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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


  我回到了坎特那里。我们把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搞得还真像做买卖的样子。我们订了几台机器,并且在四五家酒吧和旅馆里安置了这种机器。我们的主要时间还是在搞调查研究。
  我们要办的此案是:使坎特挤进秘密团伙里,好在密尔沃克经营业务;巴里斯特艾里把其他的买卖商人挤出去,他就可以采取威胁手段,对这项业务实行垄断,从事跨州商务活动。
  我们想从他身上看看能否获得其他东西。比如,我们获悉:他拥有大规模的比赛赌注登记业务;在拉斯维加斯的卡西诺赌场,他参与分利;他从事非法的联盟活动。我们随时有机会澄清一些谋杀案件,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勒菲蒂于星期五晚上乘飞机到了这里和巴里斯特艾里会谈,以便使我“悄悄挤进去”。我们3人乘车前往弗兰克那繁忙的大旅店的雅室。
  勒菲蒂事先对我作了指示;让巴里斯特艾里先开口。这次会见是交谊性的,不要讨论业务。弗兰克和我们在一起搞买卖,他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内情。你只回答他的问题,对任何事都不要打听。
  勒菲蒂说:“多尼,你就帮我一个忙吧。我真的喜欢你。我宁可待5年的牢房也不能失去你的友谊。在这儿干事处处都要无误,因为你能打出自己的牌。请相信我。”
  我和托尼来到了酒吧间,等候召见。勒菲蒂立即就被带到巴里斯特艾里的桌旁,那儿靠着前面的大窗户。大家忙不迭地向他表示问候,互相接吻拥抱。
  一个小时以后,旅店老板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桌旁。他60岁刚出头,生得矮敦敦的,一张皮肉松弛下垂的脸,黑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他身着深蓝色服装,整洁干净,像是影片里的老资格的黑手党党徒。
  托尼已经和他一起见面谈过话,就介绍了我:“弗兰克,这是多尼,他是我的人,也是和迈克打交道的。”弗兰克介绍了围坐在桌旁的人。在场的五六个人中,有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迪沙弗。此人身材矮小,一脸凶相,只在两耳旁长着头发,头顶光秃。
  弗兰克要了70美元的酒,和勒菲蒂交谈,谈到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所认识的各方面的人,比如像我们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他称呼卡明的绰号“气垫”。他受过一些教育,还不是那种“话语不连”的粗俗之辈。
  他在佛罗里达的福特·劳得戴尔的酒店里有销售业务。在谈到那里出现的事故时,他声色俱厉,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他说,他上一周待在那里收钱,经营酒店的伙计拿出45,000美元的现金放在桌上。弗兰克说,他呼啦啦把钱从桌子上扔下,对那伙计说:“去你妈的45,000美元,我至少要有25万。”他说他在佛罗里达那里需要有个像勒菲蒂这样的人,好管理那里的销售业务,使情况好转起来。
  我心里在想:这个家伙能把你哄睡觉,可是你决不能轻易惹他。
  弗兰克干干脆脆,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时间在第二天晚上,星期六。
  我们离开旅店的时候,勒菲蒂欣喜若狂。他说:“多尼,你可还记得,以往我们到沙贝拉旅店,‘气垫’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我们连进都进不去。他出来时,对你连招呼一声都没有。托尼,在纽约你根本不能与老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这儿,我们不仅能和一个大老板同坐一张桌子,而且明天晚上还能去他家赴宴。多尼,你说说,在纽约会有这样的事吗?根本不可能。”
  “他真不错,托尼,”我说。
  “不过要注意。弗兰克喜怒无常,是个有善有恶的双重性格的人。发起怒来就像个野蛮的动物。他什么事都不会忘记的。他对罗克福德市的菲尔那家伙很反感,因为那家伙多年前曾骗了他一回。所以我建议从罗克福德经过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希望做一做罗克福德和密尔沃克之间的工作。”
  “勒菲蒂,罗克福德那里的伙计控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我问。
  “仅仅是罗克福德,别的没有。这儿由这个家伙控制,他比谁都更有权。”
  “即使罗克福德那边的人大一些也是这样?”
  “你说大一些是什么意思?指年纪大?这里没有什么年龄的界限。迈克说,这个家伙在中西部一带权力最大。光是待在密尔沃克这里他捞不到他所要得到的一切。他占有堪萨斯。克利夫兰市和底特律市属于弗兰克。我是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他天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每个星期在这儿待一两天。这家伙每个星期都用高级轿车送他母亲去教堂。多尼,1978年出产的高级车,停下来多气派。在这个城里,你要是不通过他,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有的联络渠道都由他控制住。”
  “勒菲蒂,他去不去纽约办些什么事?”
