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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月二十七日。
  昨天休息了一整天,今天上午列队绕过市区来到城墙上出操。我担任联队本部的营兵,所以操做到一半,我就回营地了,这时泷口上等兵告诉我:“中队长命令大家去出操,趁机来检查枪支是否都保养过,并把那些没有保养的枪都拿走了。”
  我的枪虽然没被他拿走,但我还是被中队长这种卑鄙的行径激怒了。
  做完操后陆续回营的士兵都破口大骂中队长。要是一个混蛋下士做出这种事倒也罢了,作为中队长怎么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呢?作为中队长在检查前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今天要检查兵器。”大伙儿本来就反感森山中队长,通过这件事看出了他气量狭小行为卑劣,就更加蔑视他了。可以说他暴露出人格的卑污,失去了士兵的信赖。
  真正的领导不是靠军队森严的等级来指挥士兵的。我们这个中队的士兵表面上很服从命令,其实大家都打心眼里瞧不起中队长。好的领导是因其崇高的人格受到士兵的尊敬,从而指挥部队的。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团结。
  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最多去站站岗。猪肉和鸡蛋都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定好炊事值班表,轮流做饭,当班的士兵各自露出绝活,令我们大饱口福。
  没有什么任务,我们天天酒足饭饱,在初春暖洋洋的阳光下,过着愉快的日子。
  新乡是一个肮脏的支那城,城墙的外观很是雄伟结实,像是用砖头砌的,但里侧却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土墙。特别是北城门,又小又破,摇摇欲坠。
  我们经常去北门站岗。出了北门,就有一条混浊的小河,河上浮动着无数的帆船。河上有一座桥,走过桥就能看见一个澡堂。轮到我们中队洗澡时,大家就到这个澡堂来。桥的两边排列着很多售货摊儿,有卖花生的,卖饮食的--不是卖饭而是卖粥,还有卖馒头、卖糖果的。来来往往的支那人就站在路边吃,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很自然的事儿。
  支那人对养鸟情有独钟,在北支那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他们养云雀一样的小鸟。即使在桥边的售货摊上,也能听到云雀婉转的鸣叫声。摊主一边做生意一边竖耳聆听悦耳的鸟啼声。而来往的人们听到鸟叫声,也转过脸欣赏它们跃动的身姿。
  云雀在桥上高歌,曲调忽高忽低,变化多端。
  碧空万里,风轻轻地拂着人脸,空气像牛奶般清新,地面上水汽袅袅,大地一片春意盎然。
  河上浮动的小船里,有的支那人边晒太阳边不慌不忙地抓虱子。
  这儿还能看到流动的理发摊,像内地的卖面条摊儿似的,挑着担子在街上到处招揽客人。扁担的一头摆着推子、牙刷似的刷子、洗衣皂,另一头放上脸盆,身上围一条脏兮兮的白布围裙,沿街做生意。说到理发,中支那人都留头发,但北支那人却个个光头。士兵和支那人就在路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剃头。士兵们不愿把洗衣皂涂在牙刷似的刷子上洗脸,就自带洗脸香皂,理一个头十钱。
  好像敌军曾在新乡驻扎过,有的人家还留有支那军宿舍分布图。敌人在逃跑之前往所有的井里都投了毒,所以井水一概无法使用。吃喝洗漱只能用混浊的河水。居民也用这河水,帆船上那些不讲卫生的支那人把粪便也倒进河里,即便如此,这种泥浆水还是很值钱的,有人就挑着叫卖。我们用石油罐装水,六罐共十钱。
  支那的井都是些直径二尺左右的圆井,非常简陋,仅仅是在地面打个洞,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围着;井里面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另外,他们根本没有“排水”的概念。厨房里没有排水沟,而是把污水盛在桶里,满了就挑出去倒掉。
  不管我们在哪儿扎营,头一件事就是修建厕所。可以说支那没有厕所,要有,也就是挖个五寸宽、二尺长、五寸深的洞,再在地面搭两块细长的石头。士兵只要住上一夜,这种“厕所”就会粪便四溢,无法使用,这样的话,一百个士兵就得要一百个这样的厕所,因为谁也不会在别人用过的地方解手。
  因此要在一个地方长期驻扎的话,头一件事就是建厕所。
  支那人的厕所为什么会这么简陋呢?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农民经常为肥料短缺而头疼,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到城里来用竹筐挑好几次粪,这样一来,这里人家的粪便就不会像日本那样积起来。
  原因当然不止这一个,更重要的是支那人缺少清洁感。
  他们的厕所设备极其简陋,更确切他说是没有任何设备,只是指定个地方用来解手而已。没有门,也没有围墙,完全暴露式的,女人好像也在这种地方解手。与之不同的是,中支那人是用尿壶或漆成红色的马桶。
  北支那的农田与田埂之间没有任何界线,田埂只是在田间踩出的一条小径而已,在我们想来,即便是踩出的小径,也应踩成一条直线,但在无垠的平原上,他们踩出的道路却是弯弯曲曲的。可能第一个人走的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路,而后来的第二、第三个人都不假思索地顺着走而形成的吧?这很像我故乡的雪中小径。
  北支那的房子都呈四四方方的火柴盒状,往南方走,平坦的屋顶渐渐呈小山的形状,这是因为北支那干燥少雨,屋顶就用土垒成平的。
  这一带的屋顶是用瓦盖的,但瓦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厚。
  天花板是用竹子搭成网状,再用一层脏兮兮的纸糊起来的,墙壁也贴上了纸。
  在联队本部站岗的战友告诉我一件事。说是野战炮队的两名士兵,没带武器就到离城一千米的地方征用军需物品,结果一名差点被残杀,另一名逃了回来。那名差点送命的士兵外套没了,身上只剩一件衬衫,腰以下什么也没穿,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也中了弹,处于濒死状态,听说他是被营救回来的。从他下身没着衣物来看,可能是在强奸女人时遭到袭击的吧!
