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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①

作者:楼适夷

  
  ① 此文原为湖南人民版《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0年)“书后”,略有删节。

  我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到六月,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十一个短篇,一九七六年是怎样的年头,四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那是我承蒙“姑念老弱”,特别照顾,从接受“再教育”实在同劳改差不离的干校回家已快三年,这三年就整整念了三年书。本来回到破败的老家,书本大半散失,早已“书空咄咄”,总算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没动,我就拼老命地啃起《资本论》来,可怜连笔记也做不好,只会抄摘片段,自以为已经懂了,实际还是半懂不懂。一个弄惯笔墨的人,光念书,不动笔,就好像一天没干活,晚上上床,觉得“虚靡太仓粟”,有点对不起人民的“小米”。有少数跟我划不清界限,有时还来走走的朋友,见我闲着没事,都劝我写些回忆,可是我头上“帽子”,背上“包袱”,家人子孙,全都受累,无碑可立,无悔可忏,我就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鲁迅先生说过,不能创作,那就翻译。翻译也算我的老行业,可是外文书早已空空,不是被人当作封资修的罪状搬运一空,就连自己家人,也论斤计两,卖给收旧货的到造纸厂做纸浆去了。开始,好容易借到一部六卷有注解的《万叶集》,我狠了狠心,想弄通这部日本的国宝,古代诗歌的综集,可整整啃了大半年,全书四千五百多首,好容易才译出了七八十首,不但应该知难而退,而且兴趣也不大了。想想到底还是对近代文学熟悉一点,从友人黄源兄借到了一本《芥川龙之介集》,读来深有兴趣,便动手译起芥川的短篇来。
  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命的“鬼才”,我一向有点喜欢,旧友重逢,特别亲切。他是一位才华洋溢,学力丰厚,思想深刻,气品高迈,文字清丽,在艺术琢磨上颇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极短促的创作生涯中,为日本文学留下一笔极可贵的财产,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数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创作的初期、中期,写过许多历史短篇,其题材的新奇,构思的精深,确在日本文学中别具一格,当时即受读者的爱好和文学前辈的知遇,至今还是广泛流传,万众传诵,用他的版税,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奖”,送出了许多文学新人。
  他于一九一四年与友人共同创办《新思潮》文艺刊物,发表处女作《老年》,次年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鬼脸儿》和《罗生门》二作,就受到文坛有识者的注目,成为当时一代大家夏目漱石的门下,受到漱石的赏识,而投身于创作的生涯。一九一六年,他在《新思潮》发表了短篇《鼻子》,漱石就对他说:“你再写十篇这样的作品,则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坛上,也将成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此后数年,他的创作力分外旺盛,艺术修炼,日益精进,连续出版了三本短篇集:《罗生门》、《烟草和恶魔》、《傀儡师》,而成为一方的大家。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社会斗争的剧烈,使他思想上原有的怀疑、彷徨和神经质的阴暗的一面日益浓厚,这些便表现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思想彷徨的结果,终于以正当三十五岁的盛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自己家里,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抢救无效,而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他死后的纷纷议论中,有人把他比做古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和小说家倍德罗纽斯(Gauis Petronius Arbiter?-65),一身浸润了过去阶级最高的教养,但不能不见到新的时代的胎动,而感到自己已经赶不上去了。于是,便走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对这位作家的作品读过一些,但不全面,平素亦更无深入的研究,但他在初、中期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短篇,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当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之后,我在闭门深居之中,作为自己日常的课程,也可以说作为逃避现实,逃避痛苦的一种手段,便选出了自己所偏爱的篇目,重作冯妇,又理旧业,开始翻译起来。一个动惯笔墨,长期被逼停止,又见到自己亲笔写出来的稿纸,渐积渐厚,首先已得到了劳动的乐趣。而且说起来芥川不但充实了我那时的日常生活,使我每晚上床,感觉这一天没有白过,而且这工作还居然打救了我一次。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四月一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和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我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其实后来知道,在这几天中,一家人包括老伴和身边儿女,谁都各自去过广场,抄过诗与挽联。可是风声紧了,有人在四处追踪去过广场的人,和私自抄下来的歌诗。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提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受了表扬,告辞而去了。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下去。
  我明明知道这些先生太太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不过一要耐心,二要长寿,总有一天会苦到那个时候的。但翻译的目的,倒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为了“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我还请人刻了一个图章,叫做“二三书屋之印”。那就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往来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也算“与众共乐”了。这《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也就是这《二三书屋》的出版物之一。然而流传出去,居然辗转转阅,大受欢迎,搞得我自己手边一本也无。
  首先《罗生门》是鲁迅先生早已译过的(一九二三年《日本现代小说译丛》),我在复译之时,从先生译文中,受到不少教益。先生还译过芥川的《鼻子》,可能是最早介绍芥川的了。后来他说过还想介绍点芥川后期的作品,但因战斗频繁而未能实现。记得解放前开明书店出过一本《芥川龙之介集》,内容篇目,则一时想不起了。
  其次,这里有一篇《奉教人之死》,原作伪托古籍,全用文言书写,我就东施效颦,勉学林琴南式的笔调。林琴南莫道他不识外文,赖人口译,才作笔述,但其所译,竟似重新创作,传情绘形,词达气顺,有其独自的特色,现在是连旧书店里也买不到他的译书了,但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少是从小就爱读的,我这儿是婢学夫人,想让青年读者,略尝异味,大概不致蒙反动复古之嫌,把我划到林派那里去吧。
  素盏鸣尊是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一个逆子,周启明所译《古事记》中的速须佐之男命,就是他。他那老年的遭遇,神语中没有,大概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一个从小忤逆父兄的逆子,待到年老,也受到自己儿女的反抗。只要作者不让古人说现代话,或把古时农民起义的英雄,写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小说当然允许作者有骋驰自己艺术想象的权利。例如《秋山图》写的就是中国艺苑中的真人,但内容是否真事,读者一看便能自己判断了,用不到译者的解说。《莽丛中》和《报恩记》写的都是强盗,前者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传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手法简洁而引人入胜。后者写一个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剧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也是极为动人的。
  《地狱变》以血淋淋的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的命运,更使人有惊心动魄的感受。《阿富的贞操》中,阿富为了救助一条猫儿的生命,竟然准备坦然地献出自己处女的贞操。而《六宫公主》中可怜的贵族的公主,则只能作寄生之草,最后落入路倒尸的结局。
  《戏作三昧》写的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名着《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一天中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社会的形象,这对于今天的老年人倒是可以吸取一些教育的,正如马琴的小孙孙对爷爷的告诫,老人嘛,一要用功;二不要老动肝火;三是万事得忍着点儿。现代人平均年龄正在日益提高,老人很多,这三点大可作老人们的座右铭。
  最后一篇记述托尔斯泰同屠格涅夫闹别扭的事,有托翁长子的回忆可证,是有趣的真人真事。
  我这段简单介绍,看过全书的人本可不看,但有些读者是喜欢先看看前言后记,然后再读正文的,可能读者先翻一翻,那就不算多余的介绍了。至于见仁见智,则自有读者自己的领会,用不着多所饶舌。在此我真要说的,倒还是那文不对题的关于译出此书的经过,乘机为林彪“四人帮”表一下功。为了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安定团结,最为重要,有些恩怨应该忘却,倒是那十年浩劫,不可不永远牢记,决不听其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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