是那么空旷,空旷到了让我们这样两个孤身上路的人心生恐惧。
  当环境对人不能构成威胁的时候,令人恐惧的就是人自己。
  “于涛,我在听。”
  “那天其实是应该发生一些什么的。
  “我和于亚兰交往了那么多年,我们没太亲近过。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也说不明白。在于亚兰之后,我碰到过很多女人,有些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也正是因为太容易获得了,所以我轻视她们。但是对于亚兰,从小时候我就有一种类似于敬畏似的感情,我觉得她是那种特别清洁、适合于安静地放在一个好地方不可以随便挪动、而且是挺容易玻碎必须轻拿轻放的那种东西,像工艺品……我不会形容了。
  “很多年以后,我又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女人,这是后话。
  “这样的女人是要人保护的。可是当时,我没有能力保护她。
  “那天,于亚兰在我旁边,把头垂在我胸口上。她离我那么近,我能清楚地听见她心跳的声音。她摸我的脸,手特别软、特别凉。我只要轻轻地一拉,她就会倒在我身边,可是我不敢。我心里坚定地认为她一辈子都不会是属于我的,我不能对她有任何侵犯。
  “她可能是很想做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做不出来。
  “我们就那样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我妈从外面回来,在外间屋咳嗽一声,我们才分开。她重新坐好了,问我:“于涛,你说我怎么办?‘“我不明白她指什么。她也没解释。
  “我妈进来给我送药,她说她该走了。
  “我们已经到了不需要互相送来送去的关系,我就站起来送她到我家院子门口。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站着看她的背影,她特别瘦,当时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天已经大黑了,她走了没有多远,我就看不清楚她了。
  “看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更觉得她的确不属于我以后的生活,她不是走路回家,而是从我的世界走出去,走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于亚兰很多天都没有来看我。我也没有去找她。
  “我的日子还是那个德性,每天养病、定期到医院检查。
  “我在医院的时候,发现了原来肾炎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的,肾炎病人的尿样居然也能卖钱。”
  于涛干咳了两声,好像恢复了属于他的那种略带玩世不恭的状态。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往外资或者合资公司跳槽,国营单位开始渐渐不那么吃香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下岗,下岗的都是有能耐、想换个地方挣大钱的人。我在医院里就碰到过这么一个人。
  “是个男的,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工厂里当工程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毕业的。他也是来做肾炎检查。不过,他没病。就是想开一个肾炎的证明回去泡病假。
  “他是正常人,检查的结果肯定也是正常的。他可能早就注意我了。有一次我倒行检查的时候,他就过来跟我搭话。没说几句话,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弄肾炎证明。他说很简单,只要我把我送去化验的尿样分半杯给他就行。只要查出来是肾炎,一次他给我10块钱。
  “撒一泡尿费什么劲啊?又能挣钱,我就答应了。
  “这样,每次我去检查,他也一起来,跟我一块儿到大夫那儿开化验单、一块儿去化验。我拿两个杯子,把尿样分给他一杯。
  “这个人是特别精明的。我后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但是他肯定早就发大财了、他跟我说,必须等到化验结果出来,证明确实是肾炎,才能给我钱。他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傻的人,花10块钱买一杯没用的尿。
  “这是我做过的最丢人的买卖。
  “我们俩在化验室门口等着,等化验单出来,一看,三个加号,他给我10块钱。
  “林玲,你能想像吗?现在的于涛,当年把卖尿的钱都存起来。”
  于涛好像是在笑,但是我笑不出来。
  就在前几天,于涛还开着他的大吉普车带着我在马路上逡巡游弋,全然不顾别的司机的嫉恨和仇视,就为了找一个配得上他的装束和身份的地方吃一顿晚饭;就在我们很少的几次见面之中,每一次,于涛都是衣冠楚楚、令人不能小视地出现,就连他的一只打火机、一条皮带都在显示着他是一个多么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成功人士。
  然而,在他瞬间表现出来的那种我看不惯的挑剔和傲慢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尴尬甚至羞辱。
  也许这就是他告诉我的、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吧。
  “我挣到第四个IO块钱的时候,被于亚兰发现了。
  “到今天我都相信,一个人的命里假如有一样东西,那么这样东西就怎么也不会失去,命里要是没有,你怎么也得不到。
  “于亚兰就是我命里不该有的那种东西。
  “我在化验室门口和那个人结帐的时候,于亚兰来了。
  “她又让我看到了那种好像要玉石俱焚的表情。她把我拉到医院走廊外边的小花园,指甲都快要掐到我的肉里边,问我:“于涛,你真的就这么想挣钱?‘“我也特别尴尬。男人在女人抓住了他不愿意被抓住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急。就是恼羞成怒吧。我当时也是气急败坏地跟她说,我就是想挣钱,想不放过任何机会地挣钱,只要是能卖的东西,只要能换钱,谁也别想不让我卖。
  “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我会这样说话,而且是跟她说这种话。
  “她恶狠狠地盯了我足有两分钟,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行,咱们一起卖吧,把能卖的都卖了。‘说完她转身就跑了。“
  电话里长久地没有了于涛的声音。
  我等着他,等到以为电话已经断了的时候,才听到他轻声叫我的名字。
  “林玲,你知道于亚兰把什么卖了吗?”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我想我是知道的。
  同时,我也知道了于涛为什么要选择打电话这种方式告诉我这个故事,我好像看到他在流眼泪。
  一个空洞的声音慢慢地回荡在我耳边。
  “她把她自己卖了。”
  电话的两端同时陷入沉默。
  我体会着于涛那个初听起来有些古怪的比喻,“好像心里有一个小人儿,拿着一根绳子正在把我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绑起来,越绑越紧,一边绑着一边往上吊着,怎么也放不下来。从那以后就放不下来了”。
  现在的我也是这样的心态。
  “林玲?”
  我竟然对着黑暗的阳台窗户点了点头。
  “林玲,你哭了吗?你在吗?”
  我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回到一条电话线和一台悠悠转动的采访机旁边。
  “我在。”
  我没哭。
  也许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跟我一样的,没有切肤的感觉,疼痛也不会太真实。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泪,也仅仅是一瞬间的感慨,我们说的话通常是“流着别人的泪,走回自己的家”,我们也就是啼嘘一下而已,因为我们毕竟有家可回。
  我不能释然,对这样一对恋人的经历,姑且就认为这是一个故事吧。
  但是,我不哭。我不知道应该为谁哭。
  如果必须有人哭泣,就让于涛为他自己哭吧。
  “林玲,我明天还是要赶早班飞机。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好吗?”
  于涛似乎已经回到了他的平静之中,亦或他比我更善于掩饰自己。
  我关上采访机。
  忽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我脱口叫出他的名字。
  “于涛,你等等,我给你听一样东西。”
  “好啊,是我自己的声音吗?”
  我快速打开我的简陋的小音响,把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的一张邓丽君的CD放进去,找到我要的那首歌。
  音乐渐起。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
  电话“咔哒”一声挂断,只剩下有节奏的忙音。
  我坐回到沙发里,想一个人把这首歌听完。
  是什么人在沉着地敲响我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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