  接到报告后,联队副官建议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化为灰烬。但队长不同意,理由是烧毁一个村庄易如反掌,但会引发这一带村民产生反感情绪,不能圆满地完成安抚工作。凡事要从长计议,放长线钓大鱼。最后队长下令让那没带武器的士兵受罚。
  今天是三月一日,本来我们可以外出的。日历里带“一”的日子都是外出日。但我呆在屋子里没动,因为根本没什么地方好去,要么就是去朝鲜人的妓院。
  我和沈口、村下少尉花八十钱买了两瓶世界长牌酒痛饮。
  酒酣耳热之时,我们听到了这个事件。趁着酒兴我们大嚷道:“就该一把火烧光那个村庄!”
  “酝酿了二十年的抗日情绪,是不可能因为安抚队十天。
  二十天的宣传就烟消云散,从而开始对日军抱有好感,成为日军的顺民的。这一带的村民没有经历过恐怖的战争,没尝过军队、子弹的滋味,所以他们不敬重士兵。应该先对他们严加弹压,让他们饱受铁棒之苦,等他们对日军产生敬畏之情后,再使用安抚的手段。真该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尝尝大屠杀的滋味。”
  我们三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话题也不断变化,最后说到了泷口的信仰问题。泷口每天早上都要合手拜神,我就说:“信仰其实就像是味精。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了信仰人会更坚强,信仰的作用就相当于增加菜的口味的味精。”
  村下少尉接过话头:“信仰是味精的话,那寺庙和神社岂不成了生产厂家了嘛?”说完哈哈大笑,仰起脖子又是一杯。
  我问泷口:“你每天祈求神灵保佑你什么呢?我还没拜过神呢,你该不是求神庇护你升官发财、子孙兴旺吧?”
  “我才不是为了那些呢!我就是拜拜神灵而已。”
  “但总是有动机的吧?我记得刚刚出征时,你并没有这个习惯嘛!”
  “的确是有动机的。”
  “那是什么动机呢?”
  他没有回答。我想他肯定是面临巨大的危机束手无策,才转而向神灵祈求奇迹的吧。他是考虑到如果说出动机,可能会被我们小看,所以缄口不语。
  三月三日。
  我们宿舍前增设了一个娱乐中心,是安抚队安排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安放了一台唱机,另有五六名姑娘沏茶服务。
  设备是简陋了点,但能听到久违了的唱片,还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
  新乡是一个小而肮脏的地方。
  三月四日。
  城门内外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除了士兵来来往往外,很难见到居民的身影。说到店,只有一间脏兮兮的饭店,倒是城外的车站附近更繁华一些。路边的露天摊上,有人在叫卖古董等物。在地上铺一张草席,放上古董、零头布、日杂用品等,就成个摊了。摊上摆放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上。往右拐一点,就能看到散发着臭气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
  今天是村下少尉值日班,我和仲之岛跟在其后一同巡查。
  我们走进了支那人的卖淫窟。里面污秽异常,房间里全是灰尘。在宽两尺五寸多、长六尺左右的灶间里垫上麦秆,再铺上一层薄薄的脏被褥,女人就躺在上面。说她们是女人,不如说是母狗,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三十五六岁不等。那里面还有一些卖淫女是有丈夫的,我们问她丈夫:“让我们乐一下,挺好?”他就回答:“挺好!”然后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我们问他:“这女人是你妻子吗?”他回答:“是。”问女的:“这男人是你的丈夫吗?”她也回答:“是。”我们又问她:“这孩子是你的吗?”她点头回答,然后就当着丈夫的面领客人去房间了,一副若尤其事的样子。而丈夫似乎在企盼着能多来几个客人。这些一间连着一间的卖淫窝,几乎都是一家子。有祖母,有母亲,也有丈夫,全家就靠妻子和女儿的卖淫所得维持生计。
  我们手持刺刀,一间一澡挨个儿走过去,让那些卖淫女脱裤子取乐。她们褪下长裤时,只见里面内裤都没穿,直接露出下身。我们一路看过来,被这儿特有的恶臭熏得头都痛了。
  “呸!呸!”我们边啐唾沫边走出卖淫窟。
  回到宿舍,有人在大声朗读《读卖新闻》:“依据新形势,为了确保战争长期持久地展开,也为了强化兵力,将对一部分出征部队进行整顿和换防。”
  我们大叫起来:“但愿我们就是这一部分部队!”