  “一年去一两回,就那么多。他看什么人啦,他大都到西海岸一带,到那里办他的事,比如像在拉斯维加斯那里。”
  “弗兰克在纽约那里有权吗?”
  “他的权力遍及全世界,主要的权力还是在这儿一带。你笑话我吗?他们还有个委员会,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也在委员会里面。在上一次较量中,他和芝加哥老板把乔·布拿诺踢了出去。他认识所有家族的老板。他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到甘比诺那个老家伙家里。老板的关系都平等。”
  “他和‘气垫’的关系怎么样?”
  勒菲蒂说:“他们俩互相敬重。我有时候也怕他。托尼,就让他讲,你就附和附和。”
  “我可说错了什么话吗?”托尼问。
  “刚才在桌旁,你还问一个家伙:‘你从哪儿来?’这一问把我吓了一跳。他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询问。从来不准问谁从什么地方来。因为,他干吗问这样的问题?你是警察?当时你他妈的把我真给吓个半死。幸好弗兰克没有在意,否则他会回头问你:‘你他妈的是什么人?竟然问我的朋友从什么地方来?’上帝不允许你在讲话中多嘴。”
  “我知道了,”托尼说。“我懂,我在学。”
  “托尼,我还有话对你讲。到明年夏天,在搞地下交易方面你就是大红人了,连我你也不用求了。不过现在暂且不谈它。托尼,我们要向弗兰克强调:我们要有娱乐场所推销机器,要从事日常营业,要接管公司,要把别人逐步挤出去。在这方面你可不能松劲。那里的家伙可有两下子,不像安托尼·墨拉那样的狗杂种。他在这儿有个顶刮刮的王国,弗兰克就是大王啊。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还挺客气。你知道那个史蒂夫·迪沙弗吧?就是在桌旁你见到的弗兰克的那个伙计?我对他很有印象。他杀的人和我杀的一样多啊。”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独自开着黑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来接我们去他家赴宴。勒菲蒂向我使了个眼色——他不敢相信:一个老板会一个人到什么地方,更不用说亲自驾车了。
  途中,弗兰克对我们说:“我有一班人马,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是年纪大了点儿,干起活儿不那么灵光了。我可以用一些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来管理我一些俱乐部以及其他行业。年轻人对当今世上的营业行情能相适应。”
  勒菲蒂立即响应,说:“你要是干什么,多尼和托尼可以听命。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人缘好。弗兰克,只要你需要,他们随时为你效劳。”
  车子开了十分钟就到了他家,这是临湖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头天晚上下班的人都聚集在弗兰克的弟弟彼特那里。彼特比当老板的哥哥高一些,不像他那么凶狠。他说:“我要是他,我就不喝中国那种茶,太热了,我受不了。”
  我们被介绍见了弗兰克的妻子。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忙着烧饭烧菜,忙着招待。
  弗兰克坐在桌子的首席,勒菲蒂坐在他的右边。两个女人只管招待,没有和我们同桌而坐。一共有5道菜,主食是小牛肉,很丰盛。餐桌上一瓶又一瓶的法国葡萄酒不停地送来,接着就喝路易十三白兰地。
  弗兰克谈起了往事。有一段时期,他在密尔沃克商业区拥有7爿俱乐部,开展拳击比赛,其中许多比赛都是设计好的圈套。他说,当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喷气飞机,在大型机场都无进进出出方面的麻烦。他说,他旅行总是用化名——都用伦尼·弗兰克。
  宴会的气氛热烈,大家都很轻松。不过,我和坎特还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随便,说话和行动都还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这毕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个盛大的“活跃气氛”宴会,作为意大利高尔夫球队义赛的开始项目。弗兰克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因为他和委员会的头头路易·法佐为敌。“不过,他已经死了,”他说,“0.38的子弹,中了5枪啊。”他哈哈大笑,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0.38口径的子弹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会,让人们感到意外,“有点乐趣”。他邀请我们作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说:“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给他们来一点威胁也无妨。”勒菲蒂说:“小威胁根本伤不了人。”
  我们一行来到马克·普拉扎饭店的大舞厅,参加“活跃气氛”宴会。我们到得很晚。
  我们到了大门口,晚会委员会主席、饭店主人赶忙跑了出来,连连向弗兰克表示歉意:他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连桌子也没有给他摆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开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经看着我们,轻声议论。他们显然知道,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张桌子,本来是为了晚会的活动而设的。主人请附近的人们离开,让给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样就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张桌子。接着,他们领我们进去,把我们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围着我们转。我们的餐桌上专门有两三个侍者服务。
  就餐以后,人们忙不迭地到我们这边来表示敬意。“弗兰克,你好有精神……,”“弗兰克,你光临这儿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样的场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弗兰克大摆其威风。“这位是勒菲蒂,这位是多尼,他们从纽约来,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托尼,来自巴尔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来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下那些人,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接着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他尽管会气得哇哇叫,但他会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向沙贝拉说些什么,因为那将很难堪。我和他共事一年多,从来没有使他难堪过,我们在密尔沃克仍然还有多种前景,他会理解的。
  勒菲蒂到咖啡馆吃早饭,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们要捞多少多少钱。
  我对他说,我已经考虑过,我改变了主意,还说明了我不接受的理由。
  他就像个喜剧演员,说:“你他妈的屁出息,一辈子就要待在加利弗尼亚!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妈的女朋友!你担心,怕搜捕!你把什么都当成儿戏!我们吹掉的是20万啊!”
