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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将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这段路程有5,200俄里。在电报线路从乌拉尔山脉延伸到东部边界西伯利亚之前,电报传达的信息是由信使们传递的。从莫斯科达到伊尔库次克,行动最快的人也要花去18天。但这只是例外。即使沙皇的信使们可以自由使用各种交通工具,通常来说,要穿越俄罗斯的亚洲领地也需要四五个星期。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是条好汉,他既不惧怕冰霜也不畏惧风雪。他很喜欢在严冬季节出门。这样他可以全程用雪车行驶。有了这个工具,严冬这个季节里其他交通工具可能面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大雪之后的平原一马平川,不要过河渡水,只是遍地冰封。雪车在上面行走又快又容易。
  在那个时节在这平原上行走,某些自然现象可能是最令人害怕的。比如持久不散的浓雾,极度的寒冷,令人恐惧的暴风雪,这种暴风雪有时甚至能封住整个大篷车,使之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成千上万的饥饿的狼群在平原上游窜觅食。但是对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来说有这些危险还好对付一些。因为在这寒冬时节,鞑靼入侵者一定已进驻城里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捞掠,但绝不会跑出城外到平原上来;而且部队此时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而米歇尔一定能轻而易举地走完这段路程,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否选择他所喜爱的天气和所适合他的时机却由不得他。不管天气和时机如何,他都只有听之任之,出发起程了。
  这些就是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曾勇敢面对过的和即将面临的诸多困难。
  首先,他不能像平时那样以沙皇信使的身份出行。他绝不能让任何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在叛乱区里密探云集,如果他被人认出来,执行任务就有危险了。虽然基斯沃夫将军给了他一大笔钱,这笔钱作他的旅途盘缠是足够了,还能多少为他执行任务提供便利,但是基斯沃夫将军没有给他任何可以证明他是为国王办事的文书。这样的文书如果有的话,他所到之处方便之门一定会向他敞开。但他得到了“波多罗依那”,对此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波多罗依那”是签发给居住在伊尔库次克的名叫尼古拉斯·科巴诺夫的商人。它准许尼古拉斯·科巴诺夫在必要时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人陪同,并且在有特别通知时,在莫斯科政府禁止外国人离开俄罗斯的情况下,这份文书就可以为他派上用场。
  “波多罗依那”也就是使用驿马的许可证。但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不会轻易使用它,除非他能肯定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的身份和任务产生怀疑。这也就是说,在欧洲这片领土上使用它时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那么最终到西伯利亚,当他要穿越叛乱区时,他就再没有权力可以支配了,不论是在优先别人选择马匹上还是在个人调用运输工具上他都无权过问了。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也不会忘记自己不再是一名信使,而是一名名叫尼古拉斯·科巴诺夫的普通商人,要从莫斯科去伊尔库次克。作为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他将面对各种困难和障碍。