  这则消息令士兵们欢呼雀跃,在士兵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归国情绪。
  三月六日。
  到处都能发现残敌的行踪。
  上午十一点,春光和煦。我正在北门悠闲地站岗,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喇叭声。中队马上分坐三辆卡车轻装出发了。中队出发后,营兵也接到立即出发的命令,我们这些营兵就和重机枪分队的士兵同乘一辆车,紧跟在中队后面。
  据报,汲县附近有五百个贼兵袭击铁道队,我们的卡车卷起阵阵沙尘全速疾驰了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汲县(卫辉)。
  第四中队(坂队(坂队,部队名。此队的中队长姓坂。当时日本军为了保住军事机密,称呼部队时用长官的姓。))驻扎在汲县的女子学校里。这个学校设备简陋,很不正规。黑板就是那面用墨涂黑的墙,教室也给人一种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感觉。这要在日本最多算个私塾。
  遭袭击的地点离汲县有五公里,等我们赶到时,只看到被残杀的尸体,敌人早就高唱凯歌逃走了。我们停在一个小车站里,这个车站位于汲县与道口镇之间。我们停在站台上,等待着满载尸体的装甲列车。
  北支那的三月初,正是杨柳发芽、春风拂面的时节。大地上空气清新,散发出一股牛奶般的香甜气息。在这万物复苏之际,暖风让人想起了故乡的山川、父母,还有和恋人们度过的日日夜夜。
  连接汲县与道口镇的铁路是敌人逃亡前破坏的,他们还通告村民可以把枕木当柴烧,一直为燃料发愁的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卸下了枕木,导致这一路段陷于瘫痪,铁轨则被散乱地扔在一边。
  铁道队的四十五名工兵正在修复平汉线彰德以南部分被破坏的铁路,得把这一段铁轨给接好,于是他们征用了约五十个农民和苦力干体力活。天空蓝蓝的,风暖洋洋的,地面升起的雾气使得一切看上去都像在梦幻中,没有炮弹声,也没有刺耳的枪击声,在这儿也听不到都市的噪音,有的只是温暖的阳光和十字镐挖土的声音。工兵们脱去上衣,半裸着身子埋头干活。
  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戾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
  吃过早饭后,沐浴着春风,哼着小曲,工兵们一边谈论着何时回国,一边在心中描绘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十字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半裸着的健壮身躯,被阳光晒成棕色,背脊都汗湿了。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在这和平、安详的空气中潜藏着死的危机。五十个苦力也都很卖力,附近的村民也参加进来,工程进展很快。
  工兵们离开他们摆枪的地方有百米之远。他们放松的弦儿根本就没想到会出意外,只顾埋头干活。他们中有一人停下了手中的十字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他看到有些像是农夫的人从四周慢慢逼近。但工兵们仍未觉察到危险,因为附近的村民也加入到五十个苦力的劳动中来了,所以根本分不出哪些是残敌,哪些是苦力。工兵们只觉得,今天苦力好像特别多,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头,但转而又觉得一切很正常。
  他们继续挥动铁镐挖铁轨。等他们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之兆,再抬头四顾时,只见三个腰上挂着红布条的便衣队员,屈着左腕,眼露凶光,向他们逼来。啊,是手枪!右手持着的是手枪,正瞄准他们呢!紧接着很多便衣队员就像狼一般,恶狠狠地逼近他们。腰上挂着红布条的人好像是他们的头儿。当工兵们惊慌失措之际,五十个苦力就像炸开花的手榴弹作鸟兽散,只剩下这些工兵被敌人紧紧包围。枪支全放在百米之外了,怎样才能拿到手呢?他们后悔自己的疏忽,全然不知如何应战,只能起身怒吼。
  面对手枪,他们不得不挥起手中的铁镐应战。他们知道死期临头了,便拼着全身气力上前搏斗。手枪响了,步枪也扣动了扳机,机关枪在扫射,铁镐飞上了天,青龙刀在头上挥舞。
  血染铁路,脑浆迸裂,到处是嘶喊声与呻吟声。双方交锋的时候,那个胆小鬼少尉小队长居然扔下了四十几名部下,急急奔向装甲列车。他是多么卑劣,多么没有责任心啊!敌人瞄准装甲列车的门扫射。迫击炮的炮口也瞄准了列车,小队长慌慌张张,只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列车刚刚启动,七名工兵也冲到了装甲列车的入口处,敌军的子弹集中射在车门上。而这时胆小自私、无情而又愚蠢的小队长居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小队长!小队长!!”七名工兵大声疾呼,死抓着门不放,但铁门紧闭,列车全速疾驰起来。在列车的背后,战友们浴血奋战,嘶喊声与呻吟声不绝于耳。七名工兵大骂小队长“狗娘养的”,松开了紧抓着车门的手。
  列车卷起了一股黑烟,把他们扔在身后。他们七人全部趴在地上,寻找着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他们手里拿着从架枪处取来的步枪,一边到处射击一边找地方准备突围。他们看到前方匍匐着三个敌兵。
  七名工兵大叫:“从那儿突围!”就挥动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了上去,三个敌兵扔了一个石块一样的东西转身就逃。工兵里的一人捡起敌兵扔的东西一看,是个铁制的圆筒,他大叫:“混蛋!”就把圆筒投了出去,只听“轰”的一声炸起一层泥土。
  工兵们听到那爆炸声,才知道那就是手榴弹,原来他们还未见过手榴弹呢!正在他们竭尽全力逃命时,一半的战友已经倒下了,还有一些战友发出野兽般的怒吼,英勇地与敌人搏斗,这时有数十个敌人跑来追这七名工兵。在这七个人里,有一位任分队长的伍长。他们七人爬过一道土堤时,伍长让其他六名工兵先逃,自己一个人停下来射击保护。一人、两人、三人,敌人应声而倒,但他们还在不断逼近。伍长拼死应战,他早就下了战死的决心。
  当六名逃脱的士兵准备绕过一所房子逃跑时,回头看见伍长挥动着刺刀,与敌人的青龙刀在激战,这六名士兵知道自己无法救伍长了。终于数十名敌人挥动着青龙刀向伍长砍去,伍长浑身是血,当即倒地身亡。六名士兵眼睁睁地看着伍长被杀,强忍泪水,继续逃命。
  当六名士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铁路守备队时,他们的小队长--那个扔下部队,一个人乘列车逃命的胆小鬼少尉,却向他们脸上啐着唾沫,大骂起来:“你们是吃白饭的吗?敌人袭击时,你们连枪也不带,慌慌张张只顾逃命,根本不应战,瞧瞧你们这副丑态!用不着你们与总部联系,这是我的职责!”