  在咖啡馆里,他就当着那么多人大声叫嚷。等到气消了以后,他对坎特说:“托尼,你去和弗兰克联系一下,今天就去,对他说:赌博登记业务工作,多尼不能接受,因为迈克今天早上刚刚打电话来,他要多尼随时进出纽约,有别的任务。”
  他不肯看我,接着说:“到加利弗尼亚去吧,别烦我了。我现在一肚子的火,不想跟你说话。跟那些娘的女人到海滨上去吧,等一两天以后我心里火气消了你再打电话给我。托尼,送我到飞机场。”
  勒菲蒂要坎特为他租一辆车,以贝斯特自动售货机公司的名义租用,作为业务报销支出费用。这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典型的方式:尽可能挤进一个营业部门,捞一个星期的报酬,榨取任何能捞到的特殊好处。
  坎特对此一直在拖延。我们在反复考虑。我们搞调查研究,勒菲蒂对我们很有用。和他培养感情,让他心情愉快,我们的工作要省许多事。他带我们见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带我们入了伙。如果他没有到密尔沃克这边来,坎特说不定已成了刀下鬼。
  我们琢磨着:管他呢,就给他租一辆车,让他用几个月。坎特租了一辆褐紫红色雷鸟牌汽车,并且驾车送他到了纽约,把车子交给了他。
  迈克·沙贝拉想同我谈话,因为勒菲蒂已经向他说过,我没有接受赌博登记的营业工作。勒菲蒂说:“千万别说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他思想包袱已经很重了。他开的那爿旅馆花掉了他60万块钱。昨天,他揍了合作的那个家伙,差点送了他的命。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那块场地有新的伙计在管,可是他不准在那里搞轮盘赌场。这一来,迈克的收入就大大地吹掉了。”
  轮盘赌是圣·亚努阿里乌斯节上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来到沙沙贝拉那里。迈克对我说:“我们在密尔沃克的一切情况只字别提,因为我们不想让纽约方面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气垫’和尼基也同意,我们只想把这事控制在老板与老板之间。弗兰克垄断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我们还想通过弗兰克打进那里面。我们不想让他妈的任何人介入我们的事。”
  他想把这件事只控制在几个人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勒菲蒂、作为副官的他自己、卡明·甘兰特老板以及尼基·马伦格罗二老板。
  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巴里斯特艾里那一伙人开始回避坎特,不给他有日常的营业渠道。对于坎特的电话,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和坎特去见弗兰克的儿子、那个律师约翰·巴里斯特艾里,以设法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在约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坎特作了说明,因为这牵涉到他的营业。他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只是说明了情况。他着重提到了:他们的人在圣·亚努阿里乌斯节日里受到了勒菲蒂的款待,受到了纽约那方面人的款待。约翰很有礼貌,说:他父亲最近因为一个大型审判团的原因脱不开身。不过,他相信:他父亲一旦有空就会过来,他们会来和我们联系。
  约翰似乎很友好,可是他没有提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取消了和坎特的营业往来。他们并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勒菲蒂的反应是:“可能是弗兰克给那个大型审判团弄得不可开交,他那一伙人要抛弃他。然后,他们23个党徒到审判团那里去,采取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立场;也可能是:弗兰克目前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不想分神。可是你呢,你千不该、万不该放弃和他工作的赌博登记业务。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有了个开端,他就可以派你到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堪萨斯一带去收钱。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偏偏不听我的话。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买卖嘛。”
  和巴里斯特艾里的关系没有进展。勒菲蒂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置之不理。到后来,迈克也介入了这事,通过各种渠道询问原委。就是他打的电话,对方同样也不给回答。
  两个星期以后,到了9月初,坎特收到了巴里斯特艾里当律师的儿子的信,信中提到了解除与坎特的伙伴关系。
  勒菲蒂叫我回到纽约。我们在东七十一街道上的伦尼旅馆碰了头。
  勒菲蒂说:“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以为坎特是个不好的家伙,他们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是个骗子。他们那里连电话都不肯接,明白吗?我是通过你把他介绍过去的。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无法同别人解释清楚。你要把事情对我说个明白。”
  “勒菲蒂,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些什么。我是10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一切都很正常。”
  “也许他是个玩女人的东西。注意,多尼,上一次他在纽约,开的是那辆车,我带他到了酒店,就见他给3个女人买了饮料。为这件事我还训了他一顿。现在我听说,他在那边同弗兰克的一个女朋友勾搭上了,就在他的一个店里。有没有这回事啊,多尼?”
