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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蒋介石下野


  1949年1月14日晚,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出门迎接。寒暄之后,便开始谈判。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要周北峰电报请示。傅作义回电称:“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就在这时,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信中写道:
  宜生吾兄勋鉴:
  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
  傅作义看罢信,笑了笑说:“请向总统致意,时到今日,一切全晚了。”
  蒋纬国道:“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思是,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
  “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邓宝珊、周北峰在通县谈判中,罗荣桓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次谈判只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对于绥远问题,将来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1月16日,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次日,邓宝珊带着林彪、罗荣桓给傅作义的一封信,回到北平。就和平解决北平的办法,信中写道:
  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由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0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上,而对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看完公函,又联想到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的与南京政府和平谈判8条:(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他对邓宝珊说:
  “我决定接受离城改编,由你转告解放军方面,就说‘傅作义已决意服从人民’。”
  邓宝珊道:“好,只要你同意军队出城改编,一切具体执行办法,由我们去细谈。”
  他俩商定后,邓宝珊去执行。
  蒋又给傅作义来了电报:相外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报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届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机着陆。次日,蒋机果然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军及装备成为梦想。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3)城市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6)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7)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8)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9)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10)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11)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12)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3)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14)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2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队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解放军举行正式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22日乘飞机到达石家庄,尔后改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们。傅作义向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傅作义畅谈起来:“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
  毛泽东在谈到对在战场上俘虏的原傅部人员的政策时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解,忙问:“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傅作义回北平后,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8月,毛泽东派傅作义、邓宝珊到包头促成绥远国民党部队起义。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拉去广州,遭傅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兼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职。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国民党江河日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提出与共产党谈判的建议,蒋介石不听,反而在1948年11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一次“破釜沉舟”的讲话,宣称:“抗战8年,‘剿匪’也要8年。”并声色俱厉地痛斥主和派即是向共产党投降,声称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陈布雷听了目瞪口呆,在整理记录时,想将其略去,蒋则坚持保留,这对陈精神上是个巨大的打击。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返回住所时脸色大变,一进门便问秘书,自己的脸色如何。秘书见他面颊灰暗无光,一副病容,便催他赶快吃饭休息。在饭桌上,他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对几个文秘人员侃侃而谈。从自己读书、考秀才、作记者、入参戎幕20余年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最后他深为感慨地说:
  “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
  他又郑重地告诉副官和秘书:“让我安静些!我需要休息。”他从此闭门谢客,在一天半时间内,从容地写完了一批遗书和杂记,然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获悉陈布雷之死,十分震惊,他在室内踱了几圈,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他对这个追随自己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一尘不染的人死去,痛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笔,颤栗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蒋介石已是黔驴技穷,为了争取美国对他的支持,派张群到华盛顿为之说情。但张群询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使告知,前往游说恐无济于事,张群只好作罢。虽给蒋介石浇了一盆冷水,但他并不死心,1948年11月间美国大选,蒋介石派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赴美,携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期杜威当选后对蒋之国民政府以更多军事和经费援助。不料选举结果偏偏是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之举十分恼火,蒋因此更加被动。蒋不愿看到美国人对他逐步冷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请美军将领来华指挥作战,让宋美龄去美作秦庭之哭,让张群去活动司徒雷登等等,但均无结果。美国“弃蒋扶李”决心已定。
  蒋要阻止共军过江,唯一可恃之兵仅剩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而蒋不下野,华中部队不仅不为蒋用,反会成为变生肘腋的祸源。蒋虑及这一点,深感恋栈下去,美国人的脸色也愈来愈不好看,不如择一时机,再来个“以退为进”的故伎重演,给桂系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自己则可得一喘息,退居幕后争取3至6个月时间,训练200万新兵,再行卷土重来。12月4日晚,蒋介石召见了曾做过李宗仁幕僚的吴忠信,要他准备接替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蒋说:
  “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李德邻上轿。”
  吴忠信当天就向李宗仁透露了这一信息。10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同李宗仁商谈蒋下野后问题,他们达成了非正式协议:
  1、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2、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4、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蒋介石见到此协议,怫然作色曰:“去便去耳,我一走开便算了,为什么要有协议,提出如此许多的条件呢?”
  蒋介石下野之议无形停顿,李宗仁急欲上台之情按捺不住,他让吴忠信转告蒋:从反共来说他与蒋的利害是一致的,他的成败,与蒋氏息息相关,希望蒋能信任他,放手让他干去。幸而挽回危局,不但是国家之幸,蒋个人对国家、人民也有个好交代。然而蒋毫无反映。白崇禧愤然表示:“如果局面还是不死不活,我要将军队拉回广西再说。”李宗仁也认为时局阽危,不容坐视,决计与白联合采取行动。
  12月24日,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发出“亥敬”电:
  介公赐鉴: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始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重20余年,当兹危机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的通电虽然语气和缓,但驱蒋的态度咄咄逼人。李宗仁在京通过甘介候等人也公开亮出了“和平主张”的5项要求:
  (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离30里;(5)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李宗仁明确提出:“总统下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蒋介石看了“5项要求”,愤然说:“他李宗仁做副总统是华盛顿撑腰,他今天逼我下台也是华盛顿撑腰,娘希匹,打狗要看主人面,现在他们却在放狗咬人,实在可恨极了!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权,太可恨了!”
  蒋介石正在骂人,秘书慌慌张张地送来一份急电,蒋介石打开一看,不料是程潜发来的“艳电”:
  介公惠鉴:
  腊鼓频催,又逢残年;局势恶劣,非言可喻!生灵涂炭,变本加厉,今日之下,惟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退职,不能顺利进行也!以吾公一人之退职而换得中国之救。
  白崇禧邀请湘、鄂、赣、豫、桂5省参议会会长去汉口,成立了“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蒋氏“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
  12月30日,白崇禧又给蒋介石发出“亥全”电: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平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试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退请趁早英断。
  桂系急欲上台,蒋介石不能不吭声了。他借除夕夜邀请李宗仁以及五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官邸餐叙。蒋介石满腹愁肠,但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就坐。大家面色阴沉,表情忧郁,既无谈笑之声,也无碰杯之兴,好酒好菜,哪里还吃得下。饭后,蒋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起面孔,似乎十分恼火。
  在讨论时发生争论,蒋介石更加恼火。他愤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李宗仁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1949年元旦,蒋介石给白崇禧拍去一电:“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白崇禧不仅不“持以宁静”,反而活动得更加厉害。河南、湖北省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尤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措词激烈,有“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武汉街上处处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蒋闻白态度日趋激烈,乃于1月3日赴李宅,要李、白以大局为重,让他有余裕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然而李、白进逼更甚。市上复传“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等流言。蒋介石担心迟迟不去,势必激起事变。到时不仅于事无补,局面也将不可收拾。便派蒋经国去上海,命令将中央银行的3000万元银元和92万两黄金、蒋介石私人的4200两黄金,移存台湾。过了两天,又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布设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1月14日,蒋介石看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认为这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于是马上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在人事上,也重新做了部署,把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他的心腹将领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命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蒋介石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
  蒋介石还特别授权他的特务机关“中统”对不受蒋介石领导者予以“制裁”。为实行这个恐怖计划,秘密成立了14个“特派队”,由特务头子刘芳雄负责。“特派队”于1月19日在上海大逮捕。特务机关决定,将重要的“政治犯”迁往华南,情况紧急时可予以枪杀。
  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宣布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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