  六个人本已筋疲力尽,听到他的怒吼,心中的愤怒之情更加强烈起来。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泪水却从他们眼里流出来,嘴里虽然没有说一句反抗的话,但瞪着上司的眼里却燃烧着野兽般的仇恨。他们心中可能在怒吼:“小队长才应该指挥小队应战的,不应该扔下队员,放弃指挥权,一人逃命,要与总部联系完全可以命令士兵去干,你明明是在诡辩,胆小鬼一个!”
  接到报告后,警备队立刻就出发了。但队员们弄错了方向,等他们中途折回,赶到袭击现场时,已不见了敌人的踪影,附近村子的村民也紧关门户,各自逃亡去了,在那儿的只有满地鲜血与痛苦的呻吟声。
  被残酷杀害的三十七名士兵的尸体,让人惨不忍睹,敌兵的暴行令人发指。士兵们有的被剜去眼睛,有的被削下鼻子,有的生殖器被割下,有的脑浆迸裂,还有的缺胳膊少腿。他们全被扒光衣服,赤裸裸地躺在那儿。救援队的队员们眼噙着哀悼的泪水,心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就这样,三十七具全裸的尸体被并排摆上无盖列车,身上盖上了茅草运了回来。
  就在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一位熊野郡出生的后备一等兵,名叫熊野纯一,今年三十五岁。在卡车上,他不小心把枪插进电瓶与汽油箱之间,枪当即被折成两段,因此被罚关禁闭两天。这主要是中尉在外催得我们慌忙失措所致,几乎可以说是由于不可抗力引起的。我们都很同情熊野,便纷纷向中尉求情。或许是念及我们都为他求情,中尉才只罚了他两天禁闭。
  昨天居仓一等兵在站岗换哨时不小心把枪掉在地上,碰坏了枪上的瞄准器。就为这事被罚了五天禁闭。
  对这件事,我们私下议论:“我们是在生死线上战斗的人,不知明天是死是活,因为这点区区小事就关我们禁闭,实在是不妥。”当然,说是关禁闭,只是书面说法,其实就是在各自房间里闭门思过,但要记到军队手册上去,所以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丢脸的事。
  三月十日。
  我奉命去北门站岗。规定支那人在过卡子的时候都要向我们脱帽敬礼。不敬礼就想过卡子的人,经常被我们用棒子狠揍一顿。那些敬了礼但态度不端正的人也要挨打。有的人头上都被打出血来了。
  我们不为生计所困,也不用担心经济收入,过着单纯的日子。一阵暖风吹来也让我们满心欢悦。
  坐在哨所里,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来往的姑娘打分,乐此不疲。北口一等兵说起前几天,正巧碰到我们宿舍边上娱乐中心的姑娘在上厕所,他就跑上前去说:“我们来乐一下,好不好?”被姑娘用柔软而纤细的脚踢了一下,乐滋滋地回来了。
  要是一个男的踢他一脚,他肯定会火冒三丈,与人干架了。看来女人还是很占便宜的。即使是敌国的女人,这些男士兵也不想去打她们。过关时有的姑娘敬礼很不规范,但一看到她们的笑脸,长着胡子的哨兵就不会举起棍子了。
  晚上十点,我们围着火闲聊的时候,三天前开着卡车去彰德拿信件的森崎曹长回来了,我一下子收到了三十封信。
  我欢呼雀跃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接收到故乡来的书信更让人兴奋的了。这比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攻打下一座军事重镇还高兴。
  我先把写信人的名字全过了一遍,然后就想先读哪封信。
  我的心跳因兴奋而加速,手中拿着三十封来信把玩不已。我决定先看最亲爱的弟弟的来信,接着看了一个女孩的来信,然后是佐佐木健一的,大阪的河村的……每读完一封信,我就回想起写信人的一切,简直是在品一杯美酒。
  弟弟是在他被征兵入营后的第二天发的信,他和我一样,被编入第三中队,好像在第六小队。他说要是他也来大陆打仗的话,那就可能会编入我们这个中队。兄弟能同在一个中队,那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埃,一想到这我就高兴不已。
  大阪的河村伊之助的信,是他从内地出发时,在大阪的宿舍(大阪市东区道修叮二丁目三六)发来的。内容大致是,很感谢我从南京发出的信,他还把我的信拿去给市内的妇女会和其他团体的人轮流阅读,把它当做传家宝似的保存起来。
  他用“传家宝”这个词是有点夸张了,主要是想说明他非常感谢我的信。
  河边的表弟英六给我寄来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我读三十封来信时,时间很快从我身边溜过,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我读完信后上了床,但脑子却兴奋起来,想起了故乡那些给我写信的人,一直无法入眠。