  “勒菲蒂,我哪儿知道?我又不是白天黑夜看着他。我从来也没见过他干些什么事。”
  “对于有人侮辱一个老练党徒的妻子或女朋友,这事儿迈克是怎么看法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比当叛徒、当告密者还要严重。是我和迈克把他介绍给了弗兰克,现在我们也弄得很难堪。我在那边也搞得不好下台。是你把他带进来的,你得设法做些工作,多尼。”
  “你要我怎么办?”
  “你说过,你在巴尔的摩认识了他。你到巴尔的摩去摸摸他的底。找一找认识他的人。他可能是个暗探。我们对他根本不了解。如果你发现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还能挽救那边的局面。”
  因此,我去了巴尔的摩。我当然什么事也没干,只是在那儿混几天,然后又回到纽约。
  我对勒菲蒂说,我在那边找到几个过去认识坎特的伙计。据他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发现坎特有什么不是。他不是什么“线”上的人,即不是什么暗探或知情告密的人,没有什么和女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没有侮辱过什么人。
  “那好,”勒菲蒂说。“现在把他叫到这儿来,同他谈谈。你到密尔沃克去,把他叫来。”
  我去了密尔沃克。我和坎特仔细分析了整个形势,尽量像老练党徒那样去思考问题。
  两个家族通过会谈在一起干一桩营业。现在,巴里斯特艾里没有任何解释就取消了协议,对于布拿诺家族的最高副官打去的电话一个多月都不回话,这是极大的失礼,表明有重要原因。巴里斯特艾里受到了什么威胁。坎特随时会遭到不测。
  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伙伴关系已经结束,巴里斯特艾里不会走回头路。售货机业务无需再搞下去。
  但是,我和坎特还不能马上就关门大吉。一个像坎特那样的市民与党徒在一起搞买卖不能一下子就脱手不干。一旦像勒菲蒂那样的党徒把你拉上了钩,他非得把你榨干不可。你经营业务,他是你的伙伴,分利对半。或者说,你不管卖什么货,他都要得一半的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像是勒菲蒂的一个当事人对我说,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做,你就要向那个家伙做些疏通工作,给他一大笔钱。你要想脱手一定得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勒菲蒂也在为一桩赃货加紧催钱。那里有一批贝塔马克斯牌录像机,他可以以15,000美元得手,10天之内倒卖可得18,000美元。但是他手头没有钱。迈克同意借给他5,000美元,借期10天,要价2,000美元。勒菲蒂要坎特投资其余的10,000美元。
  我们需要时间,一方面设法安全撤退,另一方面让坎特避免掏10,000美元腰包。他就假装心脏病发作。
  他进了圣路克医院检查,说胸疼。医院用各种仪器对他检查,给以药物治疗。医院里没有任何人收到什么情况说明,因为你如果没有必要,你也就不用向别人提供什么线索。谁是合法、谁不合法,你根本不知道。另外,我们知道勒菲蒂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了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他就向医院打电话说,他是坎特的表兄弟,想核实一下,坎特是不是生了病。
  经过几天的检查,坎特出了院。坎特住院时,勒菲蒂像疯了一样;坎特出院以后,他也像疯了一样,催他拿10,000块钱。坎特说,他已经破了财,因为看病花掉了6,000块。
  “他简直在满口放屁,”勒菲蒂对我抱怨说,“我们受攻击,在街上跌了一跤——什么看病费?在医院就待那么几天,用掉6,000块?他以为他是在同谁说话,别人是笨蛋?”