  以不为人知的身份出现,动作要迅速一点,但不在乎用什么方法。这就是上级对他的指示。
  30年前,一位高官出门须由200多名哥萨克骑兵、200名步兵、25名巴斯基尔骑士护送,还得带上300头骆驼、400匹马。25辆马车、两艘便携船及两门大炮。这些都是到西伯利亚旅行必备的。然而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既没有骑兵,也没有步兵,更没有驮重物的牲畜。条件许可时他会坐马车或者干脆骑马赶路。如果不行,他就步行。
  开始的1,500俄里路,也就是从莫斯科到俄罗斯边境的路程,走起来很容易。铁路线、邮车、蒸汽机船、驿站马,这些工具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因此沙皇的信使也能自由使用。
  于是,7月16号早上,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及时赶到了车站,准备乘第一班火车。在此之前他已脱下制服,背上背着一只大包裹,一身简朴的俄罗斯服饰装扮:他上穿一件紧身上衣,腰扎农夫常用的腰带,下穿着一条在膝盖处收紧的宽大的裤子,脚穿一双长靴。他没有携带武器,至少外面看不出来,但他腰带里藏了一把左轮手枪,口袋里有一把大刀子,既像短刀又像土耳其刀。用这样一把刀,西伯利亚的猎人可以干净利落地解剖一头熊丽丝毫不损伤那珍贵的皮毛。
  一群要出门旅行的人聚集在莫斯科车站。俄罗斯铁路线上的车站总是人们会面的地方,不仅那些要坐火车的人可以碰面,而且来送行的朋友也可以。那里汇集了各种不同的人。从这一点看,车站确实像一个小型新闻交汇所。
  米歇尔上了车找到位子坐下来,这辆火车将载他去奈尼—诺夫哥洛,那时候这条铁路只修到那里,但最终铁路将通到俄罗斯边境,把彼得堡连接起来。这条路程约有400俄里,火车要行驶10个小时。到了奈尼—诺夫哥洛后,斯特罗哥夫将根据情况,走陆路或坐伏尔加河上的蒸汽机船尽快抵达乌拉尔山脉。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坐在角落里,就像一位生活中一切都很顺利的可敬的公民。他只想用睡觉来打发时间。
  但是车厢里并不止他一个人,所以睡觉时只能睁一眼闭一眼,还得竖起两只耳朵听身边的动静。
  事实上关于吉尔吉斯部落造反叛乱和鞑靼人入侵的传言早已传开了。车厢里碰巧与他同行的旅伴们在谨慎谈论着这件事,俄罗斯人都习惯于谨慎行事。因为他们知道密探们时刻在注意观察人们可能在言谈中流露出来的叛逆神色。
  这些乘客,跟车上大部分人一样是去奈尼—诺夫哥洛著名集市赶集的。火车是个各路人马汇集的地方,这里有犹太人、土耳其人、哥萨克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卡尔美克人等等。但几乎人人都说俄语。
  他们发表着对发生在乌拉尔以南地区严重事件的赞同与反对意见。那些商人似乎担心政府会鉴于目前局势采取限制措施,尤其是在那些靠近边境的地区。而这些措施必然会使当地商贸受损。
  必须承认这些自私的人只从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也就是看待对叛乱的镇压和对侵略的抗争。因为制服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如果一个身穿制服的列兵出现,就一定能让在场的这些人闭上嘴。但是在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所坐的这节车厢里,没有一个人会让人猜疑成军人。而这位沙皇的信使也绝不会暴露身份。他一直在听别人说话。
  “他们说大篷车茶叶涨价了。”一个波斯人说。从他头上戴的阿斯特拉汗皮帽和那一身褴褛的宽大棕色长袍,一眼可以看出他是哪里人。
  “不用担心茶价会下降。”一位年老的犹太人一脸阴忧地说,“奈尼—诺夫哥洛市场上的茶叶将很快被西方人一扫而空。但不幸的是波克哈拉地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什么!你在等波克哈拉来的货吗?”波斯人问道。
  “不,是撒马尔汗来的。那是有风险的。从基发到中国边境地区,要指望起兵叛乱的国家出口商品是不可能的。”
  “那么,”波斯人说,“如果地毯运不来,钱也就汇不到了,我想。”
  “利润呢?天哪!”那个年青一点的犹太人惊呼,“你没把它当回事吗?”