  第二天早上到卫生所值班时,卫生队的一个士兵走了过来,他对我说起了他们的队长(大尉):“我们的队长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女人和酒,不然就会找士兵出气。即使是行军的时候,当班的都要先赶到宿营地,在队长到达之前找好女人,在南京的时候,从难民区弄来大约三十个姑娘。我们也沾光,几乎每天都有女人陪睡。队长是这副样子,手下的士兵自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们每天都要找中国女人。最近还好一些,天一放亮就让她们回去。”据说他们的队长甚至扬言:“只要你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强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后面的事由我来担着。”全队都是这种风气,卫生队里三十名左右的士兵,人人都染上了花柳病。如果他讲的都是实话,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儿啊!他们的最高追求就是欲望、酒精和女人。
  那些因负伤而被送至卫生队接受治疗的士兵们,一提起卫生队员,几乎人人都怒火中烧:“这些卫生队的人个个都是贼,不知廉耻,没有人会原谅他们。我们负伤来到这儿养病,他们却抢走我们的钱包、手表、钢笔等,那些重病员只有自认倒霉,就当把值钱的东西弄丢了,虽然胸中积了一股恶气,但受伤时,也弄不清是谁愉的,光知道是卫生队的人干的,又讲不出是张三还是李四,只能吃哑巴亏。”
  这些恬不知耻的混蛋!他们居然去偷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斗的士兵们的物品,还有比、这更可恶的罪行吗,这就是以酒、色、欲为最高追求的家伙们寡廉鲜耻的行径!他们行为玷污了日本军人的形象。
  他们是无耻之徒,卑鄙之至,这是战场上最堕落的现象。
  战场上存在着几种堕落现象,但没有一种比这更严重。
  站完哨,我出去花两日元找了一个朝鲜妓女。我花两日元买下了她的肉体,自己也得到了发泄。她还用朝鲜语唱歌给我听,她动人的歌声在我心中回荡,给我带来了欢乐。
  最近,我们写信的内容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甚至不许我们写诸如河水混浊之类的话。枯燥的日子一天天持续下去,大家都觉得无所事事,这时,又传出了凯旋归国的谣言。在南京时,一听到回国的字眼,就马上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倾听。
  但现在听到这种传言时的第一反应却是:“怎么又传起来了?”
  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致,听过也就忘了,闲得无聊时,就在墙纸上涂鸦,画画女人像,自得其乐。
  有一天,传来了最近有不少间谍出没的情报,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出去搜查间谍。
  据说间谍的左手或是右手手腕上,一定会有五个星星的刺青图案,要不就有为了盖住这种图案而留下的拔火罐的痕迹。
  我们一听到这话,马上想起了娱乐中心里姑娘们的手腕。
  她们中的一个姑娘手腕上就刺有五个星星。
  士兵们不知道她是因为何种原因而刺青的,只是觉得奇怪,常常会盯着她的手腕看。最后她只好往手腕上绕了纱布。
  因此大家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她的身影,当即就把她检举了出来。
  我来到一户人家检查,灰暗、狭小而又肮脏的房间里,只见一对中年男女躺在床上,另外还有一个男孩。我不由分说拖出男的来检查了一番,然后让他站在门外,开始查起女的来,男人怕我会对他的女人做出什么不轨的行为,很担心地站在门外。大森一等兵手持刺刀喝令他不准动,还有两名士兵把他的胳臂紧紧扭在身后。
  我的手指碰到女人柔软、丰满的胸脯时,当即像触了电似的感到浑身发烫。我让她解开上衣,把手放在她腰上,准备检查她的下身。她当即绷紧了身子,双眼瞪着我,强烈地反抗起来。我本是受好奇心和恶作剧的驱使,但经不住她激烈的反抗,只好松手放开她。
  男人、女人身上都没有五个星星,但他们家的墙上挂着部队用的水壶,而且那个男人高大的体格和相貌,也有点让人怀疑是便衣队的。所以我们带走了他。
  我们带着十几个支那人准备离开时,安抚队的人飞奔过来辩解道:“身上有刺青的不一定就是间谍。支那人习惯在小孩身上留记号,这只是为了避免走失。”于是我们就把那十几个人全放了。这时,我检查过的那个中年妇女拼命跑了过来,挽着丈夫的手满心喜悦地回去了。看来是她恳求安抚队放人的。要是晚来一小时,这些人就要命丧黄泉了。
  就在安抚队拦住我们的地方,有一个棺材店。支那人的棺材是把圆木的一面刨平,搭成长方形,在窄的那面刻上一个令我们不可思议的“福”字。
  听说支那人都是在死前就做好棺材的。这种沉重的大棺材被安放在各处田地上。过几年后,再盖上土,形成一个土馒头的形状。古代日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墓地,大家都是把棺材随便放在自己家的田边,或是空地上。在支那是看不到公共墓地的。在北支那各地经常能看到冥钞,上面标有“南无阿弥陀佛”。还有“五元”、“十元”等币值的字样,日本人出殡时往死者棺村里放三文钱的行为,可能和这出于同一种佛教信仰吧!