  “勒菲蒂,他说他拿不出钱来。现在他有的钱只是他妻子的钱。”
  “什么,突然又是他妻子的钱?他能编出一百二十回故事。他对我说:‘我们出了这个问题,你又不来帮个忙,帮我处理一下与那些伙计的关系。’我说:‘我并没有叫你跟各种各样人的老婆去睡觉。’迈克现在是丢了老本。他说,首先,那家伙瞎扯淡,说他心脏病复发;另外,他什么也没有给你。这家伙他是认输了,你不妨到那儿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卖掉。”
  “我看,他仍然还想搞营业买卖。”
  “搞买卖?把我排在外?我要打电话,他们会把他的一切都拿走。然后他就投奔警察,他也就到了末日。多尼,我们要在10天以内把贝塔马克斯录像机交易结束掉。我们3个人,冬天不能没有钱花。这家伙的病是在脑袋瓜子里,朋友。”
  为了使坎特摆脱困境,结束售货机这一行动,我们起初的想法是:他就一走了之。我说,啊呀,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那样就真的让我陷入困境。我把他带了进来,已经惹了足够的麻烦。他要走,我们还得设法找个理由。他应当慢慢撤出,不至于给我的信誉造成损害,因为我作为多尼·布拉斯柯仍然要工作下去。因此,在和鲍特肯杰克商量以后,我们的想法是;坎特要干一桩大的抢劫,赃物所得的钱全归他自己,不分给我和勒菲蒂。我能维护他这么干的理由。
  这将是一种双重舞台的消匿办法。我们编造一个谎言,说坎特12月份将有一桩重大的抢劫活动,和他一起干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一些老朋友。抢劫的都是一些艺术品,因为那需要特殊的联络,特殊的脱手方式,很难查到他。东西抢到手以后,他要消匿一段时间,等候货物出手。然后他再露面,就说发了大财,很快又要分利,并且要与我和勒菲蒂分享。到那时候,他要退出舞台就很得体。
  感恩节前的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告诉勒菲蒂,说他即将要干这样的大买卖。
  在这关键的时期,我和坎特一直待在密尔沃克。第二天,勒菲蒂就给我打了电话。他又有了精神。“下个月他有一桩大买卖,说我们3人都痛快。”
  “你信吗?”
  “他说,我们3个人整整一年什么都不愁,日子过得像皇亲国戚。”
  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勒菲蒂都在期待着一大笔钱。他把交谊俱乐部改成糖果店,让他女儿经营。他着手开办赌博登记经营业务,让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合伙,每人要凑2,500块钱。我们在里弄一带到处观看,看各种酒吧,有没有我们可能购买的酒吧间。离糖果店附近有另一家俱乐部,他着手把它改为炸鱼、炸土豆小店,由他和我来经营。12月中旬,我们到迈阿密海滨度了几天假,住在雷鸟旅店,常常到一个叫“帽顶”的风景区,在外交家旅店的客厅里,和我们认识的一大批老练党徒在一起欢度时光。
  勒菲蒂使用那辆租车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因此,在圣诞节前,我们的特工把它盗了回去。勒菲蒂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的特工进去,就像我过去那种偷车的方式把车盗走。一名特工把车驾回到密尔沃克隐藏起来,一直藏到行动结束。
  “狗娘养的波多黎各人偷的,”勒菲蒂骂道。“他们一定是看见了,车后座上有许多圣诞礼品,所以就偷了车。”他还向警察部门报了案。
  新年前后,勒菲蒂迫不及待地要弄钱。他那个贝特马克斯录像机买卖泡了汤。在新办的彩票赌博生意里,他几乎就要被伙伴扔出去,因为他拿不出自己的份子来。他欠了25,000块钱,迈克·沙贝拉紧催他还债。
  接着——完全出于巧合——勒菲蒂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芝加哥有一桩300万美元的艺术品抢劫案。他说:“对,就是这个,一定是他。”他心里估猜,根据其他赃物的分利情况,这次所获中,他至少能分到25万。