  “你说得对。”另一个旅客说,“中亚运来的货在市场上很有可能降价,撒马尔汗的地毯、东方运来的毛织品、牛羊脂和披肩也将同遭厄运。”
  “嘿,小心,老兄!”一个俄罗斯来的人用嘲弄的口气说,“如果你把披肩放到牛羊脂一起,你就会把那些披肩弄得满是油污。”
  “那就使你开心了。”一个商人尖刻地回答。他对这种玩笑毫无兴趣。
  “那么,如果你扯头发,或在头上撒一层灰,”那名旅客说,“就会改变事态吗?不,改变不了的,任谁都一样。”
  “很容易看出来你不是商人。”年轻的犹太人说。
  “真的不是,是亚伯拉罕的好子孙!我既不卖蛇麻于,也不卖凫绒被,也不卖蜜、蜡、大麻子、盐、肉或鱼子酱、木材、羊毛、缎带、大麻、亚麻、摩洛哥山羊皮……”
  “那你收购这些东西吗?”波斯人问,打断了他列举的那一长串东西。
  “尽可能少买,只买来自己用。”对方眨了眨眼回答。
  “他是个爱说笑的,”犹太人对波斯人说。
  “要不就是密探。”波斯人压低声音说,“我们大家最好小心,能不说话时尽量别说。这个年头警察也没有个什么特别的模样,能让人一眼看出来。有时真不知自己是和谁在一起。”
  在车厢的另一角,人们更多地在谈论鞑靼人入侵及其引起的令人讨厌的后果,而没有谈什么生意。
  “西伯利亚所有的马都要征用。”一个人说,“中亚各地区之间的通讯将出现困难。”
  “是的。”坐在他旁边的人说,“中部族的吉尔吉斯人和鞑靼人携手合作了,是真的吗?”
  “据说是。”那人低声说,“谁能自以为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听人说部队已在边境集结,哥萨克人已在伏尔加河沿岸聚集,他们要与叛乱的吉尔吉斯人对抗。”
  “如果吉尔吉斯人顺厄尔替失河而下,去伊尔库次克的路线就不安全了。”他旁边的人说,“昨天我想发封电报去克拉斯诺雅斯克,却发不出去。我担心不久鞑靼军队就会封锁东西伯利亚。”
  “简单地说,我的老兄,”第一个开口的人说,“这些商人担心生意是完全有理由的,马匹征用后,他们还会征用马车、船。一切交通工具,直到有一天大家在这个王国里都寸步难行为止。”
  “奈尼—诺夫哥洛的集市虽然开始很辉煌,但我担心结果会不如开头那么好。”另一个人边答话边说。“但俄罗斯疆土的安全和完整是最重要的。生意毕竟只是生意。”
  如果说这节车厢里人们谈论的话题没有什么改变——说实在的,其他车厢里也如此——总的说来人们都很谨慎。当他们偶尔谈论到事实以外的内容时,他们也绝不会高谈阔论去推测莫斯科政府的意图,或者去横加指责。
  一个坐在车厢里靠前部的乘客对这一问题谈论颇多。这个人很明显是个异乡人,但善于观察判断。他问了很多问题,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闪烁其词。令车上其他乘客厌恶的是他打开车窗,并不时探头出去。沿途的景色他是饱览无遗,但人们都不愿告诉他对事情的真实看法。他向人询问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地方的名称,它们在什么地方,那里经营什么生意,出什么产品,有多少居民,平均死亡率有多高等等。问到的情况他都写在一个已经记录得满满的小本子上。
  这就是那个记者阿尔西德·嘉力维,他之所以提出这么多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就是希望从这些答案中为“他的堂姐玛德琳”了解一些有用趣的真相。但是很自然地,人们把他当成了密探,因此他没听到一句人们关于当前大事的评论。
  他发现自己对鞑靼人入侵的消息一无所获,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乘客们十分谨慎,绝口不谈政治问题。”
  当阿尔西德·嘉力维这样详细地记录他的旅行印象时,他的同行,在这列火车的另一车厢里,为了同一个目的专心地进行各种观察活动。那天,他们在莫斯科车站并没有碰到。而且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也出发去战争爆发地区实地采访。哈里·布朗特很少开口,但却在认真地倾听。他并未像阿尔西德·嘉力维那样引起旅伴们对他的怀疑。他没被人看成密探。因此他的旅伴们无拘无束地在他面前闲聊,甚至谈论到一些大多数场合下他们都会谨言慎谈的事情。就这样这位《每日电讯》的记者有了机会来探寻这些去奈尼—诺夫哥洛的人们到底对新近发生的这些事件看法如何,以及中亚的商贸转运受到了多大的威胁。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将他颇为正确的评论记录在本子上。