  要是有人问我子弹和鬼魂哪个更可怕的话,我觉得与鬼魂相比,子弹算不上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三月十五日。
  距驻地三里左右,有一些零星的村子,我们今天曾经去扫荡了一次。但无论何时,无论我们怎么扫荡,总也抓不到敌军的残兵。所谓的扫荡也就是抓些鸡或猪回来,要不就是找姑娘取乐。今天就抓了三只鸡做成素烧鸡,大伙儿兴致勃勃,酒兴高涨,高谈阔论。
  就在我们围着炉子唱歌的时候,从漆黑的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声。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炮声。
  “有敌情!”霎时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在我们脑子里划过。
  户外,传令员奔跑在洒满清辉的弯曲小道上。他大声催促着:“森山队马上到联队本部集合!”随即又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军靴的“哒哒”声。
  我们全副武装朝本部跑去,赶到本部又接到守卫北城门的命令。当我们赶到北城门加强警备时,碰到卫生队那群混蛋兵抱着各自的用品,连武器也没带,慌慌张张从城外跑来,没有半点军人的作风。这是一群沉溺酒色、不可救药的家伙。
  他们肯定和以往一样抱着女人做美梦呢!有很多人赤着脚,这群连鞋子都忘了穿的笨蛋。
  没多久,传来了令人悲愤的消息,并随之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森山队第二小队遭到敌人包围,正在浴血奋战,森山队马上赶去救援。”
  中队长一行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愕和悲愤,马上就行动起来,恨不得能插翅赶去救援。清辉洒在我们身上,大地消失在广漠的黑暗中。城墙被我们甩在身后,只有道路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我竭力压抑着自己想早些赶去救援的念头,一言不发,努力与部队步伐一致,“嚎嚓嚓”地跑步前进。我们一行怀着悲痛的心情,行走在一轮清月映照的广阔大地上。我们全副武装,以备与可憎的敌人拼死一斗。三辆卡车全速赶上了我们,载着我们狂驰。不知司机是怎么想的,居然在半路上停下来,唠叨起来,这时马上就有人催促道:“你说一句话的当儿,就会失去一条珍贵的生命,别唠叨了,快开吧!”
  车子继续全速疾驰,掀起一阵沙尘。开了二三十分钟左右,左边出现了一个村庄。中队长说:“要是村子里有敌人就糟了。让我们先射一通再说。”
  我们停住车,在车上架起轻机枪对着村庄狂扫一阵。村庄里只传来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并没传来敌军回击的枪声。由此可判断村子里没有敌军,我们再次启动了卡车。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潞王坟站,准备开始进攻。
  考虑到只留下司机容易出意外,中队长就让三名司机把车子停在一边,随部队一同前进。但司机坚持说:“我们的武器就是车子,军人是不能扔掉武器出发的。我们三人要和车子一起留在这儿。”
  我们这次只出动了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三十多名步兵,本来没想到要分散兵力,无奈之下,为保护他们,只好留下四名士兵,其他人开始进攻。这次一同来的号手平时常常口出狂言,爱与人干架,外表显得很鲁莽。中队长准备让他留下来保护司机,但号手考虑到七个人势单力薄,胆怯起来,死也不愿留下。司机虽不是战斗员,却斗志昂扬;作为步兵的他倒贪生怕死,大家都嘲笑他是个怕死鬼。
  这次出动的人不多,为了显得兵力强一些,我们特意拉开散兵间的距离,向高低起伏的地面横扫过去。中队长说,一直这么往前进的话,就能到车站的里侧了。
  虽说白天是春风拂面,北支那的夜晚却寒冷异常。前进了十到十五分钟后,中队长大吼起来:“号手,快吹喇叭!通知救援队来了。他们该有多高兴啊!快吹啊!”
  号手答道:“喇叭没带来。”“混蛋!号手居然不带喇叭,那你当什么号手!”号手答了一声:“是!”但语调里似乎带着一丝辩解的语气----“这么慌慌张张的,谁想得到呢!平时不也从没叫我吹喇叭嘛!”
  我们到达一个小山丘。已经前进了几十分钟了,但既没看到敌人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会不会全队都被杀了?”我们的心被这种沉痛的念头占据了。
  终于赶到守备队的岗位。小队长荒井少尉等八人分别受了轻伤、重伤,一名士兵战死了,而敌人早高唱着凯歌撤走了。
  今晚又有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月亮的清辉冷冷地洒向大地,广漠的大地冻结在冰冷的月光下了。
  我们为了防止敌人来袭,挖了散兵壕,并蹲在壕里守卫。
  夜色更深,不知何时起,觉得肚子饿了。野狗在黑暗的远处吠叫。我们竖耳倾听着风声、狗叫声,等候着敌人。但直到东方泛白,他们也没出现。这一夜可真长呀!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呼出的气似乎都要冻成冰了。
  三月十六日。
  阳光从地平线上洒向天空,村民们还在酣睡中。这时我们重新列队去村庄扫荡。我们的队伍向村庄开去。村庄里有一片树林。树林、房子和人好像都沉浸在熟睡中。用重机枪堵住退路后,我们进人村庄。村民们惊慌失措起来,左右逃窜。
  中队长下了命令:“逃跑者格杀勿论,没逃者带走审讯!”
  拂晓时分,突然响起了枪声,夜似乎也被惊醒了,树林和村子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我们挨家挨户地扫荡,看到什么砸什么。在村子边上的壕沟里,有十二三名妇女和孩子吓得筛糠似的发抖。她们都把脸伏在地上,为那场即将降临到她们身上的灾难而浑身颤抖,犹如看到恐怖的地狱一般。
  农民们汗流满面、没日没夜地劳作,但到头来苛捐杂税和麦子的歉收总把他们压得直不起腰来,农民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贫穷日子。而现在,可怜的她们又要经历野兽般的战争,她们被死亡和地狱吓得惊慌失措、痛哭不止。
  已经有一个少年被杀了,一个老婆婆抱着尸体,把自己的头靠在尸体上放声恸哭。少年毫无血色的脸被仰放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无力地垂挂下来。老太太骨节粗大、满是皱纹的大手沾上了鲜血,她就用这手轻轻抚摸着少年的脸,失神地盯着少年毫无表情的面容,痛哭流涕。
  她们是昨晚起就呆在这儿的,还是看到我们进村后才逃到这儿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她们居然都抱着被子,难道被子对她们来说当真这么重要?