  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坎特打电话对勒菲蒂说,抢劫是他干的,但是他还拿不到芝加哥那里的红利,还得等一个星期。勒菲蒂要我立即把坎特叫到这边来,和沙贝拉一起面谈。
  打入进来的还有坎特的“女朋友”,是一个特工,隐蔽用名是舍莉。我们一道乘飞机到纽约,首先到了勒菲蒂的公寓。勒菲蒂把我和坎特带进了他的卧室。
  “好,现在你们注意听我说,”勒菲蒂说,“我们要到迈克店里去。迈克说什么话,你们千万要小心,因为这直接通到了老板。许多老板都卷进了密尔沃克的局势里面。”
  勒菲蒂带着露易斯一道,我们一共5个人,前往沙沙口拉旅馆。
  我们进了酒吧,受到了迈克的迎接。迈克和勒菲蒂谈了几分钟就叫我和坎特过去。
  迈克问到了密尔沃克的局势,叫坎特详细作出说明。他注意听,一声不吭。
  接着迈克说:“我已经明白了密尔沃克的问题所在,我可以用三句话给你们说清楚:他们不想让纽约的人待在密尔沃克;那个家伙跑到前面和你拉手签定协议;可是他又没有那个权力。托尼,像你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本不同你谈话的,现在我对你算是破个例。密尔沃克向芝加哥负责;芝加哥向纽约负责;像那样的协议,密尔沃克没有得到对他们负责的人的允许是无权那么做的。”
  “我明白了,”坎特说。
  “托尼,你不明白的是,他们都得向纽约负责。街对面那里就是老板中的老板。老板们上个星期三在一起会谈,芝加哥和密尔沃克方面都派人来了。街那边的老板作了个决定,对我们很有利。”
  由于布拿诺家族的老板卡明·甘兰特仍然住在牢房里,我们估计决定是由吉诺维斯家族的老板范茨·铁里作出的,他是家族委员会的统领。迈克解释说,决定指出;坎特仍然可以在密尔沃克进行自动售货机营业,巴里斯特艾里如果愿意还可以成为伙伴。但是,如果他不想再次成为伙伴,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妨碍坎特。如果巴里斯特艾里的确妨碍他,他就立即找勒菲蒂。决定对我们有利,因为巴里斯特艾里首先犯了错误。
  坎特说:“我要是犯了错误,我就像个大丈夫的样子,到对方跟前赔礼道歉。”
  勒菲蒂和迈克两人连连摇头。迈克说:“一个老板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正因为他犯了错误,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解除伙伴关系而又不作解释。”
  迈克把椅子往桌子后推一推——会见结束了。
  我们又回到了舍莉和露易斯那里。
  勒菲蒂神采奕奕。“节前节后这段日子以来,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我对你说些事吧。由于那里出现的局势,我一直没有受到别人邀请参加什么圣诞宴会或者婚礼或守夜,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份圣诞彩券都没有,就因为那边的局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现在我快活多了。”
  旅馆里一个弹吉它的艺人从我们桌边经过,露易斯请他唱《教父》的主题歌。那位艺人先用意大利语、后用英语唱了那首歌。
  “这个旅馆经过重新设计造型,前几天才重新开张,”勒菲蒂说,“你们看到这些大理石了吗?花了我60万。他全都从意大利运了过来。你们可知道,他运大理石的时候还运了什么?毒品,海洛因。”
  勒菲蒂想去马德里庄园那里,赶上那里的夜总会活动。他对坎特说:迈克最近出了很大的力,应该给他1,000块钱。“迈克将要去做些情况了解工作,把你的美国运通信用卡给他。”
  由于迈克为此要纳税,勒菲蒂说要把纳税的钱加上,这样迈克可以净得1,000块钱。
  我们正要走,迈克把我和勒菲蒂拉到一边。
  迈克问我:“多尼,你现在还为这家伙担保?”