  “我的旅伴们焦虑不安,人们谈论的只有战争,他们非常自由地谈论战争,那种自由让人惊讶,就好像战争已经在伏尔加河和威斯杜拉河之间爆发了似的。”
  《每日电讯》的读者们消息也很灵通,丝毫不比阿尔西德·嘉力维的堂姐差。而且,哈里·布朗特坐在车厢左侧,他只看到一片山峦崎岖的地带,他根本没费神朝车身右边看一看那片广阔的平原,他用英国人特有的自信继续写道:“莫斯科到乌拉底米尔这一带路程峰峦起伏。”
  很显然,俄罗斯政府打算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在帝国内部可能发生的突发事变。叛乱还没有蔓延过西伯利亚边境,但对离吉尔吉斯很近的伏尔加地区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
  警方目前还没有掌握伊凡·奥加烈夫的任何线索,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叛徒是在把外国人招引进来为他泄私怨,因而又重新加入弗法可汗一边,还是他自己企图在此时各路人马云集的奈尼—诺夫哥洛辖区煽动叛乱。也许在这些涌向大集市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卡尔美克人中,他已指使特务去唆使人们在国内发动叛乱,这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实际上这个国土面积达4,740,000平方英里的大帝国并不像西欧国家那样成分单一,这个大国由许多民族组成,难免会有很多差异。俄罗斯在欧洲、亚洲及美洲的版图,东起东经15度,西到西经133度,跨越经度近200度,南起北纬38度,北至北纬81度,跨纬度43度,居住着7,000万人口,一共有30多种语言,毫无疑问,以斯拉夫人为主,有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古兰达人,除此以外,还有芬兰人、拉布兰人、爱沙尼亚人以及其他几个其名称很难正确发音的北部部族,以及帕美亚卡人、德国人、希腊人、鞑靼人、高加索部族、蒙古、末尔美卡、撒摩亚、堪察加及阿留申部族等,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如此广袤的国家要维持完整统一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只是通过时间的作用再加上一代又一代君主的智慧才做到了这一点。
  尽管这样,伊凡·奥加烈夫时至此刻还是设法逃脱了搜捕,很可能他又加入了鞑靼人的军队。列车每到一站都会有检查人员上前盘查旅客,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详细检查,因为这些检查人员奉警察长之命正在搜捕伊凡·奥加烈夫。实际上政府确信这个叛徒还不可能逃离俄罗斯在欧洲境内的领土,如果某位乘客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他将会被带下车去到警察局说清自己的身份。而此时,列车将继续向前驶去,没有人会去理会被抛在身后的那个不幸的人。
  俄罗斯警方做事十分武断,跟他们争辩绝对没什么用。这些警察都授予了军衔,所以做起事来就颇有军人作风,再说谁又可以犹犹豫豫不执行沙皇下达的命令呢?沙皇有权在他发布的命令前加上这样的套语:“奉天承运,统治全俄罗斯、莫斯科、基辅。乌拉底米尔、诺夫哥洛的至尊君主,喀山和阿斯特拉汗的沙皇,波兰的沙皇,西伯利亚的沙皇,托里克半岛的沙皇,斯摩斯克省、立陶宛、伏楔尼亚及芬兰的国君,爱沙尼亚、立福尼亚、柯尔兰以及毕亚里斯托的塞米加里亚、卡立里亚、苏格里亚、白尔姆、维亚卡、保加利亚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君,奈尼—诺夫哥洛、切米哥夫、利亚赞、波洛兹克、罗斯托夫、加诺斯拉伏、别罗则斯克、乌多利亚、奥布多利亚、孔地尼亚、维切普斯克、斯特斯拉夫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极北区的统治者,爱福利亚、卡他利尼亚、克鲁兹尼亚、卡巴地尼亚及亚美尼亚的君主,车其斯省及那些山区等地的世袭君主宗王,挪威的帝王,谢斯维格一霍斯庭、斯托马恩、迪特马森和奥登堡的大公。”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肩上的纹章上刻着一只叼着节杖和金球的双头鹰,鹰的四周是写着诺夫哥洛、乌拉底米尔、基辅、格山。阿斯特拉汗等地名的饰盾,再环以圣安德的勋章环,最上面是一顶皇冠。