  有人把枪口瞄准了她们,我猛然制止道:“她们都是些女人,并不想逃跑,不要杀她们!”女人和孩子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去射杀这些善良的人们。
  六个年长的农民被带了过来。他们跪伏在地上请求饶命。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祈求,只听“呀”的一声,士兵的刺刀刺向其中一人。那人应声倒地。其他五人更是惊慌不已,一边本能地大叫:“大人!大人!”一边抱拳叩头不止。
  被刺倒的人痛苦地挣扎,手指在地上到处乱抓,一会儿,又被刺了一刀,他被刺了两刀后就死去了。只听见“呀!呀”的喊叫声在空中回荡,顿时地上传来一阵呻吟声,过后,六个人全都被杀了,他们都是老人。
  吐血声、愤怒的呻吟声和杀人时发出的喊叫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蟋曲的尸体和鲜血在朝阳中闪耀。他们不是残敌,而是些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通报残敌会来进攻,或是因为他们可能暗地里与敌军串通一气,再就是因为我们的战友被他们的同类杀伤了而无处发泄,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他们是一群无辜而又善良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哀求饶命。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是无法举起刺刀的,但有的士兵却毫无顾忌地挥刀砍去。
  是不是他们是勇敢的士兵,而我这样的人就是胆小鬼呢?
  如果他们现在处的不是一个没有生命危险,而是一个面临死亡的时刻,也能像现在这么勇敢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称这种人为残忍的人吗?
  残忍和勇敢是截然不同的。
  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
  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
  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
  难道他们是坚强的人,而我是怯懦者吗?
  重机枪瞄准那些四处逃散的农民,“哒哒哒”地扫射着,很多农民被射倒了。我们杀的都是些年迈体弱而无法逃跑的农民。
  不一会儿,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灿烂的朝阳照耀在挺拔的白桦林间。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树林里都升起了几缕炊烟。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起,这是在做早饭吧!狗停止了吠叫,枪声也停了,女人们的恸哭声没有了,死的呻吟和诅咒也消失了,早晨来到了。
  血染的大地上只有约三寸高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垠。这么一大片麦田,以后将会由谁来耕种呢?
  原来第二小队担任潞王坟站的警备力量后,首先就设立了治安维持会。潞王坟站本来有一个邮局局长的,小队一到车站,他就吓得逃命去了,过了几天后才找到局长,并把他召了回来,同时召集各村庄的村长,成立了治安维持会,由局长担任会长。
  邮局局长把他的家人全部带了回来,回到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开始担任起维持会长的职务来,村长们几乎每天都要送来鸡蛋、鸡、蔬菜等东西。
  就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下,敌军的间谍身着便衣,混在农民中进进出出,把我们的兵力、武器和警备状况摸得一清二楚。
  有一大,邮局局长出门之后就没回来,几乎每天都来的村长们也不见了踪影。局长过了一天也没回来。他的妻子和老母亲也走了,只剩下一个十八九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儿子。
  警备队员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变故。
  敌人在调查过袭击目标与兵力状况之后,伺机待发。在局长突然失踪后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左右,从山的那边传来了类似唢呐的喇叭声。
  敌人夜袭了!警备队员们马上一跃而起,在院子里集合。
  一颗手榴弹越过屋顶落在他们集合的地方。手榴弹就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了,导致数名士兵死伤。警备队员们爬上屋顶,拿起机关枪扫射。
  但这场交锋以警备队的失败告终。敌人出其不意地前来袭击,恣意破坏一番后,闪电般迅速撤退了。敌方没有受伤,而我方有人负伤了。
  荒井第二小队就是这样受到敌人的袭击,导致有人受伤,有人死亡。
  三月十七日。
  从彰德传来了消息:“我军以三十八联队的一个大队为主力,对一万五千名兵力的敌军展开进攻。敌军可能会从铁路方面逃跑,因此要加强警戒。”
  鉴于现在的驻扎地不利于警备,我们从局长家搬到了铁路工作人员的宿舍里。
  我被指派为侦察员,去附近的村庄侦察情况。当我来到昨天遭残杀的村庄时,只见有五个年过花甲的老爷子和五个老太太,以及一个孩子,蜷缩在阳光下,似乎被悲伤击垮了。
  年轻人被征入伍,壮年汉子被残杀,只剩下这些人了。他们遭受的打击,使他们再也不信神灵和宗教,他们呆滞的目光里没有一丝生气。
  因为要建防卫工程,我们决定把五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带回部队。当我们带走他们时,那些老婆婆只是满脸哀伤地与老头们告别,不哭不闹,并没有苦苦哀求我们高抬贵手,她们的眼中倾泻出的是悲伤绝望,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她们无法抗拒的。
  我们全力以赴赶建工程,布上铁丝网,挖战壕,掀翻那些没用的房子。从四处找来的苦力一共有十六个,他们白天干活,修防卫工程,晚上双手便被绑在背后,关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天一亮,绑在他们手上的绳子就被解开,而代之以十字镐和铁锹。
  这群无辜而可怜的农民,他们长期以来饱受军阀的压榨,过着艰难的日子。麦子收成又不好,农民们就这样代代过着贫困、可悲的日子。而今他们又要为战争带来的横祸而痛哭。
  这些背运的人啊,他们该想什么,又该恨什么,该诅咒什么呢?