  “对,迈克,像当初一样为他担保。”
  “那好,我要你负责。”
  勒菲蒂说:“现在,他是不是回去取钱?你和他一道乘飞机回去,一直跟着他,跟他一起把钱拿到手。然后,你把他连同钱一起带到这里来。”
  “好,勒菲蒂,就这么办。”
  我们沿着罗斯福大道行驶。勒菲蒂给坎特和舍莉讲了一些沿途的风景。
  他指着东河那边说:“就在那一带,是我们扔尸体的地方。有一次,几个老练的伙计往那里扔了两具尸体。从七区过来的几个警察正好看到了扔下的尸体。他们不想惹这份麻烦,就把他们的小船划过来,拖走了尸体,沿河扔到了下一个区域。这样,他们就犯不着办这件案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坎特去见勒菲蒂。他把迄今为止所花的费用全列了清单交给了坎特。他总共用去了31,500美元,其中17,500美元是为二老板尼基·马伦格罗要的。
  “在和老板们交谈中,尼基大力支持了我们,”勒菲蒂说。“注意,是我在向迈克要求,允许你们在那一边工作,是和我签约的合同工作,这样你们就有了阅历,就能够列在成为入盟的成员名单上。”
  在飞往密尔沃克的途中,我和坎特分析了整个形势。各家族的老板在一起进行了会谈,终究作出了决定,坎特可以在密尔沃克自由地开办营业,与勒菲蒂分利。联邦调查局要那么个售货机买卖业务有什么用啊?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既定的任务。执行这项任务,我们总共投入了50,000美元,其中包括给巴里斯特艾里的礼品,借贷,以及因为“打劫”而给勒菲蒂及其他党徒的“分利”。大约再花一名特工的薪水,我们就有足够的破坏能力,足以击倒巴里斯特艾里的罪恶家族。但是我们不能再破费了。如果我们在密尔沃克再待更多的时间,巴里斯特艾里还会认为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要干掉我们。因此,我们俩一致认为,“木材行动”已是到了结束的时候。
  坎特这时可以脱身了——就好像他从打劫中捞到了钱,不想分给别人。我要设法冷静下来。
  我们住进了马里奥特小旅店。第二天,即2月7日早上,我和坎特被认为是一道乘车去芝加哥,去取他打劫的钱,然后带着钱直接飞回纽约。我们和负责此案的特工为坎特作好了撤退安排。那天早上,坎特走了,他在密尔沃克的破案任务已经结束。
  过了一会,我打电话告诉勒菲蒂,我们改变了计划。我说:大约在上午9点,我们把衣服及一切东西都装上了车,准备启程。这时候,坎特接到了他要见面的那个家伙打来的电话,即我们使用的代号称为“带珠宝的人”。那人说,坎特不能带任何人同他一道,只能单独前往,否则他就拿不到钱。所以说,坎特就单独走了。但是,他计划去了就回来,和我一道乘车到纽约。现在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他还没有回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担心出了什么事。
  “很可能把他干掉了,”勒菲蒂说。
  “哎呀,请别说了,勒菲蒂。”
  “注意,你就待在那里别动,别跑到外面吃饭,否则一切都完蛋了。”
  “勒菲蒂,我还能往哪儿走呢?这儿外面,妈的在下雪,冷得跟冰窖似的。我口袋里只有40块钱,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其余的所有东西都装在他车上。他订了去纽约的飞机票,我待在这儿毫无办法。”
  “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说,我们会见了迈克,营业能顺利进行,他感到高兴;你对他没有什么抱怨,他也感到高兴。”
  “我这边的钱都花光了。你不要离开他,这是你待在那儿的目的。一个小时以后给我打电话。”
  一个小时以后,我打了电话。
  “什么动静也没有。勒菲蒂,你以为他被逮住了?”
  “不,我不是那么看的。可能是他心脏病,可能住了医院,天晓得。你要是一心一意照要求去干,也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你回来以后,在这儿要判5年缓刑期。这帮家伙天天反对你,夜夜和你作对。你犯了一次错误,你要受到审查。”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注意,你待在那里,什么地方也别去,没有衣服,好在房间里能叫到饭菜。这些情况他知道,他会回来。15分钟前,那个家伙又打了电话给我。”
  “你是说迈克?”
  “他说,‘你不知道目前的情况,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这样的,他缠在那边脱不开身。’你把这种东西介绍给了我,现在让我弄得左右为难。”
  “他可能受到惊吓。”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连怎么跟人说话都不懂,不知道察言观色。我说你什么也不懂。大街上一个毛娃娃,同老练的成员混在一起,比你们俩都强。不提它了。像你这种见识,在纽约市里连5分钟也混不下去,因为你的思想方法不对劲。你什么事儿也不烦,你在笑什么?”
  “我没有笑,我是在咳嗽。我得了感冒,这几天气冻得人直哆嗦。”
  “别睡觉,我们每个小时都要打电话。”
  一小时后,我说:“这家伙怕是受了骗。”
  “你怎么会这样想?”
  “那家伙当时什么都很高兴,把我的衣服全都装上了车。去那儿一趟来回需要4个小时。他平时干事不像这个样子。他应该打个电话来呀。”
  “我不信他会受骗。别让我心烦了。我以为,他在芝加哥那里遇到了麻烦。”
  一夜电话打来打去不停。第二天早上,我说:“勒菲蒂,注意,我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问我:‘托尼在那里吗?’我说:‘他出去了一会。’那人说:‘我是他朋友。本来约定昨天在芝加哥和他见面,可他根本就没有来。我以为你会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可能就是搞珠宝的。他根本就没有见到托尼。”
  “你注意收听广播,到楼下去买几份报纸。因为这家伙什么事儿没有,要么报纸上会有醒目的报道。什么事儿报纸都刊登。有电视吗?就一直看新闻频道。”
  “可是他在芝加哥,对吗?这儿是密尔沃克,两地相隔有100英里。”
  “难道密尔沃克收不到新闻报道。凡是芝加哥能收到的,密尔沃克就能收到。”
  “司法部门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对你说吧,那电话是托尼想查一下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他叫别人打的电话。”
  “他为什么要查我?”