  至于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他的文书证件很齐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他没有受到警方的怀疑。
  在乌拉底米尔车站火车停了几分钟,这时间似乎足以让《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从物质和精神两个角度对这座古代俄罗斯的都城进行方方面面的观察。
  在乌拉底米尔车站又有很多人上了车,其中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米歇尔·斯特罗哥夫这节车厢的门口。这位沙皇的信使对面正好有一个空座位,女孩把一只似乎装着她所有行李的朴素的红皮旅行包放在身边,在那个空座位上坐下来,坐下以后她一直垂着眼帘,甚至没有瞧一瞧这些碰巧与她同行的旅伴们。她在准备着应付还要持续几个小时的路程。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忍不住仔细地观察这位新来的旅伴,因为她坐在那里背对着引擎。米歇尔甚至主动提出把他的座位让给她,这个座位比她自己的好,或许她很想换,但她却只微微低了一下那优美的脖子,谢绝了他的好意。
  这个年轻姑娘看上去大约十六七岁,她那典型的斯拉夫式的面庞略显朴素,但确实很迷人。如果再过几年,她就会出落得漂亮而不只是好看了。她头上戴的那块方巾下,一绺绺浅金色的头发从里面垂落下来,她的眼睛是棕色的,柔和的眼神之中表露出温顺的性格。她脸蛋白皙但略显瘦削,她鼻梁挺直,鼻翼微微翕动。她的唇部线条很好,但看上去似乎她长久以来已经忘记了该如何微笑。
  这位年轻的旅客身材高挑,甚至那罩在她身上朴素而宽大的外套也掩饰不住她优美的身段。照讲,她还是个年轻姑娘,但她高高的额头及其清秀的轮廓给人的印象是她确实是个思想独特的人,这一点米歇尔·斯特罗哥夫绝没有看走眼。很显然,这个年轻的姑娘过去经历了许多坎坷,而展现在她面前的前途也并不会光辉灿烂,她知道该怎样与生活中的波折做斗争,这一点丝毫不会使人因为她过去的坎坷和未来的渺茫而对她失去信心。很明显她的活力既迅速又持久。但她的冷静,即便是在那些男人们都可能屈服让步或失去自控的情况下也不会改变。这就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她第一眼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由于米歇尔·斯特罗哥夫自己充满活力,所以很自然地被她脸上的那种特有的气质所打动了。虽然他很小心,不让自己老盯着这位身边的乘客看,以免引起她的厌恶,但他还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她。那位姑娘穿的衣服朴素而得体,显而易见她并非出身豪门。但她的衣着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疏漏之处。她所有的行李都装在一个上了锁的皮包里,但因为没有地方放,她只好放在自己的腿上。
  她穿着一件长长的深色斗篷,在脖领处优雅地系了一个蓝色花结。斗篷里面,穿着一条短裙,也是深色的,套穿在长及脚踝的长袍上。长袍的下摆裙边装饰着简单的绣花。她那小巧的脚上穿着一双精致厚底的半高帮的靴子,好像是为了长途旅行而特意挑选的。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通过细致的观察能辨认出她的服装具有立福尼亚服装的风格,而且他认定这位旅伴是波罗的海地区人。
  但这样一个还需要父亲照料兄弟呵护的年轻姑娘一个人到底要到哪里去呢?她是不是从俄罗斯西部地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呢?她只是去奈尼—诺夫哥洛,还是她的旅途终点在帝国东部边境以外的地方呢?会有亲人朋友为她接车吗?或者正相反,她在城里也跟在车上一样孤独,不与外界来往,因为她认为在这车上没有人关心她。这可能吗?完全有可能。