  更何况他们每天一完工就要被关在地下室里。
  三月十八日。
  又传来新情报:“三万五千名学生军计划横渡黄河,进攻新乡。”
  我们都变得神经过敏起来。
  “在前方的山顶上,有两三个像是哨兵的人在走动。”傍晚时分,我军的哨兵报告道。
  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我们做好准备,以便随时应战。这时哨兵又来报告:“在东面的村子里,有十几个人像是在挖战壕。”
  我们一起出门察看。的确有十几个人在挖坑,是敌人吗?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们是在为前一阵被我们杀的人挖坟墓吧!”这倒有可能。那就是前一阵遭残杀的村庄。但小队长还是命令道:“打一发掷弹筒看看!”
  “距离六百五十。”
  “预备……”
  “嗵!”掷弹射了过去,“轰卤一声炸开了花,挖坑的十几个人顿时四处逃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就像放鞭炮惊吓路人的孩子一般,高高兴兴地笑着走回室内。
  就在我们吃晚饭时,哨兵又跑来报告:“刚刚挖坑的村庄里升起了火,可能是敌人进攻的信号。”
  情报不断传来。
  小队长召来各分队长,要大家做好应战准备,而且命令今晚要穿着军装睡觉。
  “这些混蛋果真要来了!”我们心头丝毫不敢有半点松懈,躺下等待,但那个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宿舍里有两个少年。一个是昨天征用来的,另一个就是邮局局长家那个年幼些的儿子,我们昵称他们为太郎。
  次郎。局长的儿子是太郎。
  太郎就像受伤的麻雀一般,满脸哀伤与忧郁,毫无生气。
  他本该和他哥哥一起被杀的。但念及他年龄幼小,就没杀他。
  我们认为邮局局长在与敌人内外勾结,这个代价便是他儿子的惨死。
  太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哥哥被杀的。自从看到亲骨肉在自己眼前血浆迸飞、悲惨死去之后,他就失去了生气,被悲伤击垮了。
  我们很想让这个可怜的少年恢复生气,就尽量待他和蔼一些。我们让这两个少年在我们床铺底下铺上草席睡觉,然后就等待着敌人的进攻。
  没多久,天亮了,太阳像平时一样升上地面。
  三月十九日。
  苦力们被从地下室带出来,吃了些残羹剩饭就又开始干活。鉴于目前的军情,我们得加快施工速度。为了视野开阔,不受任何阻挡,我们把局长家的房子也推倒了,还越过铁路装上了铁丝网。
  即便是一两个支那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都会绷紧神经。
  我们在作业时,有四个支那人从山顶上跑过。直觉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可疑。当即就有两三名士兵追在他们后面射击,但没命中。士兵向他们跑的方向追去。黄昏时分,他们抓了一头牛和二十只鸡回来了,口中叫道:“抓到匪贼了!”
  “匪贼”中的“头目”要留到几天之后,而“马前卒”第二大就被我们用来果腹了。
  傍晚,装甲列车停在我们的守卫处,中队长从上面走下来。中队长说:“后面的小山上也要设步哨!”
  小队长反驳道:“不行,在那儿设步哨很危险。”
  后面的小山离我们宿舍有段路,到那儿去必须越过铁丝网、巨马(日军的军队用语,特指用木材搭起来防止敌人侵袭的篱笆。)和拆掉房子后高高垒起来的砖头堆。晚上光线暗,只能看到一丈多的距离,要是敌人悄悄来袭,扔一个手榴弹,哨兵马上就会送命,根本谈不上报告敌情了。我们都认为在那儿设步哨是很不明智的。
  最后在宿舍后面的入口处又设了一个哨。
  明明有小队长,中队长干吗跑来检查警备状况,下达指令呢?小队长小声嘟囔道:“看来还是信不过我呀!”似乎颇有感慨。
  这个车站上有四名满铁的铁路人员,他们分别是自称九州男子汉的酒鬼站长,爱讲下流话的副站长,两个年轻的中学毕业的工作人员。
  晚上,中队长和小队长、站长、副站长一起喝起了酒。不一会儿,一瓶就见底了,第二瓶也空了。第三瓶只剩下一点儿的时候,站长和副站长都醉了。站长开始评论起荒井第二小队的警备状况,言语之间有一股不屑之意。
  我听了很气愤,走出房间对正在站岗的泷口上等兵说:“他们只是车站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力对军队的事、军人的事说三道四?他评论受伤的荒井少尉时,也太出言不逊了。”正当我怒气冲冲他说这话的当儿,中队长可能觉得我突然走出室外有些奇怪,就悄悄跟了出来。他对我讲了几句话,语气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叱责。
  回到室内后,中队长装出一副醉意,应和着那些车站人员聊了起来。一会儿,中队长对我说道:“东君,你可真会装呆啊!”
  “什么?装呆!凭什么说我在装呆!”我心里暗暗生气。
  这些毫不体谅他人的工作人员一直扯着嗓子喧哗,妨碍了我们的睡眠,我心里越想越气愤,就说道:“我们是保护你们的,必须在允许的时间内保证睡眠。你们也该安静一点了!”
  他们只答了一声:“对不起!”又唾沫四散,高谈阔论起来,毫无住嘴之意。
  最后,副站长拿出几本黄色书刊递给我们,说是有关作战的书。
  简直是混蛋。都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还兴致勃勃地看这种书?我打心底看不起他,把书扔了出去。
  回到休息室后,我翻出几天前收到的表弟英六君寄给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谁知一行也看不进。放下书去睡吧,却怎么也睡不着。
  三月二十三日。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命。
  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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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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