  “我也不知道他头脑里想些什么。”
  一小时以后,我对勒菲蒂说:“那人又有电话来,他说:‘别等你朋友了,他不会回去的。’”
  “他怎么那样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只是守在这儿回电话。他离开已有24个小时了。”
  勒菲蒂说:“他不会回来,这是因为托尼在芝加哥打电话!叫他的朋友打的。可是你的衣服是在机场还是什么地方,连这点客气话也没提,是吗?”
  “他只说别等你朋友了。”
  “一两个小时以后,你还会接到电话,看你是不是还在那里。下次他打电话来,你就说:‘你告诉那个混帐托尼,把我的飞机票和衣服妈的放在机场。他就是永远不回到纽约,我们也无所谓。’口气要硬,就像我这口气说话。看他怎么说。”
  “好的。”
  稍停一会,他接着说:“这个家伙,他娘的,会不会是个特工啊?”
  “你是指谁?”
  “托尼。”
  “我不知道,勒菲蒂。”
  “我晓得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你的名言。妈的,我烦死了。我现在根本不想对你发火。我52岁了,我活着的日子全都坐牢去,就因为这个王八蛋搞得我好苦,就因为我还得处理这些混帐事。我在里弄已没脸见人。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要处理这个家伙。这件事我要凭我那死去的父亲,誓死也要搞个痛快。”
  “勒菲蒂,这事儿让我们慢慢解决。”
  “解决,没问题。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我都要把他追到。我在芝加哥拍了他三张照片,我要冲洗1,000张,到处散发,在菲尼克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一带到处散发。我一旦传出逮这个王八羔子,别提了。他躲过一年半载,管屁用。他躲在哪里,谁都不会和他接触,等到我和你去那里收拾他。我拼着这条命也要抓到他。他弄得我好难堪。”
  “他也让我难堪。”
  “别提你了,我在桑树街上真不能混了,就因为我跟这个惹祸精搅在了一起。”
  “他现在怕是把钱藏到什么地方了,”我说。
  “钱不钱,我倒不在乎。我一心想的就是要找到他的下落,那才痛快。”
  “我以为他被干掉了,勒菲蒂。没错啊,要不也不会一走24个小时,连电话也不打。”
  “我不信他被人干掉。如果他们要干他,在密尔沃克就能动手。我估计,他是不肯把钱拿出来。”
  “但是,如果那人就是和他一伙的,他也想干掉他,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我不会失去什么。只要报上没有报道,那家伙又不回来,娘的,他就是上天入地我们也要把他追到。你接到的那两次电话我很厌恶,毫无意义,因为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干了那桩事。他们也不打电话,他们给了你什么啦?多尼,你现在要干点事。去租一辆车,就用你的信用卡。去两个地方。先去密尔沃克机场,再去芝加哥机场。汽车要停在机场里。如果他的车还在机场,那就清楚了:他撇开我们逃跑了。”
  “发现他的车,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到那边去。我们把车箱打开,看下面有没有他的尸体,或者你的衣服可能还在。”
  我琢磨着,去一趟芝加哥,查一下机场,来回要6个小时。我整天就待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看看户外的大雪,不向服务人员要任何东西,不回答任何电话——好像我真的不在那里。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我去了那两处机场,我没有找到他的车。但是在芝加哥,我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讲了那辆车子的情况,问他们可见到过。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前天晚上他的确看到了一辆那样的白色卡迪拉克牌轿车。他说,警察拖走了那辆车,还听他们说起车座位上的血迹。“勒菲蒂,我认为他被人干掉了。”
  “我不那么看。这事儿有点可疑。”
  “勒菲蒂,我不能老待在这儿,钱用光了,我穿的还是两天前穿的衣服。我要结帐离开这儿。”
  “好吧,到这儿来,隐蔽一下,别让迈克看到你。多尼,我才把这些话对你讲。我对你要不是那么爱护备至,你早就妈的丢了脑袋。迈克不能像我这么爱护你。”
  我离开了密尔沃克。回到纽约以后我还得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究竟中了什么邪,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的行动像我们估计的那么顺当,我可能受到一点惩罚,而不至会丢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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