  事实上,这个年轻姑娘在孤独中养成的孤僻性格在她的行为举止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她走进车厢时脸上一副准备应付长途旅行的神态,她没有打搅周围的人群,她不让自己给任何人造成麻烦,这一切都显示出她已习惯于独处,只依靠自己。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饶有兴趣地望着她,但他自己却保持缄默,并不找机会接近她,虽然在到达奈尼—诺夫哥洛之前还要在这车上打发好几个小时。
  只有一次,坐在姑娘身边的那位谈到牛羊脂和披肩时轻率鲁莽地评论了一大堆的那个商人睡着了,当他那左摇右晃的大脑袋不时威胁到那个姑娘时,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毫不客气地叫醒了他,告诉他应该坐正些,坐的姿势要多考虑别人。
  那个商人性格粗鲁,叽里咕噜地对他发牢骚说什么:“不关你的闲事就不要管。”但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严厉地瞪了他一眼,那个人就乖乖地靠到另一边去了,因而使那个年轻姑娘不再受到那令人不快的近邻的干扰。
  那个姑娘对米歇尔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但那目光中流露出谦和的谢意。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这让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对那姑娘有了一个准确的了解。在距奈尼—诺夫哥洛车站12俄里的铁路的一个急转弯处,火车很剧烈地晃动起来,然后一下子冲到路基斜坡上。
  车上的乘客们都被震得纷纷东到西歪,车厢里到处都是喊叫声,一片骚动和混乱。这是开始时造成的影响。人们都担心出了什么紧急事故,因此在列车停下来之前,就有人打开车门,惊慌失措的旅客们一心只想逃出车厢,跳到铁路线两边避险。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马上想到了那个年轻姑娘,她所在的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一边尖叫着挣扎一边往车厢外跳时,她却安静地坐在原处,脸色没什么变化。
  她在等待,米歇尔·斯特罗哥夫也在等待。
  她根本没有打算离开车厢,而他也一动未动,两个人都保持沉默。“坚定的性格!”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想。
  然而危险迅速过去了。刚才车身的震动是因为行李车厢挂钩断裂引起的。然后,列车突然停了下来,于是车身从路基顶部跌落到沼泽地里去了。这里耽搁了一小时,最后铁路线清理妥当了,列车又继续前进,晚上8点半到达了奈尼—诺夫哥洛车站。
  在人们准备下车之前,警方检查人员已来到门口开始检查乘客。
  米歇尔·斯特罗哥夫出示了他的以尼古拉斯·科巴诺夫的名义开具的证件波多罗依那,因此他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车上的其他乘客,他们都是到奈尼—诺夫哥洛的。幸运的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轮到那个年轻姑娘了,她出示了一份背面盖着私人印章的许可证,那个印章似乎属于某个特殊人物,检查人员仔细阅读那张许可证,然后对照许可证上所描述的特征仔细地审视这位姑娘,他问:“你从里加来吗?”
  “是的。”年轻姑娘回答。
  “你要去伊尔库次克?”
  “是的。”
  “从哪条路走?”
  “从白尔姆。”
  “好!”检查人员答道,“记住去奈尼—诺夫哥洛警察局签好你的通行证。”
  这个年轻姑娘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听了这一问一答,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怜惜。什么!这个年轻姑娘只身一人,前往遥远的西伯利亚,而且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除开一般旅途中的危险之外还加上外敌入侵所带来的各种危险!她怎样才能到达那里?最终她会怎么样呢?
  检查结束,车厢门打开了。但米歇尔·斯特罗哥夫还没来得及走过去,这个年轻的立福尼亚姑娘就第一个下了车,消失在车站月台拥